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社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新时期社会化的治理新方向将促进服务更加接地气，更加多元和规模化，为人们带来更有温度的社区生活。
社会力量介入
社区服务“下沉”
11月16日，南京市幕府山街道云谷山庄社区居民葛正琴向鼓楼区政府、幕府山街道、社区和社工连送了4面锦旗。葛正琴的老伴已去世，与残疾女儿和双胞胎外孙女共同生活，家境困难。今年两个孩子到了入园年龄，却怎么也报不上名。社工走访了解情况后，在朋友圈发起救助信息。随即，区和街道纷纷出手，两个孩子及时入了园。社区还发起成立“益暖云谷”基金，专门为孩子募集教育经费。
云谷社区是一个1万多人的拆迁安置小区，仅老人就有近4000人，居民需求和矛盾复杂多样。专业社会组织“四月天”承接社区购买项目后，发动居民成立34个社团，自己服务自己，公益、教育、文体等活动直接对接家庭。目前四月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进驻南京10多个小区，探索社会化的社区服务理念。
共治共享，离不开服务“下沉”。全省有2.1万个城乡社区，社区服务质量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息息相关，而购买服务已成为保证质量的重要路径。经过几年的公益创投实践，省、市、县（区）、街道等多个层面的政府购买蔚然成风。今年仅省民政厅就安排3500万元省级福彩公益金，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困难老人生活照料、残疾人服务等项目；南京市民政部门购买资金超过7000万元。
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供应商”，迄今，全省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8.65万个，数量居全国首位，他们也正面临从量到质的转变。省两办不久前出台政策，提出降低门槛，深化改革，到2020年，全省所有设区市、县（市、区）和50%的街道（乡镇）都要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其提供支撑载体，以推动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进程。
引入市场力量
创新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社会化，仅靠社会组织还远远不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落到社区层面，就是行政化的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了。
社会学专家闫加伟认为，社区治理社会化、现代化离不开市场力量。然而，智慧社区、物联网、人脸识别等技术的引入，仅靠政府购买很难实现。例如，政府花大力气建设的网格化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后，肯定会解放一大半人，因为不需要那么多人值班盯屏幕，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巡逻，突发问题通过技术就能精准快速锁定。因此，今后，引入市场力量，解决社会化服务中技术欠缺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在南京，大量基金会、行业协会和企业等社会资本开始瞄准社区这个巨大市场。比如，为城乡社区老人免费体检项目已延续多年，但今年南京市民政部门引进爱普雷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智慧养老云平台，评估全市130多万老人的体检数据：哪些老人需要入住养老院，需要家庭医生，需要助餐……这些健康大数据为政府部门科学管理助餐点、失能失智老人护理补贴发放、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决策改进等提供了数据支撑。
企业参与优化
提升社会服务
“十九大报告将极大地推动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进程，而社会化也必将带来服务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最好的服务绝不是公益福利性质的，而一定是市场性质的。在此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要共同摸索项目设置、定价、竞争机制等规则。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社会服务领域的创新已落后于科技、落后于商业，应通过“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扩张，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资源整合、争取一流人才等方面，社会企业具有天然优势，企业通过利益、股权合作、高薪等方式使得社会服务更高效优质，很多企业已从中获益。比如，养老助餐点如何盈利一直让民政部门头痛，携才养老产业服务公司迅速在南京开设122个助餐点，年服务老人120万人次，占当地助餐服务总量的18%。通过市场的手段，企业站稳了脚跟，并抢占了社区居家养老的巨大资源，还顺势推出休闲娱乐、保健养生、文化养老等全链条服务，盈利已不成问题。
对此，闫加伟深有同感，他认为很多社会服务，如全国都经营不善的慈善超市就存在行政化的问题。一个街道一家，碎片化运营，导致慈善超市整体运营水平低，成了慈善物资发放中心，靠政府补贴维持。而韩国有一家连锁慈善超市叫“美丽商店”，由一位律师创办，拥有120家分店，二手衣物累计达1000万件，年销售额达200亿韩元。
采访中，多位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化服务的规模上去了，就有了专业化空间、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人才。相信不久的将来，社会治理领域，也能出现连锁化的现代运营商。（唐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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