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田先生在读书札记(之十二)中写道：《穿越徐州》书中众多的正面人物，尽管还不一定是“青史留名”，但也是值得徐州人尊重的、永记的，他们的品格共同之处是：有情有义!
什么叫“情”?什么是“义”?李永田先生在读书扎记中作了详尽的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说起徐州人的有情有义，古往今来，可谓不胜枚举。陶谦向刘备“三让徐州”，一段佳话传千年;季子许诺践诺，即使徐国君死，亦将赠剑挂其墓前树上。徐国人知恩图报，以《徐人歌》颂之，以“挂剑台”记之。这都是徐州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抗日英雄胡大勋，倾尽家财，不怕牺牲，为民族解放抗战杀敌，徐州解放后，带领10多位复转军人挺进城南七里沟改造环境造林防沙，河滩建园绿化为人民，积劳成疾，66岁便走完一生;“子弟兵的母亲”庄印芳省吃俭用，捐献100万，拥军100年，直至逝世。这些事例都展现出徐州人的报国之情，民族大义!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徐州涌现出见义勇为好人王杰、夏爱民、宋玮;助人为乐好人张广之;诚实守信好人刘开田、贺思群;敬业奉献好人渠立强、掌家忠、李影;孝老爱亲好人张玲兴、张公兰。2013年9月“徐州好人园”建成，他们的雕塑首批进驻......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中间，也不乏闪耀着有情有义光彩的徐州人。在我的眼中，我的不少上司和同事就是这样的人。
1979年6月，我被调到徐州广播电台当记者时，年仅22岁，学历为初中，不要说新闻专业知识，就是文化基础也是相当薄弱的。这样的基础，要想攀登新闻事业的高峰，取得一番成就，谈何容易?
老编辑朱继坤，手把手地教我写新闻。导语怎么写，材料怎么选，主体怎么安排......。我的稿子有时候被他改的面目全非，常常要求我补充采访，深挖材料，精选素材，重新写稿。
1981年5月，《徐州广播电视报》创刊，任鼎老师教我编辑报纸稿件，讲解报稿和广播稿有什么不同，怎样制作报稿的眉题、主题和副题;美术编辑张展堂老师则教我怎样画板，字体怎么使用，字号怎么搭配。
通联部主任杨春茹，教我改稿、编稿，办《听众信箱》。1985年，有一段时间她生病住院治疗，我每次把编好的节目送到病房请她审阅、修改，她总是逐字逐句的推敲、改写，培养了我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市里表彰信访工作先进个人，上面定的本来是她，她却推荐了我。
专题部主任杨渭清，教我写通讯。我有4年时间在他指导下编辑《彭城见闻》节目。他在每周例会上，对我编的节目、采写的稿件进行讲评，使我的新闻通讯采写水平提高很快。他还力排众议，连年为我成功申报广播电视系统年度先进个人。
专题部主任胡连俊，第一个为我写书评。1990年4月，我的第二部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纪实作品的合集。他读后立即撰写书评《喜看古彭开新花——读学海<花魂集>》在当时的《经济新闻报》副刊上发表。上司为部下写书评，热情地扶植后辈，给我莫大的鼓励，一时传为佳话。
台长李秉震，第一个为我出书写序言。1995年，我计划出版《一个记者的报告》，将书稿交给他，请他写序，他慨然应约写了《令人满意的回报》一文，诸多褒奖，让我深受鼓舞。1996年11月我去西部考察，他还自掏腰包为我壮行。
这就是他们的情和义。你弱小时，扶你成长;你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你取得成就时，著文给你褒奖。正是他们组成的“人梯”，一个一个台阶托举着我向新闻事业的高峰攀登!
1997年7月，经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先生推荐，我进入《乔木文丛》编写组，参加了《胡乔木谈新闻出版》卷的编辑工作，使我这个地方记者“鱼跳龙门”。
2004年2月，我办理了离岗退养，前往北京发展。每当我有新作在《人民日报》《大众科技报》等大报发表或有新书出版时，我总会不时想起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那些甘当“人梯”的贵人，我身边那些有情有义的徐州人!
想想看，没有当年他们的扶持，我怎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情有义者，终被人所尊重、永记!
最后我要表达的是，我非常赞同李永田先生的真知灼见——“有情有义的徐州人”这简洁、通俗、浑厚的八个大字，应该是我们徐州最靓丽的一张名片，应该大书特书，薪火相传!
曹学海
2024年5月24日于学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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