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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文化繁荣 创造“三农”中国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近年来,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普遍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农民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等文化惠民工程,重点推进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等举措,正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出现了一批基层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像福建“村级文化协管员”、云南“农民演艺协会”、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山东“一年一村一场戏”,像威海“文化大院”、宜春“一村一品”、安吉“美丽乡村”,像烟台九曲蒋家村“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建设学习考评机制”、徐州马庄村“农民乐团和民俗文化表演团”等。但是,直面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仍然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体制机制滞后、资金投入不足、文化人才匮乏、农村文化设施利用率低、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缺乏常态化以及文化建设主体缺位等问题,特别是未能有效激发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效率低下、活力不足、持续性差的主因。

据统计,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71182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从39.1%增长到52.57%。但严格说来,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同时,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将进入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旺盛时期。尽管我国与欧美国家相比,存在着社会保障、消费环境以及消费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但实事求是的说,根据新世纪后十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生活质量的逐步改善,文化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整体上呈现提高趋势;特别是近三年的发展事实表明,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已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一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我国农村社会。在此种意义上,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步伐,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素养,提振农民精神,突破农村文化建设的短板,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与策略选择,也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

强化顶层设计,深化农村文化建设国家发展战略。治国理政需要顶层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这同样适合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的改革创新。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以全局视角,准确把握与农村文化相关的各种要素,选择正确的目标,制定正确的路径,避免农民精神发展单向度、农村稳定局面更为严峻。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及相关部委曾多次下发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指导性文件,比较集中的有:1983 年至1991年,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等五个关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1995年,中宣部、农业部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1998 年,文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201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党的十八大文化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并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明确指出“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毫无疑问,这一系列文件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部署和要求,并在实际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国家相关部门立足当前农村实际,直面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以科学、严谨、务实、前瞻的政治智慧,加强并优化顶层设计,深化农村文化建设国家战略。当前,要充分利用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契机,把农村文化建设放在各项决策的起点上,着眼于构建农村文化建设长效机制,紧密围绕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总体部署、具体任务、体制机制、组织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拟定并出台《国家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纲举目张地打破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瓶颈约束。

更新思想理念,正确认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各级政府要把农村文化建设置于“三农”工作的重要位置,纳入地方发展总体规划,着力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村文化不正确的认知、想像与评价体系:一是要改变“唯经济发展论”,跳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框框,充分认识文化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提升农民幸福指数等方面的的重要作用,切实把农村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立足新农村建设全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要像抓农村经济发展一样抓农村文化建设,以有效的举措把国家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二是要认识到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这就意味着农村文化建设绝非是经济发展到相当阶段才能够进行,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甚至在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发达的阶段,也可以优先式、引领式、跃升式地推进实施,并以其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改变“唯城市中心论”,摆脱城乡文化优劣的既定观念,秉持城乡文化均等化、一体化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熟人社会”的当代农村,存在着更好、更多、更优、更深厚的文化基因;农村生产生活的特殊性,更有利于形成乡村文化共同体,更有利于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发展。

创新组织形式,完善农村文化建设人才体系。要按照“国家抓规划、县市抓辅导、乡镇抓示范、村居抓活动”的基本思路,充分利用农村文化广场、文化大院、文化活动室、文化礼堂等硬件平台,紧密依托各类农村文化组织、社团、协会、新媒体等软件平台,构建以县乡文化干部、村文化协管员和村文化骨干为主的组织体系。创新乡村动员机制,构建农民广泛参与的文化建设模式,尊重农民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地位,真正发挥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品质的要求,鼓励农民自发成立各类文化组织,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肌体自身“造血”功能。要正确处理政策激励与人才培养、专职团队与业余队伍、示范提高与普及推广、科学规划与落实执行等四大关系,择优确定一批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县(市、区)、乡(镇)、村,鼓励农村中小学教师、志愿者、返乡创业农民、老干部等积极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培育一大批农民文化带头人和文艺骨干。要不断加大农村文化骨干培训力度,可以像国家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或大学生村官培训工程一样,抓好“农村文化带头人”的培训工作,充分激发农村文化带头人的引带、辐射、示范作用;可以在适当的阶段,引入“大学生文化村官”组织机制,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加大资金支持,探索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管理模式。2012年,中央财政共拨付大约74.38亿元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但这与农村文化建设资金的实际要求还远远不够,仍然存在着总量不足、重投轻管、方式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国家资金投入,特别是要形成投入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化,着力发挥国家资金的引带作用,继续深化农村文化服务经费保障分级投入新机制,探索各层级农村文化建设基金运行模式;探索“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等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多元化投入新模式,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不断探索资金使用管理新模式。可以尝试建立以村级为中心的动态补偿机制,采取资金直接拨付或“以奖代补”等科学、规范、灵活的方式,对村级文化基础设施的维护、升级给予补助,对典型示范村、文化组织给予奖励或补助,对村级文化协管员、文化带头人和文化志愿者等给予奖励或补助;同时,完善村级公共文化补助管理体制,增强资金投入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建立农村文化资金使用评估指标体系,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绩效考核和量化管理,提升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

整合文化资源,构建农村文化建设立体网络。农村文化建设只有贴近乡土才最有生命力,只有亲近农民才最有亲和力,只有切近农村才最有感染力。要整合农村文化资源,重视挖掘、整理和培育农村本土化的、朴实优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因子,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循“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文化产品设计理念,打造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具备现代文化品格的新型农村文化产品。要尊重农民的文化诉求,调研农民的文化意愿,配送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产品,组织编写、排演农民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艺作品,提高农村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避免“曲高和寡”、不符合农民“胃口”等问题;在条件允许的乡村,可以把文化建设和农村增收结合起来,探索实现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双赢的好路子。要构建县(市)、乡(镇)、村(居)三级文化平台,形成农村文化建设的立体场域,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文化活动圈”,充分利用各层级文化场所,实现“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月月有主题、年年创品牌”,通过各种展演、汇演、比赛等方式,利用各种宣传策划手段特别是新媒体技术,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促使农村文化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和多样化。

加强考核力度,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考评体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制定农村文化建设评价指标和奖惩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各个层级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责任,进一步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农村文化建设的工作水平。要按照可操作性原则、效能原则、量力而行原则以及动态发展原则科学制定考评指标,可以借鉴文化部制定的相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着眼于政府投入、组织人才、设施建设、活动设计、参与程度、设施利用、信息反馈等维度,合理划定权重和分值,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各方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责任量化、数据化、标准化。在实践中,考评体系要针对三类对象展开:一是要引导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树立新的政绩观,将农村文化建设列为其业绩考核的刚性指标,将考评结果列入政府和干部的工作绩效主要考核内容。二是要加强对重大文化工程的考评,要做到项目跟踪、目标到人、责任到位、注重实效;三是加强对专兼职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人员的绩效考评。在具体考评实践中,评价机制中应包含上级单位、自身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评价;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考评指标、完善考评方法、规范考评程序、公开考评过程以及公布考评结果。

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毫无疑问,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步伐,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让亿万农民过上富足、和谐而有尊严的生活,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一个大战略,也是一项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站在加快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决策起点上,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力量,促动农村文化建设由外部影响转变为内部生成,使其不仅仅是一种表层的、简单化的、浅层次的文化形式,而更应该成为当代新农民的一种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成为一种激发正能量、创造正能量、聚合正能量、依靠正能量的发展路径,从而为实现“三农”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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