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原创作者沙凡在《星之叹》研讨会群发给“散漫乐园”公众号编辑高强一段留言，全文如下：
包括韩桥矿在内的徐州贾汪地区是徐矿企业文化的源头、高峰。这里独特的矿区文化氛围培育出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他们随着韩桥矿是“徐州百里煤田之母矿”的历史定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陆续走向徐州煤田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如雨后春芛涌现的新矿井，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星之叹》百星之中大部分人都有在贾汪地区包括韩桥矿在内的徐矿所属单位工作、生活过的人生轨迹，都与包括韩桥矿在内的贾汪地区有深深的渊缘。你以“再读韩桥”的视角把这些经历和灵魂都镌刻着韩桥印记的人们单独展示，这不仅是对《星之叹》另一种形式的重磅推介，同时也让韩桥文化更丰富更精彩。所以要称赞这个绝好的创意，要感谢高强你这位有心人!
平日里，上早班的矿工们在井下劳累了一天，上井之后都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涌进矿食堂，买上凉菜、炒个小炒，啤的白的一起上，舒心解乏、边喝边聊、咋咋呼呼，热闹得很，八九点了还不愿散去，这是矿工们的生活常态。可2017年4月的那些日子里，矿食堂里一改往日的喧闹，变冷清了，很多矿工买了饭菜端了就走，上井晚了的慌忙买上两个猪蹄、四个馒头，用筷子一穿，边啃边往外跑，都回宿舍追剧去了，看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集都不愿拉下。第二天，下井走在大巷里，还有人在为到底是高育良坏还是祁同伟坏，争得脸红脖子粗。矿工们之所以如此喜爱《人民的名义》，除去这部电视剧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演员的精彩演技外，还有一个原因：该剧的艺术总监、编剧是从徐矿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周梅森。周梅森原是徐州韩桥煤矿的一名矿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涉文坛，在地球深处憧憬文学的未来，在浩瀚煤海里积蓄文学的能量，从深深的巷道中登上中国文学的高峰，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他1956年出生，14岁开始下井，接受了矿山母亲的“早教”。他是这样描绘煤矿的：“一个被沧海桑田之变埋葬了的世界，那个世界在亿万年以前也曾有过美妙的好时光，也曾充满蓬蓬勃勃的生命，也曾被我们头上的那颗相同的太阳照耀过。这地下丰厚的煤田，便是由那些构成森林的树木演变而来的。我曾借着镀灯明亮的灯光，细细地观察那印在煤壁上的树叶和树木纤维的清晰可见的痕迹，我由此而相信了关于我们这颗星球历史的科学。”
他是这样表述第一次下井感受的：“……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不是置身在三百米井下，我的头上也并没压着一层层花岗岩、黄岩、火成岩。甚至认为，我从未离开过我少年时代生活过、依恋过的大地和那永远属于我的太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头上的镀灯太阳似的悬在远古时代的空中，照耀着深深地下的这块被沧海桑田之变扭曲了的森林和大地。有时，我似乎能听到远古森林中鸟儿的鸣叫;有时，我似乎能看见那蛮荒旷野上疾驰嚎叫的兽群。然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森林变成了煤炭，旷野变成了岩层，那个时代的大地失落了。我像个在远古时代的森林中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对着这令人怅然，令人惊讶，又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切，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历史的博大、深沉。”他在井下干过采煤、掘进、运搬、通风、机电安装，矿工井下艰辛劳作的亲身体验，贾汪矿区特有氛围的耳濡目染，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烙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上，使他渐渐明白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鄙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索取，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萌动：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他从14岁开始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到24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相隔整整10年!他自己给这段时间下的定义是“挣扎期”。这10年中，他写了100多万字的废稿，其中有3部长篇小说。这使沙凡想起“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也是从小开始写作，一直写到30岁，才在一人多高的废稿上发表了成名作《羊脂球》。这说明人要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有个过程，在正确的结论没有形成之前，失败当然会不断出现，但失败往往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正如爱迪生所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有价值。”要是没有这“十年磨一篇”的精神，周梅森也许就不成其为周梅森了。
