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自画像中的理想人生

闫巍

比利时弗拉芒画派 侯爵夫人 l57×42cm 16世纪

古罗马著名哲学家普洛丁（204/5-270）早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依从哲学立场明确指出，自画像创作所围绕的核心，即在于创作者对于其内在心灵的不断挖掘与深入自省。因而，这是一种只属于艺术家自己的绘画形式。它借助于灵活多样的创作技巧，直接刻画着艺术家本人的性格特征与内在品质，传递着艺术家最为真切的心灵陈述与精神诉求。这种强调自我表达与实现的艺术形式，虽然在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已经被始创，但是其真正实现自身价值与艺术家创作初衷的高度契合，却发生在光彩耀目的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强有力指引下，伴随着自画像在形式技巧上的逐步走向成熟，诸多画家、雕刻家都开始将自己的欲望融入到独特的自画（雕）像创作中，从而实现了在真正意义上，独立自由地探寻本真，只画自己。透过那些直接且生动，亲密且真诚的自画像，艺术家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形象塑造——天才的少年时期，可爱英勇的青年时期，庄重威仪的成年时期，声名显赫却又终究摆脱人生羁绊的暮年时期，文艺复兴理想化的“艺术人生”一一跃然画布之上。

不同于后天习得经验技巧的普通工匠，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坚信，独属于自己的艺术才能是从生命之初已然被上天直接赋予的。扬斯（1465-1495）即被同行认为是为上帝所选中的孩子，因而早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一位画家了。

令人神往的存在于艺术家世界里的童年，在相关文献的描述中，借鉴于圣徒早慧类型的已有文学叙事模式，被讲述为自孩童时期便开始了奇迹般地无师自通的绘画创作行为。乔托（1266-1337），这位天赋异禀的小男孩，在对着绵羊写生时，被契马布埃（1240-1302）看到，惊叹之余并赞其绘画技巧属于“自然的馈赠”。而俨然神童的乔托也不负众望，终究青出于蓝，超越老师，翻开了文艺复兴绘画的崭新篇章。

艺术家可爱的青年时期，萦绕着“柏拉图式”的唯美爱恋而展开。青春男子俊秀的容颜被凝固在以拉斐尔（1483-1520）和帕米尔贾尼诺（1503-1540）为翘楚的自画像中。俊俏的面庞，富有修养的古典气质，优雅的衣着，尊贵高雅的姿态，共同构筑着拥有着贵族出身的理想化的艺术家形象。而另一种艺术家英勇无畏的青少年形象，则被米开朗基罗（1475-1564）和乔尔乔涅（1477-1510）精心塑造为，将自己化身打败歌利亚的少年大卫自画像。在崇尚英雄与武力的男孩理想引领下，勇敢叛逆且少年老成的大卫形象，极为艺术家们所热衷并推崇。依托于高妙的艺术创作，这些扮作大卫的自画像，显然还具有了代表着人类从青少年时期向成年时期过渡的象征性涵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熟艺术家们，是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丢勒（1471-1528）绘制于1500年的自画像，便是对此论点的精妙诠释之一。依据传说中对于耶稣基督容颜的记录及圣像绘制程式，丢勒精心复刻了自己的正面肖像。如瀑布般浓密的垂肩卷发，同色且精心修剪过的胡须，虔诚、敏锐、澄澈的目光，威仪堂堂，令人心生无限敬畏。而被悉心描画的俊美样貌，则令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美男子”具象化。画面左侧文字，1500下巧妙标记的“AD”，以及右侧签名“我，纽伦堡的阿尔伯特·丢勒，在28岁时用永不褪色的颜料这样画下了我自己”，再次强调了在这幅自画像中如同救世主的艺术家本人，以及这幅画像的永世长存。

从仪态高贵、锦衣华服的功成名就，渐次走向摆脱肉体羁绊而终至心灵升华的艺术家暮年时光，被提香（约1488/90-1576）分别创作于16世纪50和60年代的两幅老年自画像所精心呈现。在稍早期的自画像里，老年提香佩戴着彰显财富，象征荣誉，并代表人文主义学者身份的金项链。材质华丽的短上衣外搭真皮衣领外套，俨然古代罗马贵族范式。而在大约10年后的另一幅自画像里，环绕脖颈的金项链已然变细且缩短。风俗味道浓郁的构图也被古代常用的侧面像构图所取代。憔悴老迈的面庞上，望向画外的目光愈发耐人寻味。对于提香来说，以肉体衰朽为代表的诸种物欲虽然并非全然远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逃离了俗事纠缠，更为高雅，渴求达成的艺术理想与人生抱负似乎也正在蹁跹而至。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所谓“艺术家”的确切称谓，绘画和雕塑创作也依然没有从整体上摆脱被视为工匠手艺的尴尬境地。而随着个别艺术大师社会地位的提升，随着人文主义理想的逐渐深入蔓延，艺术家群体开始生发出提升个人价值及行业定位的深切愿望。而将这一人的内在欲求外化显现的最有效形式载体，便是只用以陈述艺术家本人的自画像。富有创造力且才华横溢的文艺复兴大师们，借助于这种最为明确直接且独一无二的绘画形式，成功勾勒、连缀而成一幅清晰完整的艺术家理想化人生轨迹图。（作者为青岛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

比利时弗拉芒画派 贵族妇女 l59×49cm 16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