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井离乡繁华梦："土豪"迪拜的外籍劳工生活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迪拜那么夸张，用那么多21世纪的国际劳工填满一个大富大贵的空间。在机场“星巴克”倒咖啡的女青年是菲律宾人或者尼日利亚人。在卫生间拖地的是尼泊尔人，或苏丹人。在高速路上向迪拜市中心疾驰的出租车司机来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兰卡，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工人们在打扫一处建筑工地，背景中，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如刺刀般挺立。这些劳动者大多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

撰文：辛西娅·戈尼CynthiaGorney

摄影：约纳斯·本迪克森JonasBendiksen

翻译：王晓波

阿联酋的正午时分是菲律宾的下午四点，这意味着特蕾莎·克鲁兹家的老大老二该已放学，回到了抚养他们的姨妈家里。特蕾莎住在迪拜——阿联酋人口最多的城市，离菲律宾6900公里远。她39岁，在迪拜一座豪光闪烁的大型商场某分区做服装店售货员。丈夫路易斯，和她一样已离开菲律宾多年。“离家前我听说过许多关于‘外国’的事。”特蕾莎告诉我，“我听说，一到了‘外国’，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人们口中的“外国”就好像自成一个国家，一个源源喷涌美好物品的地方：金手镯，高露洁牙膏，盐渍牛肉罐头。

在迪拜的外籍打工者托起留守故乡的亲人照片。

 

为了改善生计而迁移的举动，同人类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但时至今日，跨国移民的人数之巨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庞大的人流和金钱流在活动，其全球范围内的复杂多变性不下于天气系统。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输出志向远大的贫苦劳工，以之换回赖以发展的金钱。这种收入以汇款的形式由打工者传给家人，有的通过电子银行服务即时完成，有的则托人亲手送达。通过无数人的涓滴累计，这类汇款如今构成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资本。在许许多多涌出钱财的地方——最富裕的、肯为生计窘迫的外国人提供工作的国家——当中，居于榜首的是美国。

但是，世上没有哪个城市像迪拜那样，用那么多21世纪的国际劳工填满一个大富大贵的空间。如果你以常规方式抵达——下飞机穿过其广大的国际机场——你在走到路边的出租车停靠点之前就能碰见上百个像特蕾莎和路易斯那样的打工者。在机场“星巴克”倒咖啡的女青年是菲律宾人或者尼日利亚人。在卫生间拖地的是尼泊尔人，或苏丹人。在高速路上向迪拜市中心疾驰的出租车司机来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兰卡，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还有车窗外那些看起来凶霸霸的、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呢？形似一柄大斧头的这一座，或者像在20层楼高的一摞煎饼顶上放了个巨型高尔夫球的那一座呢？都是外国劳工盖起来的——大都是南亚人，印度的、尼泊尔的、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的。如果是白天，空无一人的工地巴士会停靠在大楼骨架的阴影里，等着在黄昏把工人载回集体宿舍去。宿舍挤得像监狱里的囚室，可他们大多得按规定住在那儿。

在丽思卡尔顿五星级酒店，这名“泳池大使”每天的工作职责就是服侍需要饮品的游泳者。他是一名刚到迪拜不久的临时工，来自加纳。

外来劳工的居住条件差，这在全世界都不是新鲜事。但关于迪拜的一切都是夸张的。这个城市的现代历史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儿，始于附近阿布扎比油田的发现——当时那里还是一个独立的酋长国。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是六个酋长国的集合体，第七个于次年加入。而由于迪拜的油储量相对微薄，其皇室便把阿联酋刚分给他们的那一笔石油横财用于建设，将这个巴掌大的贸易城市改造成一个国际商业之都，令举世瞩目。以大手笔著称的迪拜室内滑雪场只不过是一家购物中心的一个分区，而迪拜的商场星罗棋布，这家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那家建有三层楼高的水族馆和一座足尺足寸的冰球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也在迪拜，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4》里还到它外墙上出风头来着。不论游人的目光落在何处，几乎一切都是豪华新鲜的。

