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
周梅森1956年出生，原是徐州韩桥煤矿的一名矿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涉文坛，在地球深处憧憬文学的未来，在浩瀚煤海积蓄文学的能量，从深深巷道走向文学的高峰。现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一
他从14岁时就开始下井，干过采煤、掘进、运搬、通风、机电安装。矿工井下艰辛劳作的亲身体验，贾汪矿区特有氛围的耳濡目染，使他渐渐明白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鄙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索取，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他是这样描绘煤矿的：“一个被沧海桑田之变埋葬了的世界，那个世界在亿万年以前也曾有过美妙的好时光。也曾充满蓬蓬勃勃的生命。也曾被我们头上的那颗相同的太阳照耀过。这地下丰厚的煤田便是由那些构成森林的树木演变而来的。我曾借着镀灯明亮的灯光，细细地观察那印在煤壁上的树叶和树木纤维的清晰可见的痕迹。我由此而相信了关于我们这颗星球历史的科学。”
他是这样表述第一次下井感受的：“……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不是置身在三百米井下，我的头上也并没压着一层层花岗岩、黄岩、火成岩。甚至认为，我从未离开过我少年时代生活过、依恋过的大地和那永远属于我的太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头上的镀灯太阳似地悬在远古时代的空中，照耀着深深地下的这块被沧海桑田之变扭曲了的森林和大地。有时，我似乎能听到远古森林中鸟儿的鸣叫;有时，我似乎能看见那蛮荒旷野上疾驰嚎叫的兽群。然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森林变成了煤炭，旷野变成了岩层，那个时代的大地失落了。我象个在远古时代的森林中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对着这令人怅然，令人惊讶，又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切，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历史的博大、深沉。”
煤矿的生活感受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烙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上。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萌动：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奉献给社会。
他从14岁开始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到24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整整10年!他自己给这段时间下的定义是“挣扎期”。这10年中他写了100多万字的废稿，其中有3部长篇小说。这使劳飒想起“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他也是从小开始写作，一直写到30岁，才在一人多高的废稿上发表了成名作《羊脂球》。这说明人要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有个过程，在正确的结论没有形成之前，失败当然会不断出现，但失败往往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正如爱迪生所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有价值。”要是没有这“十年磨一篇”的精神，周梅森也许就不成其为周梅森了。
二
随着这10年“挣扎期”的结束，周梅森进入了“成功期”。1983年，24岁的周梅森经李瑞林、袁庆南老师的推荐，到南京《青春》杂志社学习。当时《青春》主编斯群同志慧眼识才，将很有潜质的周梅森正式调进《青春》当编辑。周梅森由此从矿山走进省城，迈进了新的人生阶段。他雄心勃勃地将“30岁之前成为全国一流作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是恃才自傲吗?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他26岁就发表了成名作《庄严的毁灭》(1985年)。随之，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1986年)、《国殇》(1988年)、《大捷》(1988年)、《红粉之战》(1992年)，长篇小说《黑坟》(1987年)、《重轭》(1990年)、《神谕》(1990年)、《沦陷》(1992年)、《此夜漫长》(1992年)等一批在中国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相继问世。
评论家大野、北帆在专论中写道：“周梅森向当代文坛展现了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部系列小说以苍凉遒劲的笔调，勾勒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一幅独特的生活画面，流动在画面之中的是一种沉沦与毁灭，崛起与喧闹的历史形象和声响，呈现了宏阔深沉的史诗风格和庄严崇高的悲剧力量。”周梅森说：“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土地，属于我的题材，属于我的叙事风格。我开始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躺在别人怀里看世界了。世界在我眼里也不再是浩渺无际的了。”
