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州日报记者 刘苏 图/本报记者 仲冬竹
2015年岁末，张立辰艺术馆开馆是让徐州文化圈儿“喜大普奔”的大事儿。
初见张立辰先生，是在开馆前一天。虽一路奔波劳顿，脸上明显挂着倦意，但一入展厅，他瞬间“满血复活”，“嗖”地一下混入工作人员的队伍，亲自指挥这幅画挂哪里，那幅画挂哪里，根据画的类型、色彩、大小反复调试，像是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
事实上，在水墨的黑白世界中，张立辰先生确实像极了能征善战的将军，一幅幅笔精墨妙的大写意花鸟画，为他赢得了“中国画大写意花鸟领军人物”的盛誉。而此刻在艺术馆里忙前忙后的张先生，则更像是被邻里左右亲切称呼“老九”的普通老乡。
大师，老乡，两种身份在张立辰先生身上肆意转换，过渡自然，不着痕迹，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就像他画中的墨气一般，干湿浓淡间，见功力，显性情。
故土印记
1939年出生于沛县的张立辰先生，即便离开家乡多年，但在他心中，这里始终是他开启艺术之路的起点。在不同的场合，谈及这个话题，他的表述几乎相同：汉文化的雄壮之气，涵养了他的胸襟;微山湖畔的山水花鸟，滋养了他的艺术灵魂。
成长经历和故土乡情以特有符号的形式植入了他的艺术创作之中。
“我热爱绘画艺术，自幼开始。童年时，生活在微山湖畔的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画画。当时乡村中随处可见的是门神灶码、月份牌之类的东西，这些就成了我最初追摹的对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当时我们那儿有‘打山卖湖’的说法，‘捞鱼摸虾’这些事都是那个阶段难忘的记忆，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就是我当时的生活，荷花、蒲草、鱼、蜻蜓……那些湖边的、田头的场景逐渐形成了一体的感受。”回忆这些时，张立辰脸上始终挂着笑。
这种真切的艺术感受反映在作品中，自然让人动容。比如那张叫《爬瓜》的作品，描绘的是农村孩子趴在田地里，淘气拽瓜秧子的场景，这个内容就是张立辰小时候经历过的生活场景。因为不是刻意去找感觉，而是亲身经历的生活感受，所以自然有一种“接地气”的朴实。
张立辰第一次见到中国画，是在农村土改查抄地主家产的时候。那时候，从他们村一个地主家挖出了满满一缸字画，这些字画全被打开，铺满了院子。童年的张立辰顿时被纸上的“黑疙瘩”吸引住了。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画，是谁画的，却十分惊奇。“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有画虾蟹的齐白石、有画山水的傅抱石……其中一幅画着黑八哥，十分跳动，那种直观、神秘的水墨形象，至今都难以忘记。那画出自潘天寿先生的手笔。我和水墨画最早的缘分，和潘先生的缘分，便起于童年的这一奇遇。”
更有意思的是，在书法课上，一直被老师要求把墨磨得越黑越浓越好的张立辰，在那些“墨疙瘩”面前，突然对墨有了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墨不是黑的，它有浓的、有淡的、有干的、有湿的，这种感受又恰好吻合了中国水墨画的一大特征“墨分五色”。“总之从那一眼起，我的人生就和水墨绑在一起了。”张立辰说。
“从立辰的画中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热情、豪气、大方、坦荡，这也是徐州人的特点。30年来立辰的中国画文化立场始终如一，这一点很难得。他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了30年，很执著，这就是地域文化特点，这就是丰沛县人的牛劲。”同行、老乡兼挚友程大利谈及家乡对于张立辰先生的影响，颇有感同身受的意味。
对于家乡，那批从徐州走出去，继而走向辉煌的艺术家，总有着相似的感受。
不忘初心
就像自己画的画儿那样，张立辰先生还是位重感情的徐州汉子。
一向低调的张立辰先生，在张立辰艺术馆开馆当日，干了一件“高调”的事儿——开馆当日，在比肩接踵的来宾中，一群穿着朴实的乡亲格外引人瞩目。他们是特邀嘉宾，是张立辰先生专门从老家沛县请来的友人。
“我在家排行‘老九’，父老乡亲一直关注‘老九’的成长，今天这个艺术馆开馆，就当‘老九’送给家乡亲人的礼物。”站在主席台上致辞的张立辰，语气激动，但语调依然低沉，如同自语，像是在告诉自己，终于了了多年以来的一件心愿。
在“老九”口中的家乡亲人中，自然还包含一位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人——李雪鸿。李雪鸿、潘天寿两位导师，是他在任何重要的场合和访谈中都必须提到的人。
“小学毕业之后，我考入了徐州三中，就读初、高中六年，开始真正接触到了比较正规的中西画启蒙教育，这应该也是我学艺道路的真正开端。我遇到的美术老师是著名山水画家李雪鸿先生，他毕业于西湖国立艺专(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与李可染先生既是同乡，又是西湖国立艺专同学，中、西画全面，山水、人物、琴
