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海：通往名记者之路——新华社高级记者孙世凯的故事
曹学海
1992年6月13日，我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菊儿胡同5号，访问了新华社高级记者、北京市新闻学会副会长孙世凯。别看他年近七旬了，却充满朝气。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后，
我说明了来意，他十分高兴地说：“怎样走好记者之路，成为一个优秀的、有成就的记者，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几十年来，孙世凯先后发表几千篇新闻、通讯、特写、访问记、调查报告和散文、杂文等作品。其中不少新闻作品被收入《祖国在前进》、《北京在前进》、《中外通讯选》和《花》等通讯集和散文集中。《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一文，还被编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成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教材之一。另外，他还出版了《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官厅水库》(与人合作)的单行本。可谓名篇佳作如林，声名远播。
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事迹和经验，近些年也分别被编入《中国新闻年鉴• 中国新闻界名人》《当代名记者与代表作》《记者之路》《新闻采写经验谈》等书中。
然而，一代名记者的成功之路，并不都是平坦的。
初当记者，两次采访失败
孙世凯1924年生于辽宁省锦县渤海之滨的一个小鱼村。他从小学习刻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参加了新闻工作。
谈起他的记者生涯，孙老显得有些激动：“其实，我也不是班科出身，学的不是新闻专业。1949年夏，新华总社随党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不久，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急需扩大队伍，便着手招考一批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习新闻业务。当时，正巧我从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急于参加革命工作，便考入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当时我们的训练班在北京西郊香山，校长是范长江，好多新闻界前辈给我们上课，前后8个月。结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当时住在北京，但采访不仅北京一个地区，而是整个华北五省，包括河北、内蒙、山西等。我在华北总分社主要担任农村采访，我在官厅水库曾住了四、五个月，采访这个水利工程。有时也去大庆，采访王铁人，还去过西安、延安，不过这些任务都是突击性的，主要还是跑农村。1953年我调到北京分社，从农村报道一下子转到文艺报道，大改行。记者工作说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对文艺本来一窍不通，也不喜欢看戏，我这个人是比较古板的，可是来了任务就得去完成。”
孙世凯有句名言：“我的记者之路是闯出来的”。他说：“但‘闯’要得法，光凭热情不行。这方面我是有过教训的。”
虽说他参加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8个月的培训，但毕竟缺乏经验，初当记者时两次采访都失败了。
50年代初，有一次他到河北大梅县采访“农业互助”。从北京坐了火车到了邯郸，由于大梅县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在邯郸转乘汽车。到了县里，县委一听北京来了一位记者，立刻招待，还派一个干部专门陪着他，下去采访跑了很多村子，跑了三四天，笔记本足足记了两本子。孙世凯回忆说：“我当时想，这次不仅写一篇，要写三四篇，可以写消息，可以写通讯。”
可是到了北京后，他向老编辑一汇报，向当时他们的组长，后来到《人民日报》当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一汇报，一下子懵了。
李克林问他：“你汇报的情况究竟能写出什么稿子呢?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他当时没想到采访时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写报道要有一个主题思想，以为采访记了两本子材料，写几篇报道不是问题。
李克林根据他汇报的情况，帮他提炼主题。点出主题后又带来一个问题，材料又不够了。尽管他记了两本材料，真正可用的不多，最后一篇稿子也没写成。
孙世凯说：“所以当时得出一个教训，就是采访要有指导思想，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碰到什么材料都有新闻价值，有一个报道思想，那么采访才能有目的性、针对性的搜集材料，要不然搜集很多材料却用不上，该用的材料又没有。”
还有一次他去采访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的李顺达。1953年初，李顺达从苏联参观回来，到10月份在中苏友好月的时候，长治地区有关部门举行一个报告会，安排李顺达向农民、干部介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怎么搞集体农庄，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分社派孙世凯去采访。到了那个会场正好赶上李顺达作报告，现场有许多各地、县派去的干部和农民在听报告，几百人黑压压一片。现场气氛很热烈，喊口号、鼓掌。孙世凯看到这场面非常激动，他在会场感受了一下，听了李顺达的讲话，然后就写了3000多字的一篇通讯，赶到当地的电报局向北京发稿。电报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还从来没有用一封电报发3000字的。后来把电报局的局长都给请来了，忙了大半天，把这份稿子译成电码，稿子发到北京后，编辑一看，就给“枪毙”了。主要原因是他的稿子写了很多怎么喊口号、怎么鼓掌，气氛怎么热烈，完了就是拿什么奖，没有多少新闻价值。
