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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失真省级样本

 中国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改变了一季度的负增长局面。国家统计局人士在解读数据“转正”原因时提及,这部分得益于投资股市、基金、债券等投资收益。

 
2015年4月30日,中国各省份的一季度GDP数据公布,某省(下称A省)部分宏观数据负增长,延续了2014年以来的下滑颓势,但细究其具体部门的实际增长,其中的数据失真,堪为样本。
 
就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之初,A省GDP增速在全国尚名列前茅。A省多位官员、企业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A省经济加速下滑,固然有产业结构单一、投资品比重大、政商环境不佳等因素,但之前数年间统计数据失真,亦是重要原因。
 
接近A省统计部门的人士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2014年春的几年时间里,A省各项宏观数据泡沫年年增大。这导致近一年以来的宏观数据同比基数被人为抬高。这也使得一季度的数据难看——其实该省的实际增长没有数据显示出来的那么糟糕,只是因为原有的基数太高,导致今年的“数据增长”乏力。
 
《财经》记者获得了A省部分内部掌握的宏观数据,在和金融危机以来A省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统计公报)比对之后,佐证了前述官员的说法,有关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发布失真,引人深思。
 
2014年,中国各省份公布的GDP增长总和,超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约4.78万亿元,超出比例约7.5%。这一比例尽管较之前有所缩水,但地方经济数据的统计失真病根仍未去除。GDP至上的扭曲政绩观,折射出自自上而下式政绩考核体系多年延续的某种缺憾。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统计专家称,A省或是各地区经济数据统计失真样本中较为严重的一个,对于这样的问题再不从根本上纠正,从中央到地方许多经济决策将被误导,相关政策措施也难以对症下药。
 
“被修正”的净出口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专家均认为,地方某些经济数据统计失真的源头,是多年的官员政绩激励体系导致的各省份对GDP增长的单一偏好。为此,在真实的增长率不能够符合预期的情况下,一些省份不惜违背事实,主观修正当地的GDP数据,具体操作手法也非常多元。
 
维系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与投资、消费并驾齐驱。如果净出口数据不理想,则将严重拖累整体增长。A省的一个选择,是“修正”或“隐藏”进出口数据。
 
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进出口总值724.4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出口420.6亿美元,同比大涨168.4%;进口总值仅为303.8亿美元,远低于出口总值。“净出口为正”(即出口大于进口),为A省当年9%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正贡献。
 
但同样是A省的统计公报,在进入2009年和2010年时,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及其同比增速这些数据“集体失踪”。内部解释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初,A省出口数据“急转弯”,出现了“掉头向下”。
 
《财经》记者看到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09年,A省出口同比负增长16.4%,且出口总量不及进口总量的四成。2010年,A省进口571亿美元,出口481.3亿美元,尽管出口大涨三成,但净出口依旧为负。
 
净出口为负,将把A省GDP增速反向拉动。由于进出口数据统计由海关负责,而各省、区、市海关由海关总署垂直管理,A省选择了让进出口主要数据在2009年和2010年的统计公报中“消失”。
 
即使如此,在公开的统计公报中,仍有迹可寻。A省出口市场中,亚洲份额占比六成左右;亚洲市场中,日本市场占比三成以上,为A省第一大出口市场。A省2009年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对亚洲出口210.8亿美元,对日出口77.1亿美元。与相对值附后的惯例不同,当年统计公报只列出了对亚洲和对日出口的绝对值。
 
《财经》记者查阅过的2008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A省当年对亚洲出口257.6亿美元,对日出口92.6亿美元。也就是说,2009年A省对亚洲出口同比下滑18.2%,对日出口同比下滑16.7%。
 
通过让进出口主要数据“消失”、让主要出口地区负增长数据“消失”的办法,A省2009年和2010年统计公报变得“好看”了起来。那两年的统计公报显示,A省GDP分别增长13.1%和14.1%。
 
进入“十二五”之后,伴随着4万亿投资等刺激政策的退出,经济结构单一、“成品没有销路”的A省出口也开始不景气。于是,“修正”进出口数据的办法开始被采用:做小进口数据,必要时改动出口数据,以维系“净出口为正”。
 
内部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A省历年进口额均高于出口额,即:净出口为负。但是,同一时期A省统计公报中,出口额一直高于进口额,即:净出口为正。
 