1995年，周梅森从南京回徐州挂职锻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凡在徐州南郊宾馆采访了他。20世纪七十年代，周梅森还在韩桥矿工作的时候，沙凡在夏桥工人文化宫见过他。很年轻，身材匀称，皮肤很白，头发黑而亮，鬓脚长长的，眉毛浓浓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帅男”。在南郊宾馆采访他时，与十几年前在韩桥矿所见相比，仍然那样年轻英俊、潇洒倜傥，只是才气更加咄咄逼人了。交谈之中，他思路敏捷、表达缜密，不失著名作家之风度，但讲到动情之处，妙语连珠，一溜排比句式，再加上手势辅之，又仍然是矿工之气韵。
年轻时的周梅森
沙凡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他问周梅森：“你从二十几岁起就写出了那么多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的新历史小说，而且构建宏大、气势磅礴，无论是故事情节、战争场面、人性搏斗、氛围营造、人物形象、人物语言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吻合，笔法遒劲老道，使得一些初读你作品的专家学者误认为你是个老作家，发出‘周老先生功力不凡’的感叹。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周梅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想象，是文学之鸟的翅膀。如果离开了想象，文学创作确实不可想象。屠格涅夫在创作《父与子》的过程中，曾为书中主人公巴扎洛夫写了两年的日记，这就是想象的魅力。周梅森有没有为他的主人公写日记，劳飒不知道，但为了使自己塑造的形象真实而富有生命、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在无穷尽的想象空间驰骋遨游，去设想人物的举动，去揣摩人物的言行，去设计人物的命运……周梅森的想象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经过生活的严格求证的想象。他向劳飒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写一个民国初年军队的团长，大的情节姑且不论，当时的团长是什么军阶?使用何种规格的枪械?是骑马还是坐轿?穿着何种样式、颜色、质地的军装?一个团的编制有多少人?等等细节，都必须考证清楚才能下笔。虽说不一定达到‘崔杼杀其君’的程度，但也不能将野鸭当鹘鸟、似是而非。” 劳飒由此想到，偌大的一片森林沉沦后最终只能形成一块很小的煤炭，周梅森创作了那么多大部头历史小说，他需要查阅多少历史资料、写下多少卡片?这个问题只有周梅森自己能够回答。
周梅森曾几次放弃组织上送他上大学的机会，不是他轻视知识和高等学府，而是看不惯当时“文凭热”中夹杂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不想随波逐流。他十分崇拜、效仿高尔基、安徒生那样以社会为大学、以生活为导师的著名作家。
最后，沙凡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梅森笑着回答说：“我处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文学界有这样的现象，有时万马齐喑，有时群星灿烂。文学活动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中途肯定有些人被淘汰。我在30岁之前想当全国最优秀的作家，30岁之后又想到‘贵在参与’，我投入了，我尽力了，后人自有评价。”回答得很机智。是啊，叫他自己怎么说啊，那年他才36岁。
三
周梅森对徐矿有感恩之心。据他回忆，当他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煤乡怒火》时，徐州矿务局宣传处的袁庆南老师热情地帮他分析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袁庆南老师离开徐州去南京开会时，还给周梅森写下近万言的长信，关心他的创作。还有李瑞林老师、许洪武老师都在文学创作上给予周梅森很大的帮助。周梅森在初涉文坛之时结识了几位好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
周梅森离开矿山成为省城的专业作家之后，一直与徐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徐矿的文化名片，每每回徐矿采风、讲课、休假，徐矿集团党委王广玉、皇新海、师为杰等领导同志都热情相邀，关心他的文学创作。介绍企业的发展状况。他曾和王安忆、张锲、戴厚英、焦祖尧、孙友田、雷霆、王恩宇、姜滇、岳建一等著名作家、诗人来徐矿举办文学讲座，为学员的题词是：“做一个文学的矿工”。江苏省作协将徐矿集团确定为“全省文学创作基地”，他作为省作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徐矿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正军一起出席了基地揭牌仪式。
右1为周梅森
周梅森深情地说：“我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品位，都是徐州煤矿赋予我的，是煤矿那沉甸甸的生活造就了我那沉甸甸的作品。”“井筒有多深，我的根有多深。我的笔管灌满煤海的波涛。”“我走上了文坛，走上了荧屏，可我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徐州煤田、扎在老百姓当中。我永远不能离开那深深的矿井，不能离开徐州故乡那一块神圣的土地。”
此话深刻。如果不是从小随父从扬州来到徐州煤矿，他现在也许照样是一位作家，但写出的作品可能是江南水乡的温馨典雅、丝竹萧瑟、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式的风格，而不是现在这种雄浑厚重、阳刚苍劲、巨佚史诗般的作品。
四
1995年，周梅森由“成功期”进入“转型期”，进入政治小说创作的广阔天地。所谓政治小说，康有为下的定义是：“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1995至2009年，周梅森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主要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主沉浮》《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
