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从左至右依次为赵翼、陈统奎、钟文彬、刘敬文。
他们将自己形容为四朵“奇葩”。
有自嘲，有自信。他们还说，“千万不要小看奇葩，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都是奇葩。”
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是Farmer4，简称“农青F4”。
“农青F4”，四个脚上沾泥的年轻男人——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乡土乡亲创始人赵翼和新农堂创始人钟文彬。听上去，名头挺大，但其实，基本都还处于创业初级阶段。这四个分别在深圳、上海、北京和杭州的创业青年，来自乡村，在各自的轨迹上运行了一段后，都最终投身农业。
4个不怕折腾的人
赵翼，四人中唯一一个农业专业出身，曾在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物科学，后来创办“乡土乡亲”这一茶叶品牌。有人曾问，“老赵，你为什么做农业？”他回答了四个字，“舍我其谁”。很有点青年人特有的狂妄自信。他说，自己要重建农业生产者的职业荣耀。
曾有一句话深深打动过他们：“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她的人民吃什么样的饭。”在赵翼看来，要打破食品安全问题的黑箱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仅仅需要情怀。他最喜欢这么一句话，“空喊口号是无益的。与其高喊一百句口号，不如将一根没有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里。”
于是，他打造了一条透明溯源的供应链，实现生产者实名制，立志售卖海峡两岸无农药的安心好茶叶。他的第一位签约茶农盛叔，合作前夕他儿子曾忧心忡忡地问，说头像印在包装上，万一出点事该怎么办？愁得睡不着觉。赵翼一句话顶回去：“你睡不着觉，总比我睡不着觉要好。”
赵翼还筹划社会化监督，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招募了400位处女座的网友充当监督人，由老赵发奖金鼓励他们随时随地暗访检查。“我们不需要鼓吹自己的产品有多好。我们‘授人以柄’，把刀尖向着自己，让别人来给我们挑刺。”
看上去，赵翼身上的确有股劲儿。老赵曾是校园红人，“乡土乡亲”这一名字，就源自他大学时代领头编著的一套科普读物，为此，他还曾被推选为2005年“大学生年度人物”。但是，当他支农所在地的村委会主任带着没有销路的绿色大米找他组织义卖时，一种消极、无能为力，甚至狼狈的感觉涌上心头。最终，他选择肄业创业，出售透明溯源的有机茶叶。
“农青F4”，很有些共同点。这4个不怕折腾的人，很难称为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赵翼肄业，钟文彬公安大学退学，陈统奎大学没拿到学位证，刘敬文数学没及格过……但是，正是他们，热情号召这个时代一起来关心阳光、雨水、泥土和乡村。他们说，农业发光的时刻，我们一定不会错过。
返乡创业就像跳深渊
人类社会，大多由理想主义者推动前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能如愿，夭折在半路上的，何其多也。以“农青F4”为例，最终能走多远，无人能知。事实上，仅在实践的最初，他们就遭遇了不少负面情绪。最大的委屈，自然来自于最珍视的人。这一点，4人中陈统奎最有发言权。“我们4个人中，只有我返乡创业，回到的是自己的故乡。”
陈统奎的家乡、海口市博学村是个古村落，仅有300余人，村里的土地被火山岩覆盖，可谓贫瘠。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今年，他正式创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里的古法种植荔枝。他说，火山岩泥富含矿物质，种出来的荔枝，是“世界第一棒的”。
故乡，意味着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叔伯邻里，都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回自己的故乡更难做，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矛盾在其中。”陈统奎形容个中辛酸，“就像一个跳深渊的过程。”
做得十分辛苦。6月，陈统奎回家帮忙摘荔枝。中午在荔枝园里劳动2小时，两只手全部晒脱皮。他采用市面上最高的收购价格，与签订收购合同的荔枝农“约法三章”：不能使用除草剂，不能使用化肥，低毒低度使用农药。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最终做到不使用农药。有邻居偷偷使用了化肥，采摘前得知陈统奎安排了送检，自己承认，结果自然是拒收。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至今留有心结。
另一个合作的农户，希望陈统奎包销他全部荔枝，“做不到就乱发脾气，到村口跳起来骂，说这些大学生是回来骗人的，熟了的荔枝你不要，要的时候荔枝又没熟。”陈统奎犹豫着这一段该不该告诉记者。他说，“乡土社会是我的家，我不会不适应，但的确有些委屈。”
陈统奎还是坚持着要改变家乡的种植方式。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钱买化肥，更没有除草剂的说法，有的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现在家乡变了，大家都买除草剂，因为很容易，一块地一下午就打完了，要人工除草起码一礼拜。”而自己所做的，是通过利益激励，帮助农户愿意坚守更耗时耗力的传统生产模式，重建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
“我卖的荔枝，虽然比较贵，但你吃一粒就能明白，是从未见过的新鲜清甜。”陈统奎说，自己的努力，是希望彻底扭转“谷贱伤农”的产业宿命，帮助更多人选择有机、无毒的栽种方式，突破传统农产品的红海市场。