为打造当代迪拜出谋划策的那些人决定，他们梦幻般的城市应该由其他国家的劳工来兴建和服侍——可用的阿联酋人太少了，一个新近暴富的国家怎么会让她的成年子民去给人端盘子，或者在48摄氏度的酷热中浇水泥呢？反正请得起外人来做这些事。于是他们把这件事也以夸张的手笔做成了。在迪拜的21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是阿联酋人。其余的都是在全球经济下借来的劳动力，签临时合同打工，都对自己永不能获得阿联酋公民身份这件事心知肚明。

迪拜世袭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酋长的照片显眼地摆在迪拜购物中心内一家杯蛋糕店的柜台上。由于有太多不同国家的人来这里工作、进餐、购物，迪拜市最通行的语言是英语，而非阿拉伯语。

他们所寄身的这个社会，就像如今借助外国劳动力的大多数海湾国家一样，其等级分隔之严不下于19世纪工业时代的美国，而且许多划分方式也与后者相同：按种族，按阶级，按国籍，或按英语流利程度。在迪拜，专业人员和管理者基本来自欧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挣钱多到无法被归入“打工族”的白人。他们可以凭借高薪把全家人接来，可以开大越野车、住豪华高层公寓或景观别墅。负责为他们做饭、看孩子、扫街、在商场服务、在药房拿药、在冰场开整冰车、在炽烈阳光下盖摩天大楼的，则是打工族——换个说法，就是推动迪拜运作、同时把工资寄回遥远家园的那些人。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关于家庭纽带、冲撞的责任和忠诚，以及兼顾家人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的艰难——有时候，我们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就像是专门为了拆散家庭而设的。大多数海外劳工都有一段这样那样的难言家事，而在外籍劳工极其密集的迪拜，特蕾莎一家的日常生活中有个方面令他们觉得格外幸运：夫妻俩能共处一室生活。路易斯以前结过一次婚，已经有个孩子留在菲律宾了，这次又把两个较大的子女送回了家。每次我跟特蕾莎说起不能跟女儿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的境况，她就会面无表情地僵住。“非常不好过。”她说。还有：“我觉得他们跟我妹妹过得不错。”还有：“在那边他们还能学着做个菲律宾人。”

公司的巴士于清晨开动，将迪拜的外籍劳工在集体宿舍与工作场地之间来回运送。这批累得两眼发直的工人正在返回宿舍的途中。

有个星期五，圣玛丽天主教堂的长凳上挤满了教区民众，特蕾莎和路易斯跟其他来得太晚没座位的人一起站在门口，一面瞅着走来走去的三岁儿子，同时聆听扩音器里的讲话。布道的是托马西托·韦纳雷西翁，他以塔加洛语说，他最近学了个新词，“忠贞恐惧症”，指的是对于身处专一亲密关系中的畏惧。

你们千万不要患上忠贞恐惧症，汤姆神父宣讲道。你们千万不能容许自己说，海外劳工的家庭都很坚强，而你这个实际上的海外劳工却软弱。特蕾莎和路易斯对视了一眼。神父并没有直指出轨行为，但他们都听懂了他的意思。几乎每个身在阿联酋的菲律宾人都熟知这样的事：某个朋友或亲戚，或在菲律宾，或在某个海湾国家，通过交往情人来维持两地远隔的婚姻，而汇款照旧流动。“别忘记你留在家里的人，”汤姆神父说，“别忘记你来到这里的原因。”在一个外籍劳工占主体的城市里，这类事情几乎是主旋律：你来这里的原因，你留在家里的人。它们往往如出一辙。

在海湾诸国，大多数底层外籍劳工在公司宿舍与工友合住，或以其他方式凑合。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居住条件最好时也只能算勉强够用。一名男子拎着条鱼走过卡塔尔一家雇主提供的宿舍楼。

