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这场论战个案,目前双方各执一词,笔者相信,事实将会越辩越明。跳出这一具体事件,联想到笔者到学校调查时经常遇到的一种现象:若进校后先见到校长,和校长交谈一段后再找老师谈,不少老师会选择沉默;若是先见到老师,和老师谈过一点时间后,再去见校长,校长就会很冷淡。
这两件事背后的共同而又比较普遍的事实是:当下在一些学校,教师和校长的关系存在隔阂,沟通不畅。
分析起来还是与当下的校长遴选和管理体制相关。由于校长及校内的相关权位的人员主要是行政任命,就导致教师对校长的监督缺乏正常的通道,本应有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被架空,因而在校长和教师之间产生隔阂。时间一长,校长一方就会滋生官本位和特权观念,教师一方就会积聚太多的怨气,沟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举例而言,在个别学校,教师给校长写信长期不见回复,给校长发邮件都发不进去;教师给校长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老师对话校长需抽签,多次报名的老师都抽不到签;而校长不直接找教师,而是找纪委、找院长。这些都说明校长与教师之间的正常沟通不畅,导致很多问题被迫用家丑外扬的方式才能引起重视,才能得到解决。
也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导致学校内一般的人不太可能跟校长有交往。校长们在教师心中的印象就是高高在上,对教师反映的问题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慢半拍,这样某些校长的问题就会成为一所大学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单位的健全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监督,大学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了有效监督机制的大学才能“大”起来,能够容纳包括教师在内的各方面监督的校长也才能“大”起来,校长需要心胸去包容他人的良心和正直,需要透明去消除误解和质疑。现实中不少人做不到这点,既可能是素养不足,也与大学管理的体制机制过度行政化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