我们最在乎的是人
虽说叫农青F4，但这4个人，浑身上下都与人们头脑中传统农民形象不搭界。他们虽然低调、却不失文艺；虽不富裕、却好似也不缺钱花；更关键的是，真要他们去种出点东西，恐怕还有点困难。
新一代年轻人创业，也有自己的特征——互联网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固有程式。即便是热血沸腾地投身于农业这一世界上最为古老与传统的行业，同样如此。
刘敬文曾总结四人的共同之处：听从内心声音，不愿意沿固定人生轨道滑行，敢于尝试。创办维吉达尼，就可以说是刘敬文晃晃悠悠、随心而行，“误入桃花源”的结果。
维吉达尼，是维吾尔语“良心”的音译。刘敬文在新疆成立农民合作社，通过网络帮助农户售卖干果。特别是在喀什这个中国最西部的城市，阳光充足，杏子、葡萄长在家门口，大枣晾晒在戈壁滩上。这是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的刘敬文深深喜爱的场景。
这位年轻人说起自己在新疆的两次迷路。头一回，“迷失在高高的白杨树林荫道上，有位老人家驾着马车过来，主动邀请去他家喝口茶、吃个馕。”阿吾提老人家有八亩地，全部种了耐旱的鹰嘴豆，太偏僻，很少商贩愿意过来。他家最值钱的家当就是刚才那匹老马。刘敬文邀请阿吾提大叔加入合作社，去年，他家1300公斤鹰嘴豆头回在当年全部卖掉。
见到阿吉老人，也是因为迷路。这是位白胡子老爷爷，又是一轮热情的招待。老人家里堆满了小圆枣。几百棵百年野生枣树长在他家地里。小圆枣个头小、卖相差，老人却怎么也不肯砍掉改种大枣。他说，自己小时候曾得了风寒病，是小圆枣泡水救活了他。“老人驾着驴车带我们去看这片小圆枣林子，沿路的风光美得我们想哭，而那片树林，安安静静就在那里。”刘敬文说，去年合作社的小圆枣卖得不错。
维吉达尼合作社里，几乎都是这样的故事。吐迪·马木提老人种了56年地，他家的杏子九成熟才采摘，轻轻柔柔铺满平坦的房顶自然晒干，一嚼，满嘴芬芳。
这些典型的维吾尔农户，不懂汉语，从来没连过互联网，生活在一个似乎不可企及的地方。可是，就是这么奇妙。维吉达尼通过合作社，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收购优质农产品，努力让农业回归应有的价值。合作社现有2000户合作农户，遍布新疆南北。
“为生产者争尊严，为消费者争安心。”刘敬文很坚定这个信念。他说，“我们最在乎的是人。”在传统农业运作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纽带被分割，离土地太远。一旦让消费者越过岩茶、杏干、蜂蜜，了解那些农户的故事与人情味，便会自然而然让农产品与自己形成信任关系。
刘敬文坚持在产品里放上用农户全家福制作的明信片，客户反馈可以通过明信片寄回来。背面还有农户的签名留言，如“这一袋杏干是我亲手种的，很高兴你喜欢。我自己也喜欢吃，祝福您。我是新疆喀什的艾尼江·乌斯音。”
“客户和农户之间如果形成这种情感的、信任的纽带，这才是好的商业。”刘敬文说。
一起回到土地上
“让我们一起回到土地上。”这是维吉达尼的一句宣言，这也是“农青F4”与更多青年人的宣言。
钟文彬还记得，自己故乡、浙江临安夏夜的蛙鸣，那里有漫山遍野的竹林、茶叶。不过，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他回老家的次数变得屈指可数。村边新建了个电镀厂，污染了水土，他说，自己的故乡在心里，实际上已经回不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们每个人身上在发生的故事。”但至少，“我的努力，可以让更多人回得去。”
“农青F4”中，其他三人都是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只有钟文彬不是。他曾考上公安大学后退学，又考上浙大广告专业。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西装革履挣快钱，而是选择为农业企业服务，创立“新农堂”品牌，搭建新农人的学习交流平台。钟文彬说，自己终于在30岁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新农业的产业链是不健全的。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新农堂’就是这样一个促进新农人连接沟通的平台，让每个单体弱小的新农人找到存在感，用小伙伴的力量武装起来。”钟文彬说。
“新农堂”第一场在杭州的活动，计划只有百来人的场地，一下子挤爆，来了240多人，甚至有几个是从新疆飞来。有卖冬瓜的，有卖大枣的，志同道合者在这里成为好友，甚至寻找合作伙伴。“在农业的整个流程中，需要生产、销售，也需要交流平台。”在钟文彬看来，“如今的新农业力量还很弱小，每一个新农人都像是一个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有股力量让大家抱团取暖。”
王安忆曾写道，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做着还乡的梦。新农人，大多都是有着乡愁的那些人。就拿赵翼来说，浙江余姚人，父母都在农村，大学读了农业，就是因为对乡村有情结。但他说，故乡这些年也变了很多，土地日渐减少。“对于远离乡土的人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
赵翼这么解释“农青F4”行动的初衷，“我们想打破人们对农人和农业的偏见。Farmer4的成立，在农业户口即将被取消的背景下显得特别有意思。三农问题每年都是中央一号文件，可是，乡村的没落凋敝并没有停止。我们希望让那些守拙求真，把产品当成自己作品的农人可以被更多人看见，重塑农民的职业荣耀，希望更多年轻人再造故乡。”
“农青F4”说，期待人们能够重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温柔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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