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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秉锷，字剑秋，江苏徐州人，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历史文化思想探究者。主要著作有《毛泽东诗词鉴赏》《<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论》《刘邦评论》《大国无兵》《龙图腾》《彭城文脉》《徐州黄河》等20多部著作。曾主持编纂策划“徐州历史文化丛书”“新徐州·新形象丛书”“沛县历史文化丛书”“世纪之鉴丛书”“云龙风物”等。作为一位随性而独立的文化学者，田秉锷一直坚持用民间的、其实是平民的立场观今而思昔。
2019年8月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彭城画派》一书，其价值就是第一次对“彭城画派”的形成与面貌作了初步的梳理。然而仅就“彭城画派”的形成而论，这部书指出了探究的方向，但是并没有一语中的的结论。本文仅就“彭城画派”的形成，作一点拓展。
一、“彭城画派”，一个“世纪存在”或“超世纪存在”
作为一个百年画派，“彭城画派”以一座古老的城市为依托，百年嬗变，衣钵传承，大师林立，佳作惊世，早已被艺术界所公认。因而，“彭城画派”在中国艺术史、江苏艺术史的范畴之内，早已是一个“世纪存在”或“超世纪存在”了。
概而言之，“彭城画派”作为一个艺术群体，有着千年背景、百年历程。
在为“彭城画派”作探源思考的时候，我将该画派的形成作了时间前移，并给出这样的表述：“作为一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艺术群体”，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是徐州近代历史发展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北流，结束了黄河流经徐州727年的‘惊魂史’，‘河患’终结，经济复苏，百姓乐业，为徐州书画艺术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太平天国’与‘捻军’之乱发生，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驻节徐州，平乱与倡教并重，促进了徐州人的群体意识和家国观念，这为艺术结社创造了氛围。”
《彭城画派》一书将“彭城画派”视为：一个“世纪存在”或“超世纪存在”，应该说是清醒的。至今我个人仍然固守这样一条底线：言说“彭城画派”不应该放大到数百年或数千年。因而，我们在梳理“彭城画派”何以形成这一问题时，也只作“世纪”的或“超世纪”的思考，忌作“放大”，忌作“千年思考”。
二、“彭城画派”的艺术精神生发于“中西对撞”的时代大变局
“彭城画派”不同于明、清时代任何一个传统的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以“金陵画派”“扬州画派”为例，二者皆延续数十年（康、乾之际），没有跨世纪延续。
相比而言，“彭城画派”是属于“大众化”的、“跨世纪”的、带有“全民色彩”的画派。因而她的形成，一开始就有“区域的”“群体的”气象。所以，追寻该画派形成的原因，必然要从“大冲突”“大气候”方面着眼。
当时的“大冲突”有两个层面，国际层面是“中西对撞”（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国内层面是“太平天国”与“捻军”造反清王朝。在这两种冲突中找到徐州人的位置，也就找到了徐州人的立场和徐州人的情怀。
国际层面比较清晰，徐州是19世纪中外战争之后中国调整文化政策后受其影响较大的地区。比如张之洞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当时的徐州知识分子所践行。明显的例证是，作为彭城画派摇篮的云龙书院，其高足弟子在饱读经史子集并博取功名后，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韩志正、祈世倬等），且有学兼中西的倾向。
在国内层面，徐州人选择了忠于朝廷，抵抗“太平天国”的北伐与“捻军”的东进。这一“大气候”，促成了徐州人的群体意识、家国情怀，总之是促成了徐州人的团结。这种为了生存而“抱团”的情绪，构成了咸丰末年、同治初年的“文化氛围”或“大气候”。
因而，我认为，是晚清的“大变局”——其一、抗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并借鉴他们的文化、科技；其二、平定内乱，徐州成为淮北、大运河乃至整个北方安定的桥头堡；其三，在这一时代巨变、国家存亡的大背景下，徐州人有了新的社会承担，新的精神追求——人变了，文化变了，艺术也变了，徐州文化复兴、艺术复兴遭遇到百年难逢的机会。
三、徐州精神：超越州、府规格的东方气韵
徐州自明朝起，文化南向——从明初的“直隶州”，到江南省一个“州”、江苏省的一个“府”，除州、府之外，徐州明代还是淮徐兵备道驻地、清代还是徐海道的驻地。因而，徐州在行政规格方面，一直是大于“州”或“府”的。到同治初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驻节徐州，继而两江总督李鸿章以同样身份驻节徐州，又将徐州提升到临时总督衙门或钦差大臣驻节之地的高度。
光绪元年（1875），徐州府迎来一位文化知府桂中行。他在18年间，三次出任徐州知府，前后13年，倾力于徐州义学与云龙书院的建设，云龙书院作为徐州府（八县）的人才摇篮，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是“彭城画派”最初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而桂中行自然也就成了彭城画派实际的“奠基者”。
四、“彭城画派”的形成，始于“精英崛起”
上节说到桂中行，说到云龙书院，这一个人、一座书院的存在，所揭示的是徐州文化与江南文化、徐州文化与时代文化的对接。这也表明，此后组结成阵（会、派）的“彭城画派”就不再是民间画家、书家的师徒传承，岁月堆积，而是在时代感召下的“精英崛起”。
证明这一态势的是早期知府桂中行的推动，后期徐海道道台袁大化推动。“彭城画派”从其“铜山画会”阶段，就是徐州官方承认并主推的。
在《彭城画派》一书中，我曾经指出：1905年“铜山书画研究会”的成立，24名成员集体亮相，这是“彭城画派”第一次昭示世人。至1920年，“欧亚艺术研究会”成立，“铜山书画研究会”的成员多数参与其间，这标志着“彭城画派”的视野扩大和理念更新，中西观照似乎正在成为他们“艺术信仰”……
梳理至此，谜底揭开：彭城画派的“奠基者”就是作为“书画家”的徐州知府桂中行；彭城画派的“艺术摇篮”就是“云龙书院”；彭城画派初期的“领军者”就是书法家、学者张伯英。
“彭城画派”初建，表现为“民间结社”；但在精神层面，初始阶段就是“精英群体”的人生转轨，即从艺术爱好，到艺术创业，从艺术养家，到艺术报国。完成他们的人生大命（张伯英《法帖提要》、李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王子云“中国艺术文物考古”皆属奉献国家）。
“彭城画派”发展至今，其“精英主导”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该画描绘了战斗出击前的瞬间场面和状态，作品构图饱满，充满蓄势待发的张力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作品吸收了苏联油画特有的描述性与情节性，在写实基础上，融合表现意趣和写意。作者将自己的创作聚焦在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历史主题范围内，以大量作品描绘了这场战争中的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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