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托管不能单纯抛给市场解决，政府部门和财政资金不可缺位，通过多方协同努力，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保证教育的质量和安全。
开学季来临，小学生早放学、家长晚下班困扰不少家庭。珠海市香洲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确保14岁以下孩子放学后在社区免费有人辅导功课，有机会上“兴趣班”。
学生放学后、家长下班前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真空期”，几乎是所有城市共同面临的教育难题，广州也不例外。珠海香洲区通过政府埋单解决了难题，这一思路值得称赞。某种程度上看，学生放学后的“真空期”形成可能与一系列政策“误伤”有一定关系。教育部曾出台规定，要求低年级学生每天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广东省教育厅也规定一、二年级学生每周总课时不能超过27节课。在课程“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有的学校可能会出现上午四节课，下午只安排一节课的情况，学生放学的时间因此被提前到了下午3点左右。另外，学校本是课后托管的主力军，但2009年省、市物价部门又相继发出通知，划定了城镇小学课后托管费1元/生·天这样一个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的标准。
应该说，课程总量控制着眼于学生减负，划定课后托管费标准也是为避免学校乱收费，初衷都是好的，但由于与家长工作安排、市场托管价格等社会现实存在脱节，才导致学校逐渐退出、商业托管机构接手的局面形成。广州市人大代表陈晓曾表示，以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为例，在学校周边的托管班就有60多家，学校3000名学生中有31%放学后参加类似的中心或小作坊托管。
首先，从师资力量、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等各项条件来看，最适合办课后托管的还是学校。学校之所以不愿干，主要还是卡在资金上，现行的收费标准过低，课后照管孩子的老师无法获得与劳动量匹配的报酬，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珠海香洲区的做法给我们一些启迪，既然香洲区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托管问题，广州为何不能由财政埋单来解决托管问题呢？即便不能全额解决，以专项补贴的形式，减少学校课后托管的运营负担也应有很大帮助。实际上，政府埋单已成为各地解决课后托管最重要的方法，如北京市教委去年年底就出台规定，学校可在下午3点半至5点间组织兴趣班、社团活动等，所有活动经费由政府埋单。广州作为全国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不妨也可具体测算一下所需投入的经费作为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定程序推动修法、立法，提高1元/生·天的学校收费标准。在目前商业托管机构每小时收费已经达到20元以上的情况下，家长对学校适当提高托管费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只不过，这一方式显然困难更大、程序更多，未必能解当下之急。
其次，在学校托管归位之余，也需要借助市场和社会力量来完善服务。一者，商业托管机构急需规范。由于教育、工商等部门多头监管，责任不明晰，商业托管机构长期在“看护”、“培训”、“家教”等概念间游走，相当一部分都处于无证经营状态。因此，政府应当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划定行业准入门槛，既要打击“黑托管”，也要给“白托管”指一条明路，才能告别野蛮生长的行业乱象。二者，也可借鉴珠海香洲区的做法引入基层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
总而言之，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课后托管都不能单纯抛给市场解决，政府部门和财政资金不可缺位。近年来多次两会上，广州都有代表、委员提出相关议题，政府部门宜尽快将这一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解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保证教育的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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