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有没有拿来主义

　　双年展作为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可视为世界各国新艺术的一个重要呈现窗口。享誉全球的威尼斯双年展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南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也走过了六十年的岁月，而中国的双年展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如何缩小与国际双年展之间的距离？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拿来主义”在中国式的双年中能否行得通？

　政府：双年展的一张名片？

　　纵观全球重要的双年展，无不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即使是最负盛名的威尼斯双年展也不能例外。作为艺术双年展之母，由市长里卡多·塞瓦提可发起，在威尼斯市议会通过决议。自1895年第一届双年展至今，威尼斯双年展很快成为了一个地区具有国际视野、实验精神、开拓性和高投入、大规模展览的代名词。中国的双年展中也不乏政府的身影，如刚刚举办的首届新疆国际双年作为文化部对口的援疆项目之一，是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还有创办于2010年的“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

　　双年展作为舶来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国烙印”。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由企业主办，但实际上这届双年展依然受到了政府的严厉审查，部分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受到了“下架”的威胁，而这种审查也以一种惯例的方式延续着。批评家王南溟在《上海双年展也要成为寡头政治吗》一文中就“控诉”了政府对上海双年展的过多“干预”。

　　在双年展在国内成长的二十多年间，政府的态度也在开放性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从“不配合”到“暗中观望”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配合”。在双年展遍地开花之际，更有地方政府自掏腰包解决某些双年展的经费问题，在他们的语境里，“双年展”似乎是树立当地文化品牌形象的万能名片。鉴于东西方体制的差异，“拿来主义”就不能完全照搬，在业内人士看来，找到合适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使得双年展与地方的规划、发展能够结合在一起还是一个长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