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秉锷：汉代帝王与儒学一尊

◎主讲人：田秉锷

（田秉锷：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顾问，文史学者，主攻文学研究兼历史文化研究）

“儒学”命运与国家倡导、顶端设计相关：因为汉代帝王的托举，“儒学”成为汉代，进而也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主旋律和文化主旋律；中国那个垂延数千年的传统价值体系，是在汉代被纳入“国家体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群徐州籍帝王托举了一个山东籍圣人。所以，徐州是“儒学”的支点或“风水宝地”。徐州人曾是华夏文化的有力推手。今人要懂得珍惜、传承，更要增强文化自信。

“时代幸运”

今天，我们在此就“帝王与儒学”关系，开展研讨，是一种“时代幸运”。

97年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儒学为“打倒”对象；50年前的“文化革命”，提“破四旧”，儒学在“旧思想”之列；40年前，“批林批孔”，儒学在“批判”之列。而今天，我们可以自由畅谈“儒学”，谁能说非人生之幸？“个人幸福”指数，总是联系着国家命运、时代进退。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儒学”的历史作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儒学两阶段

原始儒学（家）——指的是由孔子开创的，孟子、荀子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家）。孔子死后，弟子们继承其事业，传播其思想。其时，“儒在民间”，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江湖儒学”或“民间儒学”。

庙堂儒学（家）——自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进入朝廷，故有“庙堂儒学”之称，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阁会议”后，经学地位达最高点。后“今文经学”成为“国教”而不容怀疑，故儒学自然成为“皇家儒学”。待谶纬之学渗入，儒学开始神学化。

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全真道教王重阳（喆）：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千年王国，千年儒学。朝代有断续，儒学一脉传。尊孔子为“万世师表”是从思想传统来说的。河有源，树有根，一代代的传承，才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血脉”，又称“学统”“法统”“道统”。

大汉的文化重建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中国古文明得以不中断地传承。原因就是：先秦典籍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源头，源头活、根脉通是古文明不断线之因。秦代出现一次文化自毁，汉代出现一场文化自救；保留了“种子”，也就保留了“生机”。汉初帝王“尊孔”“尊儒”功在国家民族。

汉高祖刘邦的历史功绩，可用六字概括：灭秦、翦楚、兴汉。

灭秦、翦楚是两场“大戏”，后人争相传颂。殊不知，这两件“热闹景”都是“季节性”的，唯“兴汉”才是四百年、乃至两千年的大事。

剖析“兴汉”之功，其“制度性”建设又是“阶段性”的；而其关乎“人心”“思想”的“文化建设”则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二百多年。总之，没有汉高祖的晚年清醒，就没有儒学的千年风采；没有汉高祖的临终推崇，就没有孔子的圣贤尊荣。事实是：一位徐州籍帝王，托举了一位山东籍圣人！

《史记》载，汉高祖刘邦“不好儒”，曾骂儒生为“竖儒”，极端例证是“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后来，他对儒生态度渐渐变化。这与“儒生”作为相关。郦食其为儒生，助其取陈留，占粮仓；张耳是儒生，为其师，反秦战友；陈余为儒生，入陈胜军反秦；陈平、张良、萧何，皆有儒生面目，均为其战友，等等。刘邦周围不乏儒生。另，他自己即有读书经历，只是未作“儒生”而已。

汉高祖对“儒学”认识的真正清醒源于一次对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汉代尊儒崇经

的文化接力

四百年间，汉代存在一场尊儒崇经的文化接力。在高、惠、文、景、武、宣各帝间，得以平稳推进。

其一，汉朝，皇家设有“博士”之官，儒者有了进身之路——这与秦“坑儒”反其道。

汉高祖时代博士第一人是叔孙通。到了宣帝时，在太学立“12博士”。东汉初年，增为14博士。而博士的使命也经历了从“顾问官”到“教育官”的转变，由“帝王师”（顾问）变为“弟子师”。进而将儒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成“士林读本”，从“庙堂”再入“江湖”。

其二，“人”的问题解决的同时，汉朝帝王开始搜集天下图书——劫火仅存者。汉武帝听丞相公孙弘之谏，“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此中国历史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史称“书积如丘山”。政府藏书处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宫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内廷藏书具体场所一在天禄阁，一在石渠阁。

其三，书多了，怎么读？自然要编目——“目录学”于是产生了。天禄阁聚集着众多著名学者，汉成帝曾命刘向等人在此进行典籍整理和校勘。“每一书成，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叙而奏之”，称《别录》，故刘向被誉为中国目录学鼻祖。向死，其子歆秉承父业，总括群篇，撰成《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徐州帝王尊孔尊儒，徐州学者校书编目。上下呼应，共同进行中国历史上最悠长的文化建设。

其四，建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立太学。汉武帝元溯五年（前124）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设立太学。从此，儒学在庙堂扎根，得以广泛传播。太学生初有五十人，东汉时太学生多时达三万余人，京师形成太学区。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学。太学出现于汉代，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

完成了救亡图存

的“文艺复兴”

四百年儒学传播，是一次“文艺复兴”，接续的是华夏“学统”“法统”“道统”，前承三千年历史血脉，后开两千年文化峥嵘。在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方面，这四百年的儒学浸润最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汉民族意识”——以儒学“天下为公”为基础的“大一统”观念，以儒学“修齐治平”为德育程序的家国情怀，受儒学仁、恕之道所规范的和谐哲学，以儒学礼义廉耻为坐标体系的道德规范。

汉高祖为汉，也为千年立法——重传统、重传承、重民生、重和谐、重教化。所以，汉代的文化建设具有超越朝代的价值。祭孔尊孔，是汉高祖刘邦的发明，后为历朝历代帝王的文化自觉。

面对儒学百年荣辱的思考

从两千年的文化道统，可以理解儒学的历史价值。近百年，革命天翻地覆，儒学受到巨大冲击，与秦朝有类似处。如今，儒学、孔子又被推崇。这让我们想到汉代的那场“文艺复兴”。

孔子作为教师，优于今天的“特级教师”。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不分国家，不分贤愚，因材施教，学成，三千弟子无一走邪路。教学之外，复著书立说，开宗立派。此教师，两千五百年一人而已。

梁启超曾说，（孔子）平易近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学步。

尊重历史，当与民族虚无主义决裂。百年以来，儒学被中国的政治家们屡屡批判。这一段的历史，教训沉重：目前体现于官场、民间的信仰缺失，即与儒学精神，即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基本道德教养的断裂有关。

因而，本讲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在保护民族文化遗存上，永远保持清醒的认识，秉持坚定的立场。因为这关乎保卫“民族血脉”“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

另外，还要清醒地认识：文化启蒙、亲近“儒学”、学习“国学”，是一个融文学、历史、哲学、人学于一体的文化工程。借孔子“文行忠信”四字可以概括。学习儒学经典，绝不是背诵教条，实为“思想启蒙”。这既是一次新的“解放思想”，又是一次“文化回归”。终极目标是“人格重塑”“信仰再建”。

图/徐州日报记者 仲冬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