随着这10年“挣扎期”的结束，周梅森进入了“成功期”。1983年，24岁的周梅森经李瑞林、袁庆南老师的推荐，来到南京《青春》杂志社学习。当时，《青春》主编斯群同志慧眼识才，认为周梅森很有文学潜质，便把他正式调进《青春》当编辑。周梅森由此从矿山走进省城，迈进了新的人生阶段。他雄心勃勃地将“30岁之前成全国一流作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是恃才自傲吗?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他29岁就发表了成名作《庄严的毁灭》(1985年)。随之，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1986年)、《国殇》(1988年)、《大捷》(1988年)、《红粉之战》(1992年)，长篇小说《黑坟》(1987年)《重轭》(1990年)《神谕》(1990年)、《沦陷》(1992年)、《此夜漫长》(1992年)等一批在中国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评论家大野、北帆在专论中写道：“周梅森向当代文坛展现了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些小说以苍凉遒劲的笔调，勾勒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一幅独特的生活画面，流动在画面之中的是一种沉沦与毁灭，崛起与喧闹的历史形象和声响，呈现了宏阔深沉的史诗风格和庄严崇高的悲剧力量。”面对自己的作品，周梅森说：“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土地，属于我的题材，属于我的叙事风格。我开始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躺在别人怀里看世界了，世界在我眼里也不再是浩渺无际的了。”
1995年，周梅森从南京回徐州挂职锻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凡在徐州南郊宾馆采访了他。早在1972年，沙凡在夏桥工人文化宫见过还在韩桥矿工作的周梅森，当时他很年轻，身材匀称，皮肤很白，头发黑而亮，鬓角长长的，眉毛浓浓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帅男”。在南郊宾馆采访见到他，与二十多年前在韩桥矿所见的他相比，依然年轻英俊、潇洒倜傥，只是才气更加咄咄逼人。交谈之中，他思路敏捷、表达缜密，不失著名作家之风度，但讲到动情之处，妙语连珠，一溜排比句式，再加上手势辅之，又仍然是矿工之气韵。
沙凡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他问周梅森：“你从二十几岁起就写出了那么多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的新历史小说，而且构建宏大、气势磅礴，无论是故事情节、战争场面、人性搏斗、氛围营造、人物形象、人物语言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吻合，笔法適劲老到，使得一些初读你作品的专家学者，误认为你是个老作家，发出‘周老先生功力不凡’的感叹。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周梅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大胆想象，小心求证。”想象，是文学之鸟的翅膀。如果离开了想象，文学创作确实不可想象。屠格涅夫在创作《父与子》的过程中，曾为书中主人公巴扎洛夫写了两年的日记，这就是想象的魅力。周梅森有没有为他的主人公写日记，沙凡不知道，但为了使自己塑造的形象真实而富有生命、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在无穷尽的想象空间驰骋遨游，去设想人物的举动，揣摩人物的思想，设计人物的命运……
周梅森的想象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经过客观生活严格求证的想象。他给沙凡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写一个民国初年军队的团长，大的情节姑且不论，当时的团长是什么军阶?使用何种规格的枪械?是骑马还是坐轿?穿着何种样式、颜色、质地的军装?一个团的编制有多少人?等等细节，都必须考证清楚才能下笔，虽说不一定达到‘崔杼杀其君’的程度，但也不能将野鸭当鹘鸟、似是而非。”沙凡由此想到，偌大的一片森林沉沦后，最终只能形成一块很小的煤炭，周梅森创作了那么多大部头历史小说，他需要查阅多少历史资料、写下多少卡片?这个问题只有周梅森自己能够回答。周梅森曾几次放弃组织上送他上大学的机会，不是他轻视知识和高等学府，而是看不惯当时“文凭热”中夹杂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不愿随波逐流。他十分崇拜高尔基、安徒生那样以社会为大学、以生活为导师的著名作家。最后，沙凡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梅森笑着回答说：“我处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文学界有这样的现象，有时万马齐喑，有时群星灿烂，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中途肯定有些人被淘汰。我在30岁之前想当全国最优秀的作家，30岁之后又想到‘贵在参与’，我投入了，我尽力了，后人自有评价。”回答得很机智。是啊，叫他自己怎么说啊，那年他才36岁。
