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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碑今剩几，只字重兼金”，清代学者王东懿在一首诗中这样形容汉碑文字的珍贵。
汉碑刻石是研究汉代社会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金石学和近代考古学一直将汉代碑刻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本月刚刚出版的《徐州汉碑刻石通论》收入了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在徐州发现的汉碑刻石40余种，加上史籍记载碑文、碑名共50余种。这一数字在全国汉碑刻石中占有多大比重？算多么？
“多。”《徐州汉碑刻石通论》作者，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原馆长武利华本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首部《汉碑全集》共收录全国两汉刻石拓本360件，而徐州近年就发现了40余种，无论是数量，还是史学价值，在全国都相当有分量，极具影响力。”
汉碑与刻石是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概念。武利华说，碑是一种形制特别并有特定文化含义的刻石，除了墓碑，还有纪事碑、颂德碑、祭祀碑等。与碑相比，刻石的概念更加宽泛，凡刻在石头上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刻石。
汉代碑石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资料，但作为汉代重要政治经济地区的徐州，此前一直没有专门收集研究碑石的专著。对于新书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评价说：“本书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不仅是徐州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文/图 徐报融媒记者 张瑾
20年积累，为徐州汉碑石刻立传
20年积累，两年成稿，一年编校，继2017年出版《徐州汉画像石通论》之后，武利华又为《汉学大系》丛书增加了一部重量级著作，他说这要得益于徐州近几十年丰厚的汉代考古发掘：“原本并没有出书的打算，原因是以往徐州发现的汉碑资料太少。”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徐州汉碑刻石的数量与日俱增，西汉刻石、墓阙题记、祠堂题记、墓志铭、禁令公告、镇墓石刻、黄肠石题记频频现身，令学界惊叹：“每当徐州发现一处汉碑刻石，我就想究其内容，写出一篇短文放入书箧，时间久了，积少成多，一部书稿的雏形竟有了，其间断续经历了20年。”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武利华感慨：“汉碑涉及天文历法、典章制度、职官沿革、宗教思想、礼仪习俗、人物事迹、书法字学，无所不包，徐州汉碑研究的过程也是自己知识水平提高的过程。”
释文辨字是研究汉碑的基础，有些碑文风雨剥蚀、磨泐不清，字迹与剥蚀的石痕混杂一起，看碑久了，眼花缭乱，特别是汉碑的书写大量使用了异体字、俗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和增笔减笔，更增加了释文的难度，辨识一字往往要数日甚至数月。
为识出碑上的通篇文字，武利华按碑文字数在纸上画出纵横方格，如填字游戏般，每识一字则填入一格，当格数写满、疏通文义的时候，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碑刻研究虽然枯燥，但并不无味，自甘静寂地迷入这项研究中，常感到物我两空，自得其乐。”
古载今存，徐州是汉碑富藏之地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桑梓故里，两汉文化遗存丰富，徐州地区汉碑一直受古今学者的关注。清人叶昌炽曾言“欲访唐碑当入秦，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武利华说，徐州地接齐鲁，以史书的记载和新近的发现看，徐州及其周边地区是汉碑刻石出土最多的地区。
“历史记载的徐州散失汉碑有15方左右，其中碑失文存的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铭》、蔡邕《度尚碑》《陈球碑》等，存有碑目的有《高祖庙三碑》《留侯碑》等。这些碑文因文采斐然而彪炳千古，保存在《艺文类聚》《全汉文》等文献中，成为史学、文学、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明代之后，徐州因黄河数次决堤，三次湮城，原先保存在地面上的石碑被深埋于黄土，让史籍中记载的汉碑佚失殆尽。直至近年，徐州又出土了一批汉碑刻石。从1972年进入文博系统工作的武利华见证了徐州汉代考古的辉煌：
