作者 杨之
小时候爱看《沙家浜》，路再远也要跑去看，一遍又一遍地看。只是觉得好玩，尤其是刁德一。谁写的，并不去关心。稍大，才知道作者是汪曾祺。
后来，又看了《大淖纪事》、《受戒》等小说和散文集《蒲桥集》，才知道汪曾祺是个大作家，名气很大很厉害的！由此，便觉得见汪曾祺是一种奢望。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正上着文学史课，几位同学递过话来：汪曾祺今晚来北大讲课，去不去瞻仰一下？去！
课后，匆匆打发了晚饭，就赶往“二教”。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后，在一片掌声中，一位头戴瓜皮帽、手提棕色文件夹、远远看去肤色稍黑、下颚稍尖的瘦弱的小老头，由几位同学“开道”走上讲台。他先燃着一支烟，然后看了看黑板上的字，笑着，慢慢读出声来：“散淡人生——从文学的语言说开去。这题目太大啦，我哪敢谈什么文学的语言哟！还是把副题擦去吧。先声明以下，我可不会讲课，不要看我拿着个小文件夹象模象样的，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烟。”台下一片掌声。
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讲课很幽默。他在谈到为何写作为何读作品时说，有的人写作是为了生计，我写作是因为从小学六年级起数学不及格。读初中时，我们有个老师他希望我做建筑师，可我数学不好。我觉得文字很好看，就想学写作。后来受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先生的影响，就开始搞写作。
汪曾祺强调作家应对社会负责，有社会责任感。他说：我感觉人活着是美好的，人应该做个很美的人。我写作就是证实我的存在。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其余的，吃饭、睡觉，只是必须条件。
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给读者以向上的感觉，使人成为健康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趣味比较高的人，一个在精神上文雅的人，而不是个蹩脚的人。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美好一些，更有点诗意些，能够远离俚俗，远离粗野。
汪曾祺在谈到文学的语言时，强调了四个特性。即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他说：过去在谈文学的语言时，一般都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要素之一，很多人都把语言看作是形式的东西，手段的东西，我认为语言就是内容，语言与内容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闻一多先生认为文字不仅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我同意这种观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世界上没有一种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一种没有思想的语言。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高低，首先是它的语言的好坏高低。语言差，作品一定也很差。因为作者所表达的东西都包含在他的语言里。
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因为作家的语言是全部思想感情的总汇。语言是个文化现象。如今的语言都是在前人的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无一字没有来历。语言总是有来历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作者的文化积淀越丰富，他的语言就更有余味，更有嚼头，更有味道。
汪曾祺还主张作家应该多读书。他说，我同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意王蒙的“作家学者化”。书读的多，语言就丰富些。他还强调作家应重视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他说他在陕西的时候，一次和农民一起走路聊天，他惊奇地发现，那个农民一路上“没讲一句散文，全是诗。”汪曾祺说：“民歌基本上都是情歌情诗，一个不熟悉中国民歌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在谈到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时，汪曾祺说，只表现字面意的语言不是好语言，能表现题外意的语言就是好语言。写作时，要少写点，不要写的太满，让读者能感觉到。好的语言能够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少写是写得好的重要前提。
好的语言是活的是流动的。不象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而应该象一棵树一样长出来的，一枝动百枝摇，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写文章不要想一句写一句，应该在写第一句时就想到最后一句。基本功是要把每个句子都写好。
汪曾祺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谈起沈从文，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汪曾祺讲课，思维活跃，思路敏捷，多次激起大学生们的掌声。
（此文据当时听课记录写成。1992年11月汪曾祺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校友作家讲习班上，作了题为《散谈人生》的文学讲座。当时人头攒动，掌声不断，盛况空前。地点在原北京大学第二阶梯教室）
（原载1993年8月27日《语文报·七彩月末·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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