周梅森虽然已离开矿山，成为省城的专业作家，但对徐州煤矿有深深地感恩之心。据他回忆，当他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煤乡怒火》时，徐州矿务局宣传处负责职工文学创作的袁庆南老师，热情地帮他分析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袁庆南老师离开徐州去南京开会时，还给周梅森写下近万言的长信，关心他的创作。还有李瑞林老师、许洪武老师都在文学创作上给予周梅森很大的帮助。周梅森感慨地认为，在初涉文坛之时，能结识了几位好老师，是自己的幸运。因为周梅森是从徐矿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所以徐矿将他视为徐矿的文化名片之一，他也一直与徐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每回徐矿采风、讲课、休假，徐矿集团党委王广玉、皇新海、师为杰等领导同志都会热情相邀，向他介绍企业的发展状况，关心他的文学创作，为他举办了“周梅森作品研讨会”，并从周梅森身上引发出对徐矿职工文学创作更加深刻的认识。时任徐州矿务局党委书记的王广玉同志在与周梅森交谈时说：“你的情况让我常常寻思，如何改变煤矿形象这么个问题。煤矿工人一辈子在井下辛苦劳作，而社会地位却很低，这不公平嘛!还有，我们徐州矿务局地杰物灵，人才荟萃，有一支不小的创作队伍，如何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热情呢?我考虑了，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要关心，二要支持。唯有这样，徐矿的文化事业才会繁荣，才会兴旺，才会诞生更多的像你梅森这样的文学人才。”时任徐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皇新海同志也说过：“我期盼着更多的徐矿人和更多的关心、支持徐矿的人，加入文学创作队伍中来，大家齐心协力反映徐矿集团的文化内涵、徐矿的价值取向、徐矿的伟岸形象，让徐矿的文学创作更加姹紫嫣红，促进徐矿企业文化的发展。”
周梅森曾和王安忆、张锲、戴厚英、焦祖尧、孙友田、雷霆、王恩宇、姜滇、岳建一等著名作家、诗人来徐矿举办文学讲座。在张双楼煤矿文学创作座谈会议上，他为矿工文学爱好者的题词是：“做一个文学的矿工。”江苏省作协将徐矿集团设为“省文学创作基地”，周梅森作为省作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徐矿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正军一起出席了基地揭牌仪式。周梅森深情地说：“我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品位，都是徐州煤矿赋予我的，是煤矿那沉甸甸的生活造就了我那沉甸甸的作品。”“井筒有多深，我的根有多深。我的笔管灌满煤海的波涛。”“我走上了文坛，走上了荧屏，可我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徐州煤田、扎在老百姓当中。我永远不能离开那深深的矿井，不能离开徐州故乡那一块神圣的土地。”此话深刻。如果不是从小随父从扬州来到徐州煤矿，他现在也许照样是一位作家，但写出的作品可能是江南水乡的温馨典雅、丝竹萧瑟、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式的风格，而不是现在这种雄浑厚重、阳刚苍劲、卷帙史诗般的作品。
1995年，周梅森转向政治小说创作。所谓政治小说，康有为下的定义是：“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1995年至2009年，周梅森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主要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主沉浮》《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文学界有人将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81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等早期改革文学和1997年张平的《抉择》、2002年陆天明《苍天在上》等反腐文学都归为政治小说范畴，并有评论称：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三巨头”。2017年，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再次敲开政治小说的大门，作品揭示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艰巨性，反映了党的意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期盼，昭示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代表了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因此，有人称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然而，反腐题材是政治小说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创作此类作品不仅需要具有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认识能力，对反腐进程的整体把握能力，对建立制度层面反腐的思考能力，还需具有面临风险的抵御能力。如果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是良心之作，那么他的这颗良心在滴血。他的政治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对号入座，指责他污蔑领导、泄私愤，甚至有人以威胁他为能事。其实，自动对号者极有可能就是隐藏颇深的贪腐者，周梅森政治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都像锋利的匕首，将对号者的假面具一刀一刀地往下剐，对号者能不恼怒抓狂吗?