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中纪委网站通报，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被处分，其中校长、副校长被免职，书记受到通报批评。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书记“一窝端”被调查处分的新闻热度还未褪去。12月1日，教育部对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纪事件做出通报的消息再次刊载在中纪委的官网上。一周之内四所名牌高校领导被免职，教育净土连连发生腐败事件令舆论愕然。
十一月、十二月多位高校领导因涉腐走入公众视线，成为焦点话题，而类似的新闻在2015年1月以来就不断被登载在报端、网站上，在微信朋友圈甚至被网民刷屏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1月起截至目前，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及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就达30多起，至少41名高校领导被通报，其中20人是党政“一把手”，9人被“双开”。2014年全年则多达42位高校领导因涉腐被查处。2013年被查处的高校领导为18人。
这些违纪的领导干部就职的高校既有中国传媒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教育部直属高校，也有哈尔滨理工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山东济宁医学院等地方院校，更有不少的高职高专院校，基本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等级，显示出高校腐败的严重程度。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指出，当前，教育领域绝非一片净土，教育部门也非清水衙门，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
2013年3月以来落马高校领导一览表
(信息来源综合中央纪检监察部网站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媒体公开报道)
2013年3月至今落马高校领导数据对比图
2013年被中纪委查处的高校领导干部为18人，一年之后这一数字攀升到42人。2015年截至目前，不足一年间，全国已有30所高等院校41名校领导被中纪委点名通报，平均每月近3起。
近年来高校腐败频发，尤其是“一把手”犯案屡见不鲜。从2013年3月起截至目前，被中纪委通报的101位高校领导中，有校党委书记29名、院长19名、校长7名，共计55人位居高校“一把手”，占比过半。
根据中纪委公开的2013年3月至今查处的高校领导腐败案件情况，当前“59岁现象”依然显著。“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的高校领导年龄最大的66岁，最小的44岁;其中，51—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达到62人，占总人数的61.4%，“59岁现象”明显。
各媒介关于高校反腐话题的舆情关注度趋势图(单位：篇)(监测时间：2015年1月1日至12月2日)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观察，从1月1日至12月2日，高校反腐长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焦点。网络媒体报道及转载报道量达到78530篇，传统媒体报道量为5108篇。在网络互动社区平台上，这一话题也保持了较高的热度。论坛帖文、博客分别为14538篇、9572篇。自媒体方面，微博(不含二次转发)1885条、微信原创文章26584篇。其中，蔡荣生、周文斌、何家成为各方最受关注的高校落马官员，舆情热议指数位列前三。
高校落马官员舆情指数排行榜(top50)
数据统计起止时间：为该官员落马起至今(2015年12月2日)。舆情热议指数包含自媒体指数(微博、bbs以及微信)与媒体报道指数(网页新闻+报刊)两个二级数据指标。数据来源：人民网舆情数据库。
教书育人、传播文化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为何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令人唏嘘。
“一二把手”权力无监督 玷污高校净土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涉嫌违纪被通报批评，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被免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等三人因违纪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免职处理。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肖玉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校长赵洪接受组织调查，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治国接受组织调查，东北石油大学原党委书记孙彦彬等3人被调查……一系列高校腐败案频频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究其原因就是权力缺乏监督制约而导致的权力脱缰。而缺乏制约与监督的后果就是权力的滥用与恣意妄为。这让一些高校的“一把手”、“二把手”有了染指腐败的机会，由其“权力任性”造成的腐败案更触目惊心。《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剖析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原书记王国炎违纪违法案件时指出，王国炎在工作中独断专行、作风霸道、用权“任性”，对“三重一大”事项，常常个人说了算。他嫌校纪委领导“碍手碍脚”，以组织名义将其支去省委党校参加培训，好让自己“大展身手”。
基建领域利益沟联
随着高校扩招和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国内高校的基建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主管基建的高校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同盟，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高校腐败问题在这一领域集中显现。
2015年4月10日，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涉嫌受贿一案在绵阳公审。公诉机关指控，自2001年以来，安小予在担任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处长、校长助理、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副校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四川大学新建江安校区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方面，多次为承建商谋取利益，并私下收受承建商所送的现金、银行卡、越野车等共计人民币353.4万元。而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和校长“塌方式”的腐败更令人震惊。该校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和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范昕建，被检察机关指控在2006年至2012年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余万元。
2014年落马的南方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陈志华涉受贿案于2015年5月13日在广州一审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其涉嫌收受医疗器械商、药商、工程商等人贿款折合人民币共55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指控来自工程承建商的行贿达300万元。
侵贪科研经费成为腐败“暗斑”
由于在科研项目立项、经费使用、审查监管等环节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高校“蛀虫”从充值电话费，到重复报销车票——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
三月陕西省纪委对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西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周孝德，西安理工大学总会计师赵明扬涉嫌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不但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甚至“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转入本人控制公司方式，先后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12月1日，北京市纪委通报称，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造成国家和学校资金流失，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