孙世凯回到北京，情绪很低落。总编室主任对他说：“不要紧，要很好的总结，这次采访失败为什么?你这一礼拜就把这次采访失败好好总结出来，这就是财富。”
孙世凯说：“本来这次活动主要的是采访这个地区的情况如何?来参加听他讲的农村干部，农民代表的反映如何?他们有什么体会?怎么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我都没有采访，一个听会的没有采访，没有访问，我就坐坐、看看，因此全是水份，空话连篇，都是套话，稿子没有实货，给你改动也没办法改。”
用眼睛观察采访官厅水库获得成功
官厅水库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和北京市延庆县界内，于1951年10月动工，1954年5月竣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主要水流为河北怀来永定河，水库运行40多年来，为防洪、灌溉、发电发挥了巨大作用。
施工期间，孙世凯在官厅水库工地上陆续住了四、五个月。当时，在工地上集聚四万多民工，还有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昼夜三班轮流施工，要赶在伏汛前筑起45米高的拦河大坝发挥拦洪的作用，还要完成溢洪道、隧洞和净水池等工程。这是一场改造大自然的工程。他在工地上除发些工程进度的消息外，还采写了《荆江分洪工程的英雄们来到官厅水库》、《我们跑在洪水的前面》等通讯。孙世凯认为，这些报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大工人、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热情，却缺乏现场感、立体感。
他住在工地上采访已经有不短的时间，手头掌握的素材挺多，既有综合情况，又有典型事例，他要写一篇有深度、现场感强的报道，以弥补前期报道的不足，但几次动笔都无法写下去。他从苦恼中悟出一个道理，采访要深人，除了直接访问当事人之外，还要亲临现场直接观察。于是，他跑到工地现场，从清晨到夜晚一连观察几天，最后被黑夜里紧张施工的壮丽景色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没有黑夜的工地。当夜色笼罩官厅山峡的时候，千万盏电灯齐放光明，照亮了夜空。一串串灯光由拦河坝现场向西延伸到15里外的水关村山沟的取石区，另一组灯光又向南伸展到5里外的施庄子取料区，由10多条轻便铁道和两条马路组成的强大运输线上的灯光，像天上的银河落地一样分布在整个水库工地上;千军万马的运输队伍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坝工地，充分显示出这一水利工程的巨大规模和建设的紧张气氛。在灯光如昼的拦河坝现场，从河北农村赶来的民工们挑着上百斤的粘土、卵石上坝，像无数条马达上的皮带，有秩序地循环转动。身上挂着三个治理潮白河模范奖章的三河县民工吕松和笑着对工友们说：“我在潮白河上修堤时，虽然也紧张，还没有三班轮换，把黑夜也当白天一样干。到这里可开了眼界，我们国家就是要这样搞建设。”来自淮河、长江和荆江分洪工地上的驾驶手们，操纵推土机和拖着羊角碾的拖拉机不停地转动。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和扩音器传出的歌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回头再看看工地指挥部和技术科室，各个房间也灯光通明，工程技术人员除了现场指挥外，又在组织规划“夜战”。
经过这样有目的有意识的观察，孙世凯用眼睛猎取到口头访问不出的生动现场情景，使日常在工地上采访中积累的许多“死”材料，在动的现场一情一景、一人一物衬托下变“活”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工地夜景的观察，有力地帮助他沟通了思路，好象从一团乱麻中忽然提起了一根贯穿全局的线头，顿时条理井然，使通篇稿件找到了一个鲜明的报道主题。于是，他在《官厅水库工地夜景》这篇特写中，表达出整个工地4万多工人、民工和技术人员决心“跑在洪水前面”加紧施工的动人事迹，使广大读者也能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在这篇稿件采访的小结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眼睛是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学会用它观察，确实给我的采访活动打开一道新的门路，增添了一个新的武器。观察能丰富自己的报道思想，观察又能抓住活生生的情景和人物，把‘死’材料也能变‘活’，写出的稿件再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记者还应具备高尔基称赞的契诃夫‘具有钻头一般的眼睛，观察时深深钻入事物的内核，了解人和事的本质’”。'
当官厅水库完工时，孙世凯在深人实际中又运用眼睛观察手段来写的总结性通讯《改变永定河的性格》，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后，《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用，还被收人《祖国在前进》的通讯集一书中。他写的业务总结文章《我在官厅水库采访走过的道路》，在《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当时成为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学习新闻采访课的一份参考教材。
