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代表委员：减负提质，为孩子开启更美好未来

回首2021年，“双减”是热度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教育改革举措之一。从校内到校外、从家长学生到校长老师，无不感受到政策实施带来的变化。

2022年，“双减”工作仍将被摆在突出位置、作为重中之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如何深化“双减”，让学校成为“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如何盘活校内外资源，形成多方合力？如何以“双减”为杠杆，撬动基础教育整体变革？代表委员们提建议、话期盼，他们的建言献策都指向一个最终目标——构筑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新生态圈，让孩子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减负”不“减质”，把学校教育主阵地真正“立”起来

“双减”实施以来，变化最大、家长和学生感受最明显的，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南京新城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蒋先生说，今年寒假学校作业量大幅缩减，孩子有了充足时间走访亲友和研究自己喜欢的赛车。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调研发现，害怕孩子落后于人，仍有少数家长用“一对一”“众筹家教”等方式给孩子补课，“费用翻番，负担更重”。在他看来，把孩子从校外机构“夺”回校园，关键要让校园生活和课堂更有质量。“我们仔细研读‘双减’有关政策文件，不难看出，其改革方向应是聚焦在校内，政策的指导方向，是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如何确保孩子能在学校教育主阵地上“学好学饱”？朱晓进建议，探索延时服务师资激励措施，鼓励引导优质校外培训资源参与校园公益服务，提升活动丰富性、专业性、选择性，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增强吸引力；以校外资源时间置换在校教师教科研空间，切实减轻教师负担，鼓励教师聚焦课程整合、课堂效率、作业设计等方面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建立健全教师实绩评价机制，根据发展需要科学增加教师编制，实施弹性上下班制度等。

在全国人大代表、泰州市海陵区教师发展中心研训员吉桂凤看来，“双减”落实到课堂中，不仅仅是作业量的“减”，更重要的是学习兴趣的“增”，学习方法的“增”。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是课堂学习的“最初一公里”，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增强学生自我调控能力，才能将“减负提质”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要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多措并举提高教师专业水平。课后服务会增加教师工作量，建议通过增加编制和返聘退休教师等办法解决，音体美科技教师的结构性矛盾亟需解决。”

统筹校内外资源，让课后延时服务更精彩

“双减”“减”出来的时间，应由多样化、个性化的课后服务来充实。但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教育局局长皇甫立同调研发现，目前一些学校在丰富课后服务上有些“力不从心”，特别需要加大“专业加特长”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有的位于市中心的学校由于面积有限，提供课后延时服务的场地也略显局促。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看来，提升“双减”效果，发挥好政府、社会以及家庭的协同作用同样重要。“学校课后服务不必局限于校园，博物馆、科普基地、田间地头、企业工厂都可以成为学生的实践基地。”他建议，教育部门要引导学校、社会开展公益性质的托管、文体培训，以五育并举的项目制为目标，重新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培育学生的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以及生涯规划等重要素养。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也带来了相关建议。“学校可与社会各方面优秀人才建立合作关系，比如退休教师、大学教师、大学学生、非遗传承人、各行业优秀从业者、各领域专业人士等，统筹各方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

具体操作层面，贺云翱也给出不少办法：建议学校充分利用社会有效资源，通过租用、与社会公共机构合作等方式以解决场地和设备不足问题；可建立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信用管理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制、考核机制、准入退出机制；国家机关构建融合各种社会力量的平台，调动企业、大学、社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等，促进课后延时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打破“唯分数论”，构筑教育新生态圈

社会各界对“双减”的关注，并非局限于作业和校外培训，更包含了对教育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的期待。

“‘双减’不是简单地做减法，而是要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做加法，向‘人民满意的教育’越走越近。”朱晓进说，在塑造良好教育生态的过程中，要让学校和家庭拥有更多教育自主选择权，真正回归教育的初心使命。

推进“双减”政策，“治本”仍在于教育评价改革。施卫东提出，进一步均衡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缩小教育差距，同时突出素质教育导向，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打破学校教育“唯分是从”的困局。探索中考引入素质学科过程性评价，减少中考科目层层加码，从根本上纾解教育焦虑。朱晓进则建议加快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相匹配。

“双减”的重要目的是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要达到均衡，既要把一端过重的负担实实在在减下来，也要在另一端实事求是应对部分拔尖创新人才苗子“吃不饱”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部主任李鸿彬建议，对《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和地方相关政策作适当修改，增加关于超常学生跳级相关内容，包括超常学生的认定方式和标准、跳级的操作程序、“插班制”或“走班制”教学形式安排等，为其提供更适合的学习环境。

“推进‘双减’落地落细，无论是学校、家长还是社会的责任都不能减，要通过共同发力，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皇甫立同认为，“双减”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抓住关键环节，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理念、提升教育质量、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常态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陈月飞 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