周梅森写政治小说不仅遇到诋毁，还遇上了官司。有作家起诉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抄袭自己的长篇小说，要求赔偿。周梅森政治小说可谓佳作连连，其成就已呈钟鼎之势，他连自己都不愿意重复，还需要去抄袭别人?他向社会宣布：他的作品均是原创，欢迎全社会监督举报。只要查实有一部是抄袭的，他个人奖励十万元。法律是公正的，原告败诉了。不仅如此，《人民的名义》于2020年11月获得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周梅森为自己在荧屏世界里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天地。自己担任编剧、艺术总监，将《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小说拍摄成电视剧，轰动了影视界，出现了霸屏现象，影响力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尤其是2017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更是一部“横空出世”的现象级大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周梅森说：“《人民的名义》能与观众见面，这本身就是反腐深入的一个成果。”该剧豆瓣评分9.1，收视率一路飙升，实时收视峰值破7，创造了近十年国内电视剧的最高纪录，几十年不见的“万人空巷”现象再次出现，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剧经典”。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无疑是中国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可有人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虽然在当下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不是纯文学，进不了中国文学史。这个观念值得商榷。党中央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反腐斗争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变革过程中，作家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应该在场，用文学观照当下，做历史的见证者。这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期望、作家的责任。实践证明，周梅森是“在场主义”的笃行者，是巴尔扎克所说的记载历史的“书记官”。
纯文学小说和政治小说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奇珍，都是人民所需要的。纯文学小说作家和政治小说作家，作品类型有所不同，但文学使命一致。如果认为正能量的政治小说的文学分量不足，这是对人民大众文学审美能力的低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理解出现偏差。如果有人说周梅森政治小说进中国文学史有难度，矿工兄弟们也许会问：中国文学史到底该怎么写?
编辑简介
高强，男，1963年9月生于贾汪，工作于贾汪，居住贾汪五十载。198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历任韩桥煤矿党政办公室秘书、宣传科副科长、职工学校校长兼书记、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后供职于徐州工程学院、退休。
多年来，以贾汪煤矿文史为研究方向，上北京下南京，查阅典籍史档;按矿主觅后人，获取一手资料;探古踪寻旧知，考察拍照采访;逛网络淘古玩，遍搜散落遗珍;系列作品刊登在《彭城晚报》《都市晨报》《中国煤炭报》《徐州文史资料》《铜山文史资料》《贾汪文史资料》《方志江苏》。
2013年12月，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被访稿件“学大庆，赶韩桥”在2014年1月9日“工业遗产，记录时代风云的沉积岩”栏目刊出;2016年暑期，负责贾汪区史馆煤矿部分的“开采工艺”“煤矿工人斗争”“各级领导与韩桥煤矿”“歌谣、术语、荣誉、生活”等资料、图片整理;2017年6月，接受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义之剑》摄制组的采访，8月底五集纪录片在央视九套播出。应邀在云龙书院线上与听众分享《民国贾汪煤老板袁世传的风雨人生》《贾汪前委楼、华野两次贾汪会议和三野诞生地》《一代红色经典作家李学诗》。
现为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徐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古籍文献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漫画艺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新闻漫画艺委会会员、徐州云龙书院地方文史特聘研究员、政协徐州市委员会首批聘请“徐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贾汪煤矿文史研究会秘书长、山东枣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研究会”会员。
来源：散漫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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