新闻特写《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成为名篇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建国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展馆、民族文化宫等。分社决定派孙世凯去人民大会堂工地采访。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多年的摸索，孙世凯在采访上的经验也多了。
人民大会堂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中央很重视，从技术人员到施工队伍，都是最好的。其中李瑞环当时在大会堂工程中是木工组的，张百发是青年突击队长;全国18个省市的能工巧匠也调到北京来了。孙世凯首先采访这些工程设计人员，从总设计师到现场施工的工人，像当时的张百发等都作了采访。然后，他请工程师一边介绍大会堂的建设，一边按照大会堂的进出路线，实地察看。从东门进去是“大厅”，到北边的“一楼宴会厅”，然后到“二楼宴会厅”，又到二楼的“万人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地下这一层有五条路，地下道路两辆大客可以并行，各种设备、供电、供暖、供气都在地下管理。另外，厨房也在地下，各种食材用卡车拉进来都在地下，外面是看不见的，把菜做好后再用电梯传送到楼上来。他这样采访，就把大会堂的概貌、特点等了解到了。
大会堂建成后，有一天周总理来视察。孙世凯得到消息后，就赶去了，正好看到彭真同志陪着，还有当时的总设计师、北京设计院的沈勃。孙世凯回忆说：“总理从东门进了大厅，往北来到一楼、二楼的宴会厅，从宴会厅又到“万人大礼堂”。坐下来后，就听总设计师的汇报，工程设计，施工状况，质量如何等等。总理说，大会堂我很早就有这种设想，就是苏联的二十四大赫鲁晓夫作报告的克里姆林宫大礼堂，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也建一个比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大礼堂更好的，今天终于建成了。这时，彭真同志插话，说大会堂的总设计师是总理，当时我还不了解很具体，我看彭真说话不象是一般的奉承话，在会后我从总设计师沈勃同志那里了解到的确是这样。大会堂从设计到施工，一些关键时候都是在总理指导下进行。大会堂有一个特点就是‘万人大礼堂’的顶棚设计是水天一色，当时设计人员设计了几个方案，这么高的建筑怎么使人感觉到坐在礼堂不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压抑，另外也不感觉高不可攀。后来，总理就跟设计人员提出，你们可以设想一下，人站在海边，大海是无边的，人却不感觉自己渺小。所以这样给了他们启发，设计成了水天一色，没有棱角，这是在总理的启发下设计出来的。所以说，彭真为什么说总理是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说，总理是不搞建筑的，但是他的好多指导思想，给了他们启发。所以，总理的伟大不仅是在政治方面。”
从哪个角度写这篇稿子，孙世凯酝酿了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中央重视，超过支援”。不仅中央重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而且周总理亲自抓。好多能工巧匠调到北京来，还有器材。大理石是云南大理的，又调山东的材料，都是全国最好的材料，哪个地区一听说是建人民大会堂要的都源源不断地送来了。所以说中央的重视，超过支援。从这个角度写也体现了人民大会堂的重要性，但这种写法毕竟还没跳出工作的圈子，比较容易写成一般化。后来，他又考虑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怎么让读者看到报道后了解人民大会堂，这才是读者最为关注的。所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篇新闻特写送到总社基本上没有变动就发出来了，《人民日报》当时则压缩了一些，因为它有版面的限制。
孙世凯说：“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到一部教科书里去了，一直到现在还收在中学语文课本，初中第三册吧。前几年，有些语文教师给我来信，要我介绍采访经过，因为他们得给学生讲课。后来，北京有个图书出版社还搞了盘录音，要我来谈一谈这篇稿子的写作过程，便于中学教师讲课时参考。所以，就人民大会堂的采访我感觉自己应逐步总结过去，还要深入下去，而且采访要从工程技术人员一直到工人，得从施工现场，这样的采访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写起来也就不同了。我所掌握的材料不仅能写一篇，因为围绕主题之外的还有很多的生动材料，比如大会堂里的红星，一颗红星周围围绕的小星的设计，还有大会堂东门上的国徽，这个国徽就有一人半高，因为大会堂太高了，所以看起来才小。从好多细节都可以看出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智慧和贡献，然而好多细节没有写上去。”
做好记者工作要广交朋友和专家学者
孙世凯说：“我在北京分社30年，报道文艺领域的时间较长，突出的体会是广交朋友的重要性。做好记者工作，一要广交“三教九流”，在社会上建立新闻信息网，增添自己采访的耳目。二是结交专家学者，使他们成为自己采访的‘参谋’和顾问。也可以说，这是我在记者之路上闯出来的又一经验。”
新凤霞是中国评剧院的骨干演员。她过去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一个艺人一一天桥艺人。北京解放前有一个天桥，是艺人集中的地方，是比较低层次的。所以，天桥艺人一般进不了大剧场，进打地摊的小剧院，当时侯宝林也在那里。解放后，艺人翻身了，她的评剧也出露头角了，周总理几次接见了她、鼓励她。
孙世凯一直想采访新凤霞，约不到时间，这也是艺人生活的一个特点，她早出晚归，主要在剧场，另外这些名演员社会活动比较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最终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他的朋友吴祖光才约定了时间。