“西汉碑石非常珍稀罕见，全国发现不足30件。徐州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楚王墓、驮篮山汉墓、龟山汉墓等都发现了塞石上有文字。此外，徐州民间还藏有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刻石，通篇有70多字，是目前发现西汉刻石中文字最多的一例。”
“东汉时期，徐州的碑刻主要是画像石题记和黄肠石刻铭等，目前发现画像石题记25处，黄肠石刻铭100余块，此外还有文献价值极高的彭城相缪宇墓志、徐州从事缪纡墓志、黄石公镇墓刻石、彭城相袁贺府君教碑等，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探赜索隐，倾听来自历史的声音
汉碑刻石大量使用了通假字、异体字、碑别字、俗字，一字误释便会造成整个文义的错误。武利华充分利用前人研究，又不囿于旧解：“徐州汉碑刻石是研究汉代历史、丧葬风俗、经典异同、年代先后、书体嬗变的珍贵实物资料。研究新出土的汉碑刻石首先在碑文识读，人们通常用‘隶定’或‘楷定’也就是现在的文字对古文字进行转写，以扫清阅读障碍。”
龟山汉墓的甬道塞石“第百上石铭”内容争议已久。武利华结合诸家研究，将文字楷定为“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如目劳也，仁者悲之。”其中的“古”通‘故’，“尸”指主祭祀的执事，“不”有简陋的词义，“服”为服丧意。他说：“这句话不是为盗墓者设立的禳盗文，而是墓主楚王刘注有关薄葬的遗令，其意出自汉文帝刘恒的遗诏。”
“刻于熹平五年的《黄石公镇墓刻石》，是研究东汉末年道教以阴阳五行禳灾疗疾的重要出土文献。碑文中大量使用了古今字和通假字，如‘固’通‘痼’，‘言’通‘衍’，疏通这些文字后，碑文的意思就清楚了。”
徐州汉碑中有许多引经文字，如铜山伊庄画像祠堂题记中有一段文字摘自《孝经·丧亲章》，但字数要比今传本《孝经》多出不少。武利华分析：“《孝经》有古今两个版本系统，在汉代都十分流行，铜山出土的题记所引文献或是出自与《孝经》内容相似的另一部失传的文本，也可能属于《孝经》传注解说性质的书，对于研究文献传抄过程中的衍误有补正的作用。”
补史缺漏，石上记载解千年之谜
展读《徐州汉碑刻石通论》，来自2000年前的有字石头为今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珍贵参考。
汉高祖的母亲，史书记载为刘媪，“媪”多解释为老妇，也就是说刘邦母亲不知其姓，依刘邦的父亲为刘媪氏，而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铭》有“母温氏”三字，可证汉代有刘邦母亲姓“温”一说。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亲撰的《高祖泗水亭碑铭》分《序》《高祖铭》《十八侯铭》三部分，《十八侯铭》又称《十八侯赞》，武利华推测汉代的泗水亭高祖庙很可能刻有汉开国将领十八侯的画像，画像部分已经散失，幸而留下了这些碑文。
在武利华的眼中，枯燥的古字，沉默的石头，处处都携带着古人的信息，读之不尽：
“徐州新发现的墓阙、祠堂题记中常刻有用钱若干的文字，对研究汉代货币经济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州汉画像石中有10处记载了建造墓室、祠堂费值信息的刻石题记，如睢宁县古邳镇苗庄的石椁墓‘直万当千’等。东汉时期官吏平均年俸为1.6万钱，汉画像石题记中的费用在5000钱到20万钱不等，这些费用虽有虚荣浮夸的心理，却反映了当时物价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厚葬之风。”
“彭城相袁贺是东汉名臣袁安的曾孙，史书对袁贺任彭城相的时间和事迹缺少记载，新发现的《府君教碑》不仅记录了袁贺任彭城相的时间，还第一次为我们展示出汉代官府公告的完整样式。”
“徐州汉碑刻石时间跨度长，有明确纪年的碑刻达25方，其间经历了西汉篆书、隶变、成熟隶书三个阶段，只要将徐州新发现的汉碑刻石按年代梳理，就可以看出汉代书体风格的变化过程。”
自2015年退休，武利华沉潜书房，厚积薄发，已完成了《中华图像文化史·秦汉卷》秦汉卷、汉画卷、铜镜卷五卷书稿，一人占了这套50卷本丛书的十分之一。他自言不会打牌、钓鱼，在学术中可以获得无穷趣味。对于《徐州汉碑刻石通论》的出版，他说：“徐州汉碑刻石的研究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书稿付梓也只是研究的开始，期待书里提供的资料能为不同领域的专家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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