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田《穿越徐州抒乡愁》之四十三：讲坛招魂记

在《欠债还钱》的一篇中，我谈到胡连俊先生当年写了一篇《李永田探监》的报道，并附上了刋载该文的“新华日报”的图片，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好奇。

那么，我现在就将这段尘封的历史翻检出来，公诸于世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江南北的众多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纷纷邀请我前去演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想，一所重刑犯的监狱——江苏省第四监狱的领导也找上门来，请我为全监的犯人作一场报告。

提起“监狱”，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髙髙的围墙、密布的电网、森严的警卫，令人不寒而栗;说到“罪犯”，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些作恶多端、青面獠牙、行尸走肉的形象，令人憎恶不齿。

现在让我到那里为他们讲课，又该讲些什么呢?不要说内容了，连选择对他们的称呼都很难。

“同志们”，他们不是同志;“朋友们”，他们不是朋友;“同学们”，我们之间不存在师生关系;“老乡们”，谁也不願意与这些人攀老乡。

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我想起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同胞们”!

学院领导对这场演讲也特别重视，专门派宣传部长陪我去监狱，“体验了一天的生活”，我做了精心的准备，形成了一个《炎黄儿女要为母亲争气》的讲题。

1984年8月7日，我冒着摄氏35度以上的酷暑，登上了四监的讲台。那是一个很大的礼堂，没有座椅，听众自帶小板凳，楼上楼下整整齐齐、满滿当当地坐着人，还设了四个分会场，“小号”里的7名犯人也安了小喇叭收听，据说，全监的犯人都听了。没有一个“漏网”的。

站在台上，看到下面一个个穿着囚服、光着脑袋的罪犯，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罪恶的历史，我憎恶他们;看到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无知，我又怜悯他们。

我讲道理，摆事实，讲故事，也说、也劝、也骂，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

例如，我讲了许多百年前我们民族经受的巨大苦难，讲帝国主义列强的恶魔们是怎样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激起了这些人的民族义愤，他们毕竟也是中国人，许多人眼里饱含着泪水。于是，因势利导，话锋急转：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现在，哪一个強盗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这些外国的禽兽不敢了，而你们——，你们却要危害我们的社会、抢劫自己的父老、奸淫自己的姐妹。你们知道吗?连兔子都是不吃窝边草的!”

没有鼓掌声，大片的脑袋低垂下去，埋在了胸前……

经过一段沉寂，我“命令”他们一律把头抬起来：“不抬起头，怎么能看到光明的前程;不抬起头，怎么能走上新岸?”

又例如，我为他们讲了许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祖国献身、为“四化”效力的动人故事。其中，有意突出讲了我的两位身残志坚的朋友：一位是天津重光五金厂的盲人郑荣臣，读完了电视大学，写出了20万字的小说《琵琶情》;另一位就是当代青年榜样张海迪。

在他们深受感动的時候，又因势利导：

“同胞们，你看到了吗?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時代里，连瞎子都能看到光明!连瘸子都在走着正道啊!”

就这样，批评一阵，又鼓励一阵，讲几个故事，再讲一番道理。三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時，全场爆发出长時间的热烈掌声。

据监狱长说，当晚各中队的犯人都组织了座谈，讨论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前所未有，写的决心书和悔过书就有近千件。全监到处传播着我演讲中的一句话——

幽灵永远站不起来。而人，是有两条腿的动物，只要他願意，就能夠做到：在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

(李永田演讲照片)

那些日子，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來自“徐州市第八号信箱”的來信，有些信，我是含着眼泪读完的。

一名犯人说：“如果我能在社会上听到你几次报告，不，哪怕只有一次，我想我也不至于犯罪了。”这话看起来夸大其词，细想起来，罪与非罪往往会在刹那之间，一番良言挽救一个人犯罪、入狱，甚至将其从死神手中解救过來，並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有一位从“三好学生”变成罪犯的青年，真诚地把他全部罪过和反思写给我，让我当作“反面教材”去挽救更多的同龄人。

我在演讲中说道：“不要对我的报告抱太大期望。哪怕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受到启发，好好改造，重做新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许多來信都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一个人!”

这一年的春节，一名犯人画了一幅“六骏图”作为全监犯人的共同礼物，向我恭贺新年。我也帶上一批图书作为回礼，与他们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了一个並不愉快而终生难忘的春节。

明媚的阳光下也会有团团的阴影，

清洁的大地上也会有逐臭的蒼蝇;

宁静的山林里也会有肆虐的豺狼，

挺拔的大树上也会有寄生的毒藤。

我们的社会需要军队、警察和监狱，我们的社会也需要一批铸魂之师，为那些失魂落魄的人招魂——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