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曲艳丽/文
在2015杜克国际金融论坛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创者之一、原中投总经理高西庆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畅谈对资本市场建设的看法，他一向坚持的对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观点贯穿了采访的始终。
退休后的高西庆精神奕奕、体魄健壮，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上，2014年7月，他加盟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全职教授。
作为杜克大学1986届法学博士毕业生，高西庆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对记者称杜克大学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大学之一。高西庆是杜克大学校董会唯一的外国校董，他也参与了昆山杜克大学的建设。
谈到正在修订的《证券法》，高西庆表示，想要从政府主导的市场变过来，把审批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这样已经是进了一大步，离市场更近了。但是光这一点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交易所是怎样管。
证券法修订
记者：目前证券法的框架已修订好，其中包含了一些比较大的改革，如注册制，你怎么看这部证券法修订的意义？
高西庆：进步很大，注册制是最大的进步。注册制在运行中，细节如何铺陈，还需要很多时间。想要从政府主导的市场转变过来，把审批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这样已经是进了一大步，离市场更近了。但是光这一点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交易所怎样管理。如果交易所仍然用非市场化的行政方式管理、如果交易市场的管理人员任命仍然沿用行政标准，那么这个市场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与十八大的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有很大差别了。而证监会把自己的资源配置职能放出去后，证监会的最大职能是什么呢？就是“抓坏人”。如果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那市场的秩序就会好很多。对市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进步。
记者：审批权下放交易所后，交易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您觉得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高西庆：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设置是很值得借鉴的，我曾经在那儿当过两年委员。交易所有一个上市科，相当于上市委员会的常设秘书班子；而上市委员会都是由市场人士组成。我当时是中银国际的总裁，算是来自投行领域的两名代表之一，委员会里还有几位资深的律师和会计师，以及各行各业比较资深、有经验的人。这些人都是义务劳动，一分钱不拿，还要受很多限制，每周开两次会，周二周四下午四点开始，通常开到很晚，有时候甚至开到半夜以后。我那时上一次会要看的资料，像上千页的大厚本，少的时候一两本，多的时候四五本。虽然很辛苦，但大家都觉得很值得，因为这是一项要求高度专业、有高度道德约束、同时又为全社会做贡献的职责。
资本市场
记者：最近A股成为全社会最热的话题之一，您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现状？
高西庆：目前资本市场急功近利得太厉害。特别着急赚钱的人，除非运气极好，多数情况下赚不了大钱。
我每次向巴菲特老先生请教时就特别有体会，巴菲特说的话是最浅显易懂的、一听就明白，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但为什么巴菲特在赚钱而有的人却不赚钱？因为虽然大家都明白同一个道理，但是大多数人都执行不了。巴菲特从1953年开始投资，历史上有三次净值跌到一半以下，而中国今天的投资人，可能10%－20%亏损时就割肉了。
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资，例如可口可乐等，都是持有很多年，他的投资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高度熟悉和深刻了解，把所有的文件、公开信息都研究得很透，而非听别人一说哪个公司好，就赶紧去试着买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当股价掉下去时，别人都跑了，他还能拿得住。
美国曾经有过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在高速公路堵车时，所有为了急着往前走而不断换道的人，多数情况下最后到达的时间都比一直在一条道上的人要晚。
记者：大家会拿这个市场去类比2007年那个大牛市，您怎么看这次上涨背后的原因，其中是否存在泡沫？
高西庆： 如果充分允许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市场会有波动，但不会大到我们市场上经常碰到的这种程度，市场巨大的涨跌幅，多数情况都发生在新兴市场里。2008年美国市场掉下去，比全世界任何市场都要严重，而今天回过头看，市场回去得比谁都快，现在比谁都平稳。而过多的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市场问题，无非延迟了市场基本面修正的动力，最终还是阻止不了进一步的下行。政府有时候也不得不对市场进行干预，但这时政府应该是通过一些事先制定的、明示的规则去公平地执行，而尽量避免由于对市场的干预而使某一些集团得利的情形。
记者：市场很多传言，称资本市场要为国企改革服务，这种说法是否恰当？
高西庆：资本市场是为整个国家、全民利益服务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为国企改革服务。但是作为监管机构，这个不是它的主要任务。资本市场本身的监管体系里，政府要把自己的职责弄清楚。监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抓坏人”，即警察职能。如果把为国企改革服务作为主要的事儿，就可能会出偏差。
国企是当然需要改革的，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都是处在不断改革的过程当中。广义的说，我们的政府的整个运行机制，包括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种法律，也都应该为这个大方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市场为它服务也不算错。过去一些年里，原本国有企业改革在积极地向前走，但是后来慢慢慢下来，慢慢往后退，行业垄断甚至在有些地方比十几二十年前更严重。
但是如果你把它解读为证券市场的发展的目的，那就把原来政府的初衷给彻底改变了。
记者：楼继伟在讲话中表示，有可能花费一些国有资产去填补社保空缺。您怎么看？
高西庆：这个思路跟我们当年讨论建立社保基金是一致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我在证监会时，曾向国务院打过报告，建议将上市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国有股份划到社保基金管理。
当时上市公司全部市值的60%以上是国有股，但绝大部分国有股是不可流通的，这就给整个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成为一只悬空的靴子。这些国有股均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或其控股公司所持有，国有股的决策监管程序不统一、管理混乱，许多地方出现腐败的空间。如果把国有股的管理监督统一起来，，放在一个大系统里，比如社保，可能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
但是我并没有主张只放在一家社保管理机构里，因为垄断总是容易带来它固有的一些问题，所以可以多设立几家社保管理机构来对其进行管理。北欧的一些国家，比如瑞典，就有八个社保基金，大家可以竞争，但是都遵守国家的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规定。由于社保所支出的钱是可以量化计算的，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卖掉一点股份，但与此同时，社保的交款又需要从市场中买入股份，两者是可以形成平衡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形成入超。这样市场就不会把国有股的解冻看成是随时会掉下来的靴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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