来自印度北方邦的男工们把迪拜一处合租公寓内的地板当成了大通铺。

在马尼拉的一些地方，整条街上几乎每家店铺门口都贴着诱人的海外招工广告。“沙特阿拉伯，30名三明治厨师；香港，150名家务助手；迪拜，游乐区服务员，蔬菜包装员，瓷砖工，稻米采购专员，女清洁工（长相端正），冰雕师/水果雕花师。”诱惑菲律宾人出国的工作机会指向遍布世界的目的地。但最显眼的广告是招工去海湾地区的，尤其针对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像许多长期贫穷的国家一样，菲律宾已渐渐对这种循环往复的离别产生了依赖。该国对于海外打工族有一个官方缩写：OFW，即“海外菲律宾劳工”，这个称呼常常带着一圈光环，他们对家庭和祖国英雄般的奉献备受赞美。马尼拉国际机场专门辟出一块地区设立了OFW中心，另有多家公共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料理他们的各种需求——其中有菲律宾海外劳务局，以及海外劳工福利局，都是拥有数以百计员工的大机构。

菲律宾的一块广告牌传递着诱人的前景。这家专为返乡打工族安家置业的住房开放商在网站上说，它能给菲律宾人“一个最好的原因回家”。

路易斯正在海湾地区工作的时候，特蕾莎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马尼拉招工中介的面试。当特蕾莎在一次生日聚会上遇见路易斯时，他仍是有妇之夫。但他又高又帅，有灿烂的笑容和垂到眼前的长发。而且虽然祖国的法律不许离婚，却允许拿定主意的人撤销婚姻。（我问汤姆神父，他在圣玛丽教堂收到多少份撤销申请，他深深叹了口气。“跟你实说吧，这儿就跟离婚工厂似的。”）

新闻媒体和人权团体会定期记录打工族的苦难：欠薪，危险的工作环境，恶劣的住宿条件，被非法扣留的护照。但这种记录在阿联酋政府的干预下并非易事。有些非政府组织被禁止在该国开展工作，而国有媒体要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捋官员的虎须。任何有组织的抗议都会被官方迅速抹煞。站在官方一边的言论则强调，阿联酋仍是海湾诸国最包容好客的地方之一，女性可以自由着装，非伊斯兰教的朝拜场所红红火火，游客和居民在街面上都很安全。

每年有超过10万名菲律宾人新加入出国打工的队伍，在海外做私人保姆或酒店服务员。他们希望就业的地方有新加坡、香港和海湾地区。一些有志于此的打工者在政府主办的培训机构中学习打理床铺的手艺。

还有些学员在一家私营机构中用塑料娃娃做练习，准备将来照顾真正的宝宝。

“所有的国际城市都有此类问题，”阿联酋退休的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告诉我，“国际城市都是建立在外籍劳工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迪拜集中反映着国际化最好的与最恶劣的影响——好处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非常自由和开放。但这座城市内部也有很多悲惨、贫穷和剥削。所以你要用哪种眼光来看待它呢？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倾向于两面兼顾。”

耶苏·包蒂斯塔的面孔从阿联酋沙迦市传送到了屏幕上——他在那边做电工——他的儿子耶苏·胡利安则在马尼拉附近，跟母亲、弟弟合住一居室的公寓。胡利安九岁了，在他出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父亲的认识都仅限于一名身处6900公里之外的养家者。

 

要让由外籍打工族组成的劳动力服服帖帖，阿联酋政府最硬的手腕就是遣返威胁：不知感恩的外来工要是在这里搅事，我们会把他们踢回贫寒的老家去。每一个使用进口劳动力的国家都会耍这一手，包括美国在内。而且在迪拜和菲律宾都曾有人跟我强调，人们出国打工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已仔细衡量过自己可以看到的各种可能前途，衡量过可以对自己所爱的家人贡献最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