例如,2012年和2013年,A省出口额同比增速仅为1.5%和0.2%。但是,统计局同期的数据显示为13.5%和15.6%。
 
其中,2012年对亚洲和对日出口数据“变脸”,折射出A省彼时的政绩压力。A省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对亚洲出口312.5亿美元,对日出口109.8亿美元;2012年,对亚洲出口336.8亿美元,对日出口101.3亿美元。以此数据计算,则A省2012年对亚洲和对日出口增速分别为7.7%和-7.7%,但是,A省2012年统计公报对此分别给出了61.7%和34.3%的同比暴增数据。
 
2014年春以后,A省统计失真现象开始有所纠偏。当年的统计公报中,进出口额增速为-0.5%,出口额增速为-9.0%。但接近统计部门的人士表示,真实外贸数据并没那么差。内部数据显示,同期这两项增速分别为5.4%和6.3%。原因如前所述,2013年的基数太高。例如,2013年内部数据显示,当年进出口额仅增长1.6%,但在统计公报中,这一增速变成了20.4%。
 
统计失真是否普遍化?
 
《财经》记者采访的A省各地官员证实,金融危机以来,A省统计失真已呈普遍化。GDP增幅、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数据、税收增幅,均有不同程度的水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广东“腾笼换鸟”,产业升级;金融危机之后,上海等地提出“超越GDP转型”,不再将“保八”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但A省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要逆势超车。自此,由上而下的数据“修正”压力开始胜过以往。
 
在这个工业比重超过一半的A省,投资增幅一直是各级官员工作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资数据失真首当其冲。
 
2010年,A省某副省级城市(下称B市)提出,当年招商引资的外资要达到100亿美元,而同期全国FDI(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057亿美元。B市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认为,以一市之力承担接近全国十分之一的增长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
 
招商指标于是被层层分解。B市某区分到了20亿美元,当年实际完成18亿美元,用“技术手段”增加了2亿美元。而上级的要求是下一年度在此基础上增加50%。在那之后,一直到2013年,每年以这一比例追加。
 
指标无法完成之时,B市开始仿效A省的另一个副省级城市(下称C市),以“假外资”冲抵指标。C市曾要求辖区内部分企业,将人民币汇到香港,转成港币,再以港币回C市投资。企业提出汇率损失由谁来负,C市财政“慷慨解囊”。这一模式被B市接纳并学习。而两个副省级城市的财政局,则为数据的这一自我循环埋单。
 
A省2010年和2011年统计公报中关于FDI的统计,折射出了这一“成果”。统计公报显示,A省第二产业FDI在那两年分别为83.7亿美元和123亿美元,但2011年的相对值缺失。根据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2011年该项数据的同比增幅高达47.0%。
 
投资的“快速增长”能带来GDP增幅“跑步前进”,财政收入的增长就需要税收增长的“跑步前进”了。于是,省内税务部门经常操作的办法是:一笔税收收上来后,再想方设法返还给企业,企业反复上交两三次,税收的总体增幅可以凭空翻两三倍。
 
直接“制造”税收的办法也被采用。比如,成立两家国资公司,资产仅有土地。两家国资公司发生一次土地交易,进而产生税收。两家国资公司原本没必要产生此一交易,通过账面交易也没有实现任何财富增值,但钱从政府的左兜平移至右兜,税收由此而生。
 
2012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当年该省财政收入增长60.4%。但《财经》记者比对了2011年和2012年A省统计公报中的财政收入绝对值之后发现,其增长仅为17.3%。
 
能够带来政绩的数据中,还包括了“产品销售率”。2010年-2014年的A省统计公报均列出了历年的产品销售率,最低年份为97.6%,最高年份为98.2%。以此数据来看,这个主要生产投资品、“产品没有销路”的工业省份,几乎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个工业大省,产能过剩比比皆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曾经在一次全国“两会”上表示,自己更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评估经济形势。后来,这三项指标被经济学界归纳为“李克强指数”。
 
A省发布的2009年统计公报部分印证了“李克强指数”的可靠。A省当年的统计公报显示,铁路货运量为13336万吨,同比增长5.0%。但《财经》记者查阅A省2008年统计公报时发现,当年铁路货运量为17400万吨,也就是说,2009年A省铁路货运量同比下滑了23.4%。彼时,正是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时期。
 
