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块分外难啃的骨头，从其最初被提出至今已逾十年，方案仍迟迟未出，今年仍然可能“难产”。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铿锵有力地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于2012年要完成的七项主要任务之首。方案牵头制定者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今年5月，发改委代表国务院，曾拿出与全国人大会商的方案版本，原拟6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讨论，“下半年有望出台”。但最后此方案未能得到讨论，原因是其涉及多部门切身利益，国家发改委仍在反复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另外，会议议程紧凑，没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此方案。
刚闪露的曙光迅速黯淡下去。
看过最新方案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由于阻力非常大，该方案反复协调、修改过多次；现在的方案内容“比较鼓舞人心”，但和老百姓的期望可能还有较大差距。
即便总体方案出台，是否就能有效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多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人士均表示不乐观。“收入分配问题到今天这个地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位参与方案讨论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本届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可以出台总体方案，给下届政府指引方向、铺平道路。
拉锯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早在11年前就已经着手，最初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后改为国家发改委牵头。
一位长期进行收入分配研究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早在2001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设计出了总体方案，但是由于涉及面太宽，当时的方案被无限期搁置。
此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转交给国家发改委。具体落实部门为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其它参与部委包括，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国资委、商务部、农业部等。
2004年开始，发改委酝酿改革方案，2007年起多次征求专家意见。一位参与方案讨论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最近一次讨论是在2012年4月，发改委举行小规模征求意见讨论会。此前一次向专家征求意见是在2009年底，当时一度传出分配改革方案将出台的消息。
发改委当时透露，方案已上报给国务院，中央表态要对方案进行修改。但此后便归于沉寂。“方案制定和修改工作一直在进行，并没有停顿”，上述参与方案讨论人士称。
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部委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这是一个概述性总体方案，“主要是指导性文字”，包括指导思想、现状描述、目标、基本步骤、主要政策、组织领导等几个部分。
其基本原则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解决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垄断部门收入过高、资源价格不合理带来的暴利、政府部门权力过多地干预经济带来的部门利益等。
上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每个具体问题有一小段文字加以简单阐释。比如，在如何解决垄断问题上，提到规范高管薪酬、保持垄断企业内部合理差距等内容，不过，“没有更细化的措施”。
难点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面非常广，既和收入分配体制本身不健全相关，也跟社会体制及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相关，需要多方面深层次的改革。
方案多次提交又不断被退回要求修改的重要原因在于，涉及的各个部门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财新记者介绍，发改委是方案牵头者，汇总各部门意见，对具体内容统筹规划；其他部委各自负责提出相关领域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建议。
具体而言，人社部主要从各类职工工资分配、保险福利角度来就职工收入分配提出建议。财政部从财税体制改革角度建议：新收哪些税？怎么对低收入者实行税收减免？如何对高收入者加大调节力度？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税后利润怎么调节？国资委对国企薪酬分配、工资分配如何加强监管，使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等提出建议。商务部侧重怎么在外资合同中更好保护外向型企业劳动者的权益，改善外向型企业收入分配等提出建议。
取得一致性意见的重要阻碍是如何调节垄断行业收入。多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关于要不要“调节垄断行业高收入”，相关部门尚持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是，那不是垄断企业，因为有竞争”，一位知情人士称，“如果被定义为垄断企业，下一步就是找出哪些是垄断企业，这对他们来说很被动”。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分配改革方案里涉及到的国企红利上缴问题，也遭到相关部门反对。他说，国资委未必要阻碍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但作为整个国企的利益代表来说，需要他们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认为，调节收入分配对经济究竟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还看不清楚，这也是决策层难以下决心的原因。“控高”方面，如果对富人征税过重，导致富人投资收益减少，富人或将资产转走，或者减少投资，致使整体社会投资下降；“提低”方面，基本工资制度如果建立，将对劳动者积极性产生抑制，“特别是会影响高收入群体的积极性”。
参与方案讨论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今年4月的讨论会上，发改委提出一系列问题让与会专家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垄断行业收入到底高不高，应不应该调节，应该怎么调节；个税3500元起征点到底合不合适，还要不要再提高；遗产税要不要征收；如何整顿初次分配秩序，等等。决策层对收入分配改革难以下决心，顾虑也主要来自上述几方面。
先易后难
虽然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迟迟难以出台，但很多阻力较小的相关措施一直在逐步推进。“能看见以前讨论的方案里涉及的多项内容，现在已经在做了”，魏众对财新记者称。
多位参与方案讨论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收入差距过大是长期问题，不可能一下全部得到解决。决策层的思路是，先解决老百姓最关注、最突出的问题。这包括垄断部门高收入、公务员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灰色收入等问题。“其中，‘提低’相对容易，在渐进式改革中就先得到实施。”
已经出台的措施主要致力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苏海南告诉财新记者，中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已出台措施覆盖了除低收入工薪劳动者以外的三类人群。具体措施包括：对农民实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的补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各种对农民的补贴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从中获益，使其收入快速增长，有效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一位方案参与者评论道，过去的改革推进了较容易推进的措施，“最难的留在了最后”。
拐点难期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如何？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到了危险阶段？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收入分配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库兹涅茨拐点是否已经来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估算，2002年衡量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2007年上升至0.48，2007年至今收入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按照国际衡量标准，基尼系数在这个水平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中国官方有两个基尼系数，将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开测算。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897，较2002年的0.37上升近两个百分点；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34，较2002年的0.32上升两个百分点。
官方统计的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在近10年来涨幅虽然不大，但学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缓和。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茨判断，收入分配不均现象，随着一国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即“倒U型”曲线关系。收入分配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点被称为库兹涅茨拐点。一般来说，刘易斯拐点到来会导致库兹涅茨拐点的相继到来。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在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以来，中国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工资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但蔡昉认为，库兹涅茨拐点在中国还远没有到来，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在常规的收入所形成的差距显示某种程度缓解倾向的同时，包含灰色收入在内的全部收入所形成的差距仍呈持续扩大势头”。
李实告诉财新记者，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确实有所放缓，但城镇内部的实际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未来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趋势并不令人乐观，一旦经济增长下滑或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马建堂也承认，城镇高收入阶层不经常记账，而且灰色收入也不会记到账面上，城镇基尼系数被较大程度低估。
收入分配不公不但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还成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不利因素。
世界银行刚卸任的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今年6月回国后，多次提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必要性，认为这已成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源于1979年开始的市场转型。双轨制转型方式一方面继续对重点领域提供暂时性保护，另一方面向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劳动密集型领域。“这使中国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也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林毅夫认为收入不平等成为中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却压制了国内消费。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内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他称，收入分配对经济影响非常大，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是否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与现阶段将采取什么宏观政策有很大关系。
不要期望太高
即便方案能出台，多大程度上能改善收入分配？人们并不看好。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陆挺担心，大而化之的总体方案可能没有可操作性，“要防止看起来像是要改善收入分配，但实际上却起到相反的效果，恶化了现状”。
苏海南告诉财新记者，作为整体指导规划，方案不可能很细。除了总体方案，还需要有相应的法规、政策、制度多方面的有效配合，和各方面共同参与，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效，“指望这一个方案出来，所有的问题就得到解决，是很幼稚的想法”。
而且，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只是为各部门和地方进一步按总体方案的基本要求，去制定解决本部门、本地区分管领域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提供基本依据。
收入分配改革能多大程度拉动消费？张智威认为，除非是改革能真正扩大中产阶级人群，“如果没有一个中产阶级，难以有效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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