文学界有人将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81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等早期改革文学和1997年张平的《抉择》、2002年陆天明《苍天在上》等反腐文学都归为政治小说范畴，并评论说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三巨头"。
2017年，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再次敲开政治小说的大门，作品揭示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艰巨性，反映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盼，昭示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代表了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因此人们称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然而，反腐题材是政治小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创作此类作品不仅需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认识能力，对反腐题材创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对建立制度层面反腐的思考能力，还需面临风险的抵御能力。如果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是良心之作，那么他的这颗良心在滴血。他的政治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对号入座，指责他污蔑领导、泄私愤，甚至有人以威胁他之能事。其实，自动对号者极有可能就是隐藏颇深的贪腐者，周梅森政治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像锋利的匕首，将对号者的假面具一刀一刀地往下剐，对号者能不气急败坏、恼怒抓狂吗?周梅森写政治小说不仅遇到诋毁，还遇上了官司。有作家起诉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抄袭自己的长篇小说，要求赔偿。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文学成就已呈钟鼎之势，可谓巨著连连，他连自己都不愿意重复，还要去抄袭别人?他向社会宣布：他的作品均是原创，欢迎全社会监督举报。只要查实有一部是抄袭的，他个人奖励十万元。法律是公正的，原告败诉了。
五
周梅森将《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小说由他自己担任编剧、艺术总监，拍摄成电视剧，轰动了影视界，出现了霸屏现象，影响力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尤其是2017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更是一部“横空出世”的现象级大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周梅森说：“《人民的名义》能与观众见面，本来就是反腐深入的一个成果。”该剧豆瓣评分9.1，收视率一路飙升，实时收视峰值破7，创造了近十年国内电视剧的最高纪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剧经典”，几十年不见的“万人空巷”现象再次出现。平日里，在井下劳累了一天的早班矿工们，上井之后都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涌进矿食堂，买上凉菜、炒个小炒，啤的白的一起上，边喝边聊、咋咋呼呼、热闹得很，八九点了还不愿散去，这是矿工们的生活常态。可2017年4月份的那些天里，矿食堂里一改往日的喧闹变冷清了，很多矿工买了饭菜端了就走，上井晚了的慌忙买上两猪蹄、四个馒头用筷子一穿，边啃边往外跑——都回宿舍追剧去了，看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集都不愿拉下。第二天下井走在大巷里，还有人在为到底是高育良坏还是祁同伟坏，争得脸红脖子粗。
六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无疑是中国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可有人说周梅森政治小说虽然在当下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不是纯文学，进不了中国文学史。这个观念值得商榷。党中央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反腐斗争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变革过程中，作家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应该在场，用文学观照当下，做历史的见证者，这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期望、作家的责任。实践证明，周梅森是“在场主义”的笃行者，是巴尔扎克所说的记载历史的 “书记官”。
巴尔扎克
纯文学小说和政治小说都是人民所需要的，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奇珍。纯文学小说作家和政治小说作家，作品类型有所不同，但文学使命一致。如果说正能量的政治小说缺乏艺术价值，是对人民大众文学审美的低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理解出现偏差。如果有人说周梅森政治小说进中国文学史有难度，矿工兄弟们也许会问：中国文学史到底该怎么写?
作者简介：
沙凡，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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