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研究的世界意义

  ◎文/常绍民

  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性早就为人认识到。在当下力倡文化自信的中国，汉文化研究具有新的意义，迫切需要加强。从全球史的角度看，汉文化研究的意义也不可低估，而研究汉代文化，自然离不开徐州。

  今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政治学习专门请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讲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他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当前我国史学界尤其是考古界的最大一项工程，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几乎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都在为此努力，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不过这一工程固然重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对中华文明至少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秦汉文明尤其是汉文化研究。

  一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就考古界本身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者当推苏秉琦，他认为中华文明是多点开花：“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在世界历史上是举世无双的。”

  苏先生的这一满天星斗说得到了学界的共鸣，不少学者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但这些说法基本上没有超出已故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的概括：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是由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 而这个一统多元过程的定型是在秦汉尤其是汉代完成的。

  中国历代盛世号称汉唐，就对后世包括当代的影响而论，汉代无疑是最重要的。钱穆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从汉代开始足矣，因为直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是一个像样的统一政府，“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

  二

  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前朝广袤的疆土和政治制度，继承了币同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治国方略，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创新。

  汉朝确立的政治与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兴邦立国的基石，对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叫汉字，中国人的语言叫汉语，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科叫汉学。汉朝给予中华历史留下太多精彩。

  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王子今的话说：“在这一时期（汉代），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不同渊源的区域文化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规范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纪录。汉文化的风格，或者说汉风，体现出开放、进取、豪迈、宏大的气象。”

  中国学者的这些说法也得到国外学者的充分认同。在世界史研究中，近些年流行的是全球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一个重要鼓吹者是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他在《新全球史》（第五版）这部全球史研究的代表作中这样写道：

  “汉朝存在了四个多世纪，基本完成了使中国一体化的任务。汉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帝国趋向于一体化，从而在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他们还与儒家的道德家们建立了联盟，后者创建了先进的教育系统，为帝国的官僚体系提供后备力量。而且，在技术发明所带来的经济高产的基础之上，汉朝的统治者把中国的影响扩展至朝鲜、越南和中亚地区，因此，与波斯、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古典社会一样，中国的汉朝也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长期影响了中国和邻近地区的社会。”

  理查德·布拉特等在《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中也认为：“秦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帝国，但创立者秦始皇死后不久，它也随即灭亡。政权很快转移到一个新的王朝——汉朝手里，它自公元前202至公元220年统治中国。于是，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开始了，一种政治和文化统一并延续的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并且对我们这个时代独具特色的中国仍有意义——汉朝创造了在中国盛行两千年的帝制政府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自称为汉族。”

  三

  世界史领域近年流行的另一研究是所谓帝国史研究，而这一研究只要涉及古代，就不可能少了汉帝国。帝国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是曾获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简·伯班克和弗·库珀合著。作者开篇就指出，他们研究的帝国史是从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开始，“并非因为它们是最早的帝国，而是因为这两个帝国成为后来的帝国编造者们长久的衡量标准”， “秦在多种语言中转化为中国一词；汉变成了被定义为该帝国主要民族的那些人的种族标签。汉的统治者巩固了秦在疆域上、行政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并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发展出了一种帝国政治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理所应当地由一个单一的中央领导者所统治的观念，两千年来已然成为统治者们、想成为统治者的人、有国家意识的精英们和普通民众的共识。”

  法国史家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的《历史上的大帝国》第一章“帝国的诞生与奠基”重点谈到的就是罗马帝国和汉朝。作者认为，把帝国起源的时间定为第一次全球普遍性的人口增长高峰时期（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后半期）再谨慎不过。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20年，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最早的两个无可争辩的大帝国，罗马帝国和中国汉帝国，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因而，汉文化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研究汉代文化，自然离不开徐州。虽然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这里不存在任何汉代地面文物，但地下文物丰富，同时等级高。如狮子山楚王墓属于已发掘的最高等级的汉墓，所出土的金缕玉衣是目前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的金缕玉衣。

  研究汉文化离不开徐州，同时在徐州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汉文化已融入徐州人的血脉，积淀在徐州人千百年的生活中。因而，弘扬汉文化、加大汉文化研究力度在徐州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其难以推脱的责任。

  近年来，蒙古国杭爱山脉汉字摩崖石刻被发现和释读，专家认为其上所刻为汉代班固撰写的《封燕然山铭》。铭文中有两句话，我想也代表了徐州人的心声：“光祖宗之玄灵”“震大汉之天声”。 

  （作者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新全球史》之所以名之为新，首先是因为它体现的全球史观有别于全球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上世纪60年代，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19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批判，他们希望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由此，全球史观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新方法。

