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志与《杨柳楼台图》
杨柳楼台图（国画） 吴毂祥 吴昌硕题
一长廊延伸至湖中，湖心处一楼阁，两高士倚栏而坐，清谈赏景。数株杨柳从岸边斜出，垂下万条丝绦。湖面雾霭沉沉，一望无际。这是画家吴毂祥(1848-1903)笔下的一幅山水小品所呈现的景象。在画幅右下侧，吴毂祥自署“毂祥制”，钤白文方印“吴毂祥”。在画幅左上侧，则有吴昌硕(1844-1927)题跋云：“杨柳绿沈黄歇浦，楼台高并筑耶城。彼苍位置闲如此，坐看寒潮六月生。小仓山下古随园，景物依稀到眼前。残月晓风呼即是，填词不数柳屯田。翔父先生以《杨柳楼台图》索绘，盖不知余盲于画也，辞不获，已转乞吴秋农老友设色成此，题句补空，即乞是正，己丑长夏同客沪上，昌硕吴俊。”钤白文方印“吴昌石宜寿”。据此可知，此图实为“翔父先生”请吴昌硕绘，而吴昌硕自称“盲于画也”，故由其好友吴毂祥代劳。“己丑”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年吴昌硕四十六岁。吴昌硕早年以诗文、书法、篆刻驰名，拙于绘事。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吴昌硕师从任伯年学画，其时以梅竹为专长。现在所见吴昌硕这一时期的绘画中，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墨梅图》和《墨荷图》(均藏浙江省博物馆)、十三年(1887年)的《绿梅图》及十五年(1889年)的《瓶荷图》(均藏中国美术馆)等，唯独不见山水。故此时，吴昌硕不是“盲于画”，而是对《杨柳楼台图》这类的山水画不能娴熟驾驭，故有请人代笔之举。此外，吴昌硕此诗并不见于其梓行的诗集中，因而乃其轶诗，可补文献之不足。
吴昌硕跋语中所言“翔父先生”，为袁祖志(1827-1899)，乃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8)嫡孙。他字翔甫，一作翔父、祥甫，号仓山旧主、又斋，别署杨柳楼台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官同知，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随唐廷枢(1832-1892)访问欧洲，后寓居上海，历任《新闻报》《申报》和《新报》主笔，著有《谈瀛录》《随园琐记》等。
清光绪七年(1881年)，袁祖志在位于上海城北的四马路筑杨柳楼台，一时诗坛名流纷纷吟诗作赋，极坛坫之盛。袁祖志自己有《自题杨柳楼台图请同社诸君子暨大吟坛正之》诗记其事：
要把繁华俗转移，大张旗鼓日吟诗。春归杨柳千条尽，人在楼台四顾宜。十里笙歌花簇簇，六街灯火漏迟迟。贫来百事从人借，借得园林景更奇。买邻偏近可儿家，柳色深藏幕不遮。但有才人皆入座，断无骚客不停车。拓开几案争评画，倚遍栏杆为赏花。尽把风光共消遣，胜他俗吏唱排街。偶然平地学神仙，胜友良朋尽有缘。百首新诗题壁上，一樽清酒醉花前。才看棋局争双刦，又听琴声动七弦。也是浮生行乐处，何须十万买山钱。绿阴浓覆尽沈沈，到此应无俗虑侵。蜗角客盈疑广厦，马蹄声碎出疏林。吹人衣袂风常送，旷我襟怀月更临。笑指三山森海上，穴濛蜃气未须寻。
从诗中可知其兴味之所在。而在楼台建立当年，好友龙湫旧隐(葛其龙)亦有《辛巳暮春仓山旧主得小楼于城北绿柳深处，颜其额曰“杨柳楼台”，集同人觞咏其中，因成四律以志其胜》，其一曰：“仓山旧主最风流，垂柳阴中作小楼。一片烟波翦淞水，二分明月借扬州。闲情聊复调鹦鹉，近局还堪约鹭鸥。此日冶春重结社，要将佳话播千秋。”此可从侧面窥探当时杨柳楼台的雅趣。据不完全统计，在袁祖志主笔的《申报》上，以“杨柳楼台”为主题与其唱和的诗篇有数十首之多，足见其在晚清上海文坛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袁祖志还邀请当时沪上的绘画名家，以“杨柳楼台图”为主题，挥洒丹青，留下图像记录，上述吴毂祥作品即是一例。在此之外，为其绘制斯图且作品可见者还有俞礼、陆琪、倪茹、潘耕数家。
俞礼所画为三株柳树迎风吹拂，柳堤右下侧露出楼台一角，一高士趺坐其中，数卷诗书陈列其侧。作者题识曰：“杨柳楼台图，翔甫老伯大人嘱画并请大雅两正，俞礼。”钤白文方印“俞达夫”。俞礼(1862-1922)，字达夫，号随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任伯年弟子，擅画山水、人物和花鸟，在上海以鬻画为生。陆琪所写为一座楼台矗立在山麓下，远处山峰对峙，一人坐于阁楼中，眺望远景。作者题识曰：“杨柳楼台图，仓山旧主属，陆琪。”钤朱文方印“琪”和“韵樵手笔”。陆琪，字云樵，一作韵樵，浙江萧山人，擅画山水、人物。倪茹所绘为一座阁楼屹立于湖边，隐约可见一人之背影，近处为绿树掩映，远处则水天一色，一望无垠。作者题识曰：“杨柳楼台图，翔甫姑丈大人命绘，乙未冬日姪辈倪茹谨写。”钤朱文方印“儒粟”。倪茹，字儒粟，浙江杭州人，曾为诸生，自称乃俞樾(1821-1907)弟子，擅诗文书画。“乙未”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倪茹言袁祖志为姑丈，则两人有姻亲关系。潘耕所绘为一条河流的两岸，杨柳依依，一座茅亭坐落于河西一侧，两人对坐相谈，亭边水流潺潺。作者题识曰：“杨柳楼台图，戊子冬至日写似仓山旧主，即请正之，稼梅潘耕。”钤白文方印“潘耕私印”。据杨逸《海上墨林》记载，潘耕，字稼梅，浙江秀水人，擅画山水，兼善人物，师法胡公寿。此处之“戊子”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
《杨柳楼台图》创作的时间集中在1888年至1895年间，可知是袁祖志在不同时段邀约画家绘制。诸画虽然都是围绕袁祖志别业所绘，但就图像来看，均各不相同，已然超越了楼台本身。很显然，画家们刻意营造了一种诗意化的场景，创造了文人所期望的精神家园，其艺术的真实取代了生活的真实。诸画将主人公袁祖志置身其中，这种状态既是对明清以来行乐图传统的一脉相承，又是晚清时期文人画的缩影。袁祖志作为艺术赞助人，客观上成为诸画这一主题性创作的推动者与策划人，诸画又成为诗人与画家交游的实证，是其时海派文化的折射和反映。
因袁祖志有“太史文孙”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自己文采斐然，又为多家名报的主笔，故形成以杨柳楼台为中心的上海文人交游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杨柳楼台图》即是在诗文唱和之外，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史实。
值得一提的是，五件《杨柳楼台图》被装裱为一本册页，首页有行书题笺曰：“杨柳楼台图，千寻竹斋主人藏。”不著题写者姓名，亦无钤印。“千寻竹斋”为朝鲜权臣闵泳翊(1860-1914)斋号。闵泳翊亦擅书画，曾流寓上海，与吴昌硕、吴毂祥等人均有交游。吴毂祥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其绘《千寻竹斋图》。此图连同《杨柳楼台图》，成为十九世纪晚期中朝两国文人交往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