这些高校“蛀虫”的胆大妄为不但令公众咋舌，更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
“相比基建腐败，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中国纪检检察报》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招生腐败成权力寻租温床
2014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罪被捕令高校招生腐败问题浮出水面。蔡荣生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中央巡视组反馈的巡视结果严肃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媒体在多个省市调查发现，由于存在自我裁量甚至暗箱操作空间，加上相关信息透明度低，以及高校面试存在“走过场”等原因，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渠道异化成为子女升学“捷径”的状况依然让人忧心忡忡。南方一所高校相关领导向新华社记者透露，该校十年“保送生”多为厅级领导子女。澎湃新闻在5月9日的一篇报道“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孟新洋被带走调查”的文章中也指出此次调查或指向其在招生办学上的受贿嫌疑。
新华社援引部分教育界人士观点指出，“保送生”制度的漏洞明显，在推荐环节、公示环节、审核环节存在人为的操作空间。而招生信息的公开又存在“短斤缺两”，没有信息“真”公开，“乱”是必然的结果。“保送生”的招牌下容不得“猫腻”穿行，但“自主招生”却成为部分高校领导权力寻租的自留地。
把脉问诊 教育部治理高校腐败“痼疾”
12月1日，教育部部长表态：教育系统绝不允许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存在之地，也绝不允许个别领导干部在其位不履职、不尽责、不担当。
面对高校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现状，教育部把脉问诊，找准“病根”，下良药、猛药治疗“痼疾”。一方面，完善制度机制建设，防控廉政风险。另一方面“零容忍”反对腐败，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出台有关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度文件10余项。比如，针对“两个责任”落实，出台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着眼于顶层设计，出台了《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同时，对以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为代表的 49起违规问题和案件进行查处，4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14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4人受到谈话提醒和组织处理。
针对基建领域腐败高发的积弊，教育部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要求，紧紧抓住规划、决策、招标、资金拨付和使用、工程建设实施等关键环节，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2014年12月17日，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规范高考加分和自主招生工作，明确和细化国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助力教育的清廉和公平。2015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继续将此列入工作重点。
经过近两年的集中治理，教育部实现了对75所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检查全覆盖。严肃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加快形成科研经费监管新常态。建立直属高校科研经费检查长效机制，以问题为导向，加强日常抽查和“点穴式”检查，从抽查项目暴露的问题倒逼高校健全管理机制制度，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
网民：高校反腐刻不容缓
网民观点倾向图(抽样：1031条)
监管乏力，权力集中为腐败提供机会（27％）
网民“绿城剑士”：由于高校相对于社会的封闭性，容易形成“小圈子”，是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同时，由于许多高校的级别和所在地方政府平级甚至更高，很容易造成监管上的困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而从高校内部来看，行政化严重，权力过度集中，制约监督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从高校外部来看，人们总认为高校是“净土”，高校的领导和老师知识多、修养高、自律严，对高校反腐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监督上有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一面。
高校反腐倡廉刻不容缓（24％）
网民“林轩鹤”： 高校本应是圣洁之地，然而近年来却腐败案频发。腐败重灾区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和环节。与官场和国企腐败不同，高校腐败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其中招生腐败会直接损害教育公平，后勤腐败则会掣肘教科研水平。若不及时整治高校腐败，等到毒发之时，后果不堪设想。除掉“象牙塔”上的“腐殖”，还高校一片“净土”。
高校去行政化促教育回归本位（20％）
网民“林志干”：学校去行政化，虽然会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但是对国家、社会和教育本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因此，对于学校去行政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制度冲突，不但不应该成为拒绝改革或延缓改革的理由，而只能通过系统改革、深化改革和加快改革来解决。实践证明，学校的地位，是不可能靠行政级别来维护和树立的，而只有依靠教育与学术成就。去行政化，就是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的权责的过程。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改革重要一环（15％）
网友“张伟在陕北”：如何摆脱“学店”，如何找回净土，如何创建一流大学?或许，能人校长的大刀阔斧、领军人物的杰出贡献，能带给学校振兴的荣光，但更需明白，制度才是大学文化的基石，才能让大学真正拥有强大心灵和健壮体魄。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体系的改革过程，也是高校迈向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加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高校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学术腐败不容忽视（9％）
网友“春水一潭”：学术不端至今层出不穷，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捏造窜改数据、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乃至伪造学术履历等乱象百出;从科研机构到各级院校，从院士教授到研究生本科生，甚至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不端产业链。学术腐败的极端表现，就是利用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等，非法获得学术成果、学术荣誉、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与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无异。
舆情点评
近期，高校腐败被媒体特别关注。涉腐新闻从后勤基建到招生录取，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从校办企业再到学术诚信，几乎涵盖了高校所有领域和环节。违纪违法人员从党委书记、校长等一把手到基建处长、后勤领导等中层干部，甚至普通教职员工。窝案、串案时有发生，落马的高校领导更是不胜枚举，高校反腐形势严峻。
高校成为反腐风暴眼，媒体分析原因指出，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强化高校监督力量，挤压权力恣意妄为的空间，只有当权力不再任性，也无法任性、不敢任性时，高校才能真正回归净土!网络舆论场也认为，监管乏力，权力集中为腐败提供机会。加强高校领导权利的监督与制约成为各方共识。
《人民日报》在时评中指出，高校治理改革重在健骨强筋。从先行启动的一些高校改革方案和实践看，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在高校改革过程中，大家对“法治”“共治”的强化，对“学治”“德治”的重视，对“廉治”“岗治”的推动，将现代治理的理念注入高校的内部治理中。高校反腐任重而道远，但成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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