  □汉风物语 文/图 岳凯 凤鸟崇拜下的汉代述说

  文/图 岳凯

  凤鸟崇拜下的汉代述说

  凤为百鸟之王，是古人以鸟的形象为基础，结合多种动物的形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混合性神话动物。《尔雅·释鸟》：“凤，其雌皇。”郭璞注：“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鱼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鸟类纹饰玉器大多出土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的遗址或墓葬中，商代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凤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凤鸟形玉器，可见当时人们对凤鸟的崇拜已较为普遍。

  原始先民对凤鸟的崇拜，源于鸟禽善于飞翔，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天地之间，因此古人便认为其具备呼风唤雨、通天达地的神秘力量。同时，凤鸟也被古人看作是“神鸟”或“祥瑞”，是天下安宁的象征。这种观念从徐州地区所出土的代表性凤鸟纹玉器中可见一斑。

  西汉早期虎（一说龙）凤纹玉戈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系白玉雕琢而成，长17.2厘米、宽11.2厘米、厚0.7厘米，玉质细腻，色泽温润，局部有黄褐色沁斑。玉戈主体两面纹饰相同，但内部两面纹饰各异，一面雕琢虺（huī）龙，另一面则雕凤鸟。凤鸟直颈昂首，后斜的羽冠，突额圆睛，钩喙鸣叫，双爪飞扬，展翅作舞。其造型一改先秦以来的写实风格，显示出一种较强的审美特征，形象描绘了汉代人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

  目前中国出土的西汉玉戈并不多见，这件玉戈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当属于玉礼兵器，推断为西汉楚王祭祀、礼仪或出行时使用的华贵仪仗用具。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雕琢图案生动传神，对研究汉代玉礼兵器的形制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早期龙凤纹韘形玉佩，1986年出土于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系青黄色玉雕琢而成，长7.1厘米、宽4.3厘米。玉佩平面前尖后圆，中部鸡心隆起，有一椭圆形孔。正背两面分别雕刻一龙一凤。龙首的眼鼻凸起清晰，凤作回首状，凤冠外突，喙作内勾状。凹面边端处阴线刻划勾连云纹，造型奇特。

  汉代玉雕凤鸟纹单独成形的很少，一般都是以纹样装饰于韘形佩、玉璧、玉瑗、玉环等器物上。由于汉代国力的发展与壮大，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材质的玉器数量不断增多。汉代，尤其是汉代早期，与前朝的风格特征相比，凤鸟纹变化虽并不明显，但我们从凤鸟的形象及装饰细部依然可以看出汉代的审美意趣和追求。

  徐州地区汉墓出土的玉器中，凤鸟纹多与龙纹相结合，共同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凤鸟大多刻画为飞鸣起舞的动态，从而呈现出自由鸣叫舒展的状态。凤鸟细部多阴刻流畅舒展、婉转自如的弧线装饰，使其身姿更显灵动飘逸。

  凤眼阴刻眼线，显得更加秀美，羽翅及凤尾也用阴线刻进行装饰，刻划出了凤鸟现实的形体感，增添了凤鸟纹样的装饰美。同时，汉代的凤鸟身形都较长，头颈部呈弯曲状，显示出凤鸟昂扬的状态，生动地表现了凤鸟的神韵。

  这是因为先秦以来，人们便形成了魂与魄的观念。《礼记·郊特牲》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到了汉代，人们崇尚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更加强烈，对道教的信奉也促使汉人们相信死后可以得道升仙。汉墓中出土大量装饰龙、凤纹的画像石、壁画、器物等，说明汉代人们认为龙凤可以带着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庭。

  与此同时，以玉入葬在汉代也达到高峰。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随葬即彰显了墓主尊贵的身份，商周至汉代对玉器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玉器不仅是财富与等级的象征，同时也被汉人用作尸体防腐。

  汉代人们重视对身体的保护，认为死者尸体不腐，便可永生，并在阴间拥有生时的一切。正是这种对永生的狂热追求，使汉代成为了玉器大发展的时代。

  汉代以玉入葬，并装饰龙凤纹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汉人希望以此能够得到永生，延续生前的尊贵与荣耀。不过，事与愿违，豪华的葬具和大量贵重的随葬品，引来的却是无数的盗墓者，导致十墓九空，尸骨无存。

  鉴于此种情况，魏文帝曹丕在曹魏黄初三年(222)，废除了以玉衣等随葬的制度，并且不封不树。从此，丧葬用玉逐渐衰落，中国古代玉器开始进入世俗化的发展阶段。凤鸟纹也逐渐不再是图腾崇拜、宗教的符号，而是开始面向世俗，更具生活情趣，向自然写实的风格发展。

  总的来说，徐州汉墓出土的玉器中，凤鸟纹的形象更加具体，造型多给人轻盈活泼之感，彰显了其勃勃的生机与自由的力量，具有一定的美感和装饰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徐州地区汉代玉器的凤鸟纹中，常伴有云纹出现，将瑞鸟与祥云相结合，进一步表达汉人赋予其中的吉祥寓意和美好愿景。

  （作者为徐州市青年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总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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