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生
出于猕猴与人类的某些渊源，华夏大地的猴祖图腾、猕猴崇拜在一些少数民族集聚地至今依稀可见。它被广泛地视为智慧机灵、伶俐警觉的动物，在中国文学艺术、戏曲文艺等诸多领域以其形象为素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表述谨慎善为的“非礼四勿猴”、表演类艺术“猴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杀鸡骇猴”、《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石猴”等猴文化元素更是数不胜数。
备受世人喜爱的猕猴在文人雅士的助力下，借“猴”谐音“侯”引申为“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之意，并以此为核心组成马上封侯、封侯拜相、辈辈封侯、玉猴捧寿、金猴献寿等吉祥寓意。虽然“猴”与“禄”为伍显得有些世俗，但它真实地寄托着社会对幸福生活的愿望和祈盼。自此，猴纹在绘画、玉雕、木雕、金属工艺等载体中展现着英姿。但是，时至今日要想在包罗万象、祥禽瑞兽纵横的明代瓷器中收藏一件心怡的高路分、全品相猴纹饰器物，说“可遇而不可求”毫不为过。甚至想寻觅几块画面较为完整的细路瓷画标本，也已不是一件心想就能事成的事了。
猴纹为何在明代瓷器上很少露面呢？原由众说纷纭，主要集中于俗语“饥猴年，饿狗年，要吃饱饭是猪年”之说。古人认为猴与猿同类，唯面颊两侧有囊可储食物。民众以为猴年是灾年、农业收成不好。相关猴子的成语、谚语、俗语贬义居多……难道确为“民间忌猴年”所致吗？
笔者以为，这绝非其相对少见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猴纹饰作为瓷画新品种仅集中出现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猴纹面世初期也曾因纹样描绘细腻、寓意吉祥而著称，神态传神的猴子多与喜鹊、鹿、蜂四种动物组合成极具文人内涵的“喜鹿蜂猴”。此纹饰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有所消弱，宽松的文化气氛释放着社会对富贵吉祥、幸福美满生活的渴望，代表着社会的思潮。但是，此纹饰过于繁缛，无形中为猴纹的绘制埋下了隐患。
凡事就怕“但是”二字，美好的开端与圆满的结局没有必然关系，猴纹饰的历程也是如此。它产生于明晚期资本化商品经济萌芽已发挥效力的历史背景之中，此时景德镇诸多窑厂为了规避竞争压力，刻意降低成本、疏于品质管理。纵观明代形成流行趋势的诸多瓷器纹样，无不以笔简意繁、内涵丰富、生活气息浓郁、绘制技法巧妙、画面灵动传神为世人称道。审视猴纹，窑厂的画匠们贪图省时省力、增加收入，致使猴纹绘制层面出现的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不甚讲究笔墨到位、忽略整体协调的画片已不足为奇。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导致画面过于写意、线条粗率、结构变形、勾线填色敷衍现象巨增。整体品质下降的猴纹与同期细路瓷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看猴纹题材，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形象等可扩展空间极其广阔。但现实告诉我们：新兴的猴纹饰单一，甚至连独立的猴子都难得一见，何谈创新与发展，又怎能在优胜劣汰中留存更多令人神往的瓷画呢？
至此，以“喜鹿蜂猴”纹为代表的明代猴纹，终未能打破恶性竞争、良莠不齐的魔咒，亦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盛行之势。它只能无声无息地隐退于灿若星辰的新兴纹饰之中，仅留下一抹感叹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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