棋兼擅。我在李老师的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谱》，临摹任伯年的画作，同时背诵中国画论：六法、三远、六要、六长、三病十二忌等，对于传统笔墨的最初认识即由此开始。”
李雪鸿不光教同学们画画，作为国立艺专的学生，他还喜欢讲艺专大师们的故事，讲他的老师潘天寿、林风眠、颜文樑、刘海粟和同学李可染等的治学和作画风格。耳濡目染，他的这些关于西湖国立艺专的感受，无形中也成为张立辰了解艺专精神和传统的最佳门径，让年少的张立辰，心中充满了对西湖国立艺专的向往。
1960年，张立辰如愿以偿，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受业于潘天寿、吴茀之、陆维钊、诸乐三、陆抑非、顾坤伯、潘韵、方增先等名师。
在张立辰的记忆当中，进入浙江美院之后的第一堂课，就是潘天寿先生上的。那时的他们对于国画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所知并不太多，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求。潘天寿先生带着他们这些新生参观了学校陈列馆的藏画展，这是大多数同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中国古代绘画。对这些古代的优秀绘画作品，潘天寿一一点评，并将中国绘画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做了形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从这开始教学生们如何“看画”，何为“笔墨”。“那些思想的闪光点，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值得我辈去研究和继承。”张立辰动容地说。
而传承潘先生思想是张立辰后来选择在中央美院做教师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在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坚守的“规矩”。“这次为张立辰艺术馆捐画，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或许我不能在徐州教许多学生，但我希望，我的画能多少给徐州学画的人一点儿启发，这就够了。”
受艺术之托
在当下追名逐利、日益浮躁的艺术圈，张立辰先生无疑是个另类的存在：不入江湖，他从不卖画，也不向任何拍卖会送拍品;但“江湖”却始终有他不同版本的传说，每有拍品上拍，必价格不菲，屡创天价。
对于画作价格，淡泊名利的张立辰先生不介意，也不关注。甚至，对于在徐州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馆这样一件纯公益性的活动，最初他也是心有惶恐：“我学画源于热爱，没想去追名逐利。小时候，我父母常说‘人行好事，莫问前程’。上学时，我的老师潘天寿先生说‘学艺术的人要忠于艺术’，这是很高的境界，简单来说就是画好画。建这样一座艺术馆会不会给人留下沽名钓誉的口实?”
真正让张立辰放下“包袱”的，是去年9月份，在徐州美术馆举行的“水墨彭城——全国写意中国画作品展”。虽说这次“国展”吹响了大写意回归的集结号，但之所以举办这次展览的前因却是勿庸置疑的——写意精神的缺失已成为当下国画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个写意精神不是笔墨的浓淡，不是形式的变化，而是精气神缺少表现精神。
“写意画不同于工笔，更不同于油画，它需要相当的功力，它要求作者要能拿得住笔，用笔要一步到位。人们想象中的写意画，必是挥于一毫，显于万象，形质神荡，气运飘然。不过写意画气势再大，笔须再粗，也是心画，非体力活，这些都需要作者有相当的功力。在写意画中，造型要更简洁神妙。笔墨更洗练豪放的大写意比生动潇洒的小写意为难;而在大写意画中，借花鸟画传情的花鸟画比模山范水的山水画和传神写照的人物画为难。所以，大写意花鸟画更是很少有人触及。”对于中国画写意精神的缺失，张立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因此，作为“中国画大写意花鸟领军人物”的张立辰决定做些什么，就像当年受潘天寿先生教诲，郑重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受艺术之托”这几个字一样，“这是我的态度，也是责任”。
为此，这次张立辰艺术馆开馆，他捐出了近70幅作品，都是精挑细选的各个时期的代表精品，且多幅尺寸达到5米×3米。要知道，虽名为“张立辰艺术馆”，但这个艺术馆却并非张立辰的私人艺术馆。
在这些作品中，有他画的《荷》，盛夏的红莲呈映日之姿，蓬叶以破墨法卷舒倾势而展;两柄芙蓉碧波间,一含露娇羞而藏,一撑天而上;苇叶芦花参差交错水中,氤氲相成,洇润清莹,铅华洗净……再看他画的竹，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枝叶极密，甚至有成墨团者，却得致趣，竹干竹枝笔犹劲，刚中含柔，极有韧性，任风东西，意通天地……
画品如人品，于张立辰先生，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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