除了将铁路货运量“由负转正”,A省还重启节能减排期间被关闭、但尚未拆除设备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炉,以增加耗电量。
 
一年前,国家审计署“突袭”A省某核心部门。接近该部门的人士称,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不请自到,仅在该部门停留十余分钟,旋风般拷贝关键数据。自此,统计泡沫开始缩水。
 
问题是,历经多年数据失真之后,很多数据之间已经难以衔接。《财经》记者在金融危机以来的A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看到,数据缺失之处比比皆是。
 
例如,2013年统计公报写道:全年新增固定资产14563.1,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6450.8。其中,住宅开发投资4666;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1096.9。不仅绝对数额缺少单位名称“亿元”,相对数额、也就是同比增幅也不见踪影。
 
当年的统计公报还写道: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8.7∶56.7变为8.6。仅2009年的统计公报中,只列数字不附加单位名称之处,达72处。
 
5月上旬,《财经》记者向A省统计局发去采访函,询问该省数据是否有失真现象。直到5月下旬截稿时,A省统计局对此一询问未有回复。
 
央地经济统计博弈
 
2014年4月初,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召集各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开会。国家统计局人士表示,这个季度例会,是国家统计局在公布季度数据之前的“规定动作”,一些统计数据有水分的省份,在会议上会被公开要求纠正数据。
 
金融危机以来,A省多个宏观数据最终“腰斩”,印证了国家统计局的纠偏力度。2010和2011年,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GDP增速分别为21.3%和20.5%,但公布数为14.1%和13.1%;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26.9%和23.2%,但公布数为16.8%和14.3%。
 
2011年的实际到位投资相对值“被砍”更多,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当年实际到位投资猛增45.0%,但公布数仅为15.7%。“被砍”比例与之仿佛的还包括2010年的财政收入。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当年财政收入增长26.0%,但公布数仅为9.2%。
 
4月初的例会上,A省又被“纠了出来”。A省统计局官员回应道:请国家统计局不要在意A省的统计数据,而要看A省的实物量。关于这部分数据,A省确保其真实性。
 
A省官员所提到的实物量,正是国家统计局“腰斩”有水分数据的筹码。每个季度结束之时,国家统计局均会根据各行业的实物量,以生产法GDP的方式,将各行业增加值汇总,计算出全国GDP。
 
实物量部分来自国家统计局自身的统计数据,部分来自地方上报数据。其中,地方上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国家统计局一位司级官员表示,由于时间紧张,地方初步核算数水分较小。待到地方发现初步核算数与计划数相差较远、花费较长时间“调整”之后,数据水分通常会增加。国家统计局反其道而行之,以实物量为基础的初步核算数“制衡”地方。
 
在“大跃进”造就了“亩产万斤”神话之后,如何避免农产量造假,一直困扰中央。上世纪90年代,朱基要求农业部门放弃农业数据统计发布权,统一交由国家统计局发布。
 
2007年,全国统计系统的城市调查队、企业调查队、农业调查队合并为调查总队,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32个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由国家统计局对人、财、物垂直管理。国家统计局A省调查总队一位官员表示,此举基本杜绝了“民生数据”的失真可能。
 
问题是,2007年的“垂直”,只进行了一半,主要宏观数据的统计,仍然依靠地方政府的层层上报,也就是说,统计失真的病根并未去除。
 
一位在统计系统工作超过30年的司局级官员表示,要求将统计系统全部垂直的呼声,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停止。1983年,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去世之前,对前往探望的分管经济的中央领导表示:希望中央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一定要独立,才能可靠。
 
“但是,地方官员是统计系统全部垂直管理的最大阻力,统计数据是地方主官的核心利益。”前述统计系统司局级官员说。
 
地方病根未除,亦连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据《财经》记者了解,本届政府上任之后,在国务院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其他部委领导就对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面表达过质疑。
 
如何避免统计数据、特别是地方统计数据失真?前述国家统计局官员表示,孙冶方早已给出了答案:让经济统计独立。但更多受访者提醒,这显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央地“掰手腕”的结果,同时,若一碰到问题就要求让某一经济职能独立,进而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也很可能阻碍地方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如何平衡其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得失,需要审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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