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奔马图》看徐悲鸿的家国情怀
奔马图(国画) 326×112厘米 1941年 徐悲鸿
衡量一个艺术家成就的大小不应仅仅停留在其作品本身、艺术水平的高下,更应该从其人生履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所蕴藏的精神内涵,以及对艺术界与社会受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等多方面综合加以评判。因为作品所蕴藏的精神内涵在关键时候可以转化为精神动力,尤其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之时更为重要与突出。
20世纪初的中国,磨难重重,不但饱经外国列强的蹂躏与侵略,而且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在思想解放大潮影响之下,众多知识青年与有识之士远赴海外学习新技术和新型学科。他们满怀爱国之情,学成归国后,从不同领域对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思潮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徐悲鸿作为这一时期的艺术代表人物之一,他既经历了封建王朝的没落统治,又看到了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艰辛,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抵御外侮、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徐悲鸿以满腔爱国之情,融汇中西美术技法,创作了大量极具时代特征与爱国主义情结的艺术精品,如油画《田横五百士》、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这些作品既表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坚忍不拔之毅力和威武不屈之精神,又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愤之情,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人民必将解放的光明向往。除人物之外,徐悲鸿的奔马、雄狮与晨鸡多给人以力量和生机,表现出积极的、高亢的、令人鼓舞振奋的精神。最令人赞叹、驰誉国际的是他的《奔马图》。
徐悲鸿以马之精神喻人之精神,在托物抒志之时,更表达了作者极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一生画马无数,无论奔马、立马、走马、饮马、群马都极富生命力。但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幅《奔马图》画于1941年的秋天,当时徐悲鸿为给抗战募捐远赴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办艺展,而国内的抗日战争正处于与日寇战略相持的关键时期。二次长沙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日寇占领了长沙,消息传至槟城,徐悲鸿心急若焚、彻夜难眠,于是趁着月色,饱蘸浓墨,一幅纵长326厘米、横宽112厘米的《奔马图》一气呵成,并在画面右下角题款:“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之,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以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愤慨之情。
虽仅寥寥数笔,然形体刚劲、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一匹骏马跃然纸上,画面中的奔马体魄饱满、筋骨强健、昂首奋蹄、腾空而起,甚为生动,给人以热血沸腾之感。作者当时虽客居外域,然一腔爱国热情却始终如一,在祖国危难之时,恨不得骑乘快马一夜返程,去驱逐日寇,保卫疆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此时此刻,他不但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大丈夫,一位满含家国情怀的大丈夫!
历史无法重现,时光不能逆转。自今上溯至远古,在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中,凡是能留名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一定是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贵品格影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进程。徐悲鸿这一幅饱含爱国热情的《奔马图》正是这样的作品。他也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作者用娴熟高超的技法、生动的笔墨语言创作的作品,不但饱含生命的激情、对人性美好的赞美,更是对其人生理想的抒发,这种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眷恋之情,正是他浓郁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而这种映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色的家国情怀,早已深深根植于五千年生生不息、不断传承绵延的民族血脉之中。徐悲鸿所表现出的这种家国情怀也正是当代中国文艺界所应传承的高贵精神品质。今天的中国,通过几代人共同努力,无论从综合国力,还是从国家的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等各方面,均已迥异于20世纪初的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神州大地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物质实力不断充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的“虚无主义”等非主流的艺术形态乘虚而入,还冠以“当代”之名,在中国有所影响,不断扭曲受众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故而,在当代之中国,我们必须对这种西方低俗文化不断入侵加以警觉和抵制。同时,我们应该尽快建立适合新时代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体系和评价体系。像徐悲鸿在《奔马图》中所呈现出的“家国情怀”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仍然应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因为,艺术一旦把应该肩负的责任担当卸下,必然会冲击甚至消解在近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的洗礼中所形成的独特中国艺术精神。这也必将导致“低俗、庸俗、媚俗”群体及其产品大行其道,这也势必会削弱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力。
进入新时代,文化发展已经上升到事关国家强盛、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和总体目标。而自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所形成的紧紧维系民族命运与家国情怀的独特精神特质,更是当今时代发展所需要传承并弘扬的。广大艺术工作者应该秉承这种情怀,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注社会现实的发展、变革,关心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正确引导他们的审美倾向,切实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把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想与国家的发展相融合,用艺术作品去为人民塑像、为时代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