有一天，孙世凯到北京电影厂去采访，当时吴祖光在北影当导演，偶然间两人见了面。别人介绍说他的夫人是新风霞，孙世凯恍然大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抓住这个机会，问吴祖光“什么时候采访新风霞比较合适?” 吴祖光说：“约好到我家里好不好?”于是约了个礼拜天。后来他去采访新凤霞都是在礼拜天，而且好多时候是通过吴祖光来约采访地点、采访时间，往往这样更适当。假如他没有和吴祖光交上朋友，由他牵线搭桥，采访到新风霞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也没有这样方便。
孙世凯说：“在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深深感到：在社会上，记者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一个耳目，也可多开辟一条新闻信息的来源。朋友越多越广，记者掌握的新闻信息也会越多越广越及时。在这方面，近些年又有了新的体会：只要在社会上通过采访交下知心朋友，建立起新闻信息网，还会长期发挥着作用。”
70年代某，有一次孙世凯去看电影参考片，碰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于是之(他是在老舍名剧《茶馆》里扮演老掌柜的名演员)，在参加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的追悼会上，又遇见了中国评剧院名演员马泰，他们都主动同他谈起当前文艺界出现的不少新气象和存在的某些问题。当北京召开人代会时，在大会休息室见到了著名剧作家曹禺。他热情地向孙世凯讲起即将去英国访问，然后应邀到美国讲学等情况。这些人都是孙世凯20多年前在采访中结交下的朋友。尽管“文革”10年动乱，彼此好久未见，可是现在偶然相遇，故友重逢，提供了很多新闻线索。
在新闻界流行着一句话：记者是个“杂家”。由于杂而不专，要采写一些有深度的报道，便产生一定的困难。孙世凯在记者工作中为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采取结交各方面一些专家、学者作为自己的“参谋”和“顾问”，在专业性较强的报道或采写“观察家”式的评述性新闻时，请这些“参谋”和“顾问”帮助，受益良多。
60年代初，《人民日报》刊登孙世凯采写的《千年古曲得知音》一稿，当时，不少读者都认为这个记者很懂我国古琴曲，而且对它颇有研究。其实，孙世凯对古琴曲一窍不通，他是在古琴家溥雪斋老先生的指点下写出来的。溥先生对我国传统的“琴棋书画”都有专门研究，又是一位弹奏古琴曲的高手。他是孙世凯在文艺界结交的专家朋友之一。在那次采访中，溥先生不仅详细评介了建国后对古琴曲挖掘、整理的情况和取得的突出成就，还指点和介绍孙世凯去采访著名的古琴家管平湖等专家、学者。深人了解《广陵散》、《流水》等流传千百年的古曲的评价，获得不少独到的见解。倘若他当时没有这位“参谋”、“顾问”的帮助，只凭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写，那就难以写出那篇外行看得有兴味，内行也觉得说到“点子”上的报道。
在北京戏曲界，孙世凯结交的另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建议他研究一下剧团的经营管理问题。当时许多国营剧团都赔钱，唯独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人组织的民间职业剧团(自负盈亏)不仅不要国家一分钱补贴，而且月月有盈余。于是，孙世凯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着重研究分析这个民间职业剧团多年积累的一套科学经营管理经验。全剧团188人，其中只有6名专职的行政人员，其他事务性工作均由演员、伴奏和舞台工作人员兼任。再加上他们善于灵活调配角色，不仅保证每天都有演出，有时还组成两个演出队，去外省市巡回演出。同时，他们实行按劳取酬的“六四”基薪分红制，也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当时，孙世凯采写成一篇《值得向他们学习一一介绍北京京剧团的经营管理经验》的通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现在看来，那个剧团的经验，至今对一些剧团改革经营管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附记
1978年以来，孙世恺先后应聘为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兼职教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调查研究员等。除担任新闻教学工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长期在第一线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着重研究新闻学，尤其是对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和理论进行较系统的探讨，陆续写出200多篇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文章，在许多新闻刊物上发表。此外，他还出版了《新闻记者入门》《怎样写新闻报道》《怎样采访新闻》《漫谈新闻写作》等专著，同时主审和参加编写了《中外新闻知识概览》《中国报刊投稿指南》两本书。他从事新闻报道和教学工作40多年，被评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写于 1992年7月。原稿为访问记《孙世恺的新闻实践》入编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中国名记者》一书。2025年2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