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高考故事

上大学是我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后来由于家境清寒，我选择了师范学校，那里管吃管住。1951年7月，我被分配到泗洪县当小学教师，一干就是5年。然而大学梦却一直埋在心里，等待时机。

1956年春，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允许机关干部、在职教师考大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随即给在合肥电影学校上学的弟弟写信，请他帮助购买一本《高考大纲》。弟弟复信说，他接信后连中饭也没吃，“以百米的速度”跑到新华书店买了《大纲》，当即到邮局寄出。

这时，我计算一下，距离高考只有100天了。

我的同事安国梁是1955年从无锡师范毕业分配来的，他也在积极备考。于是我们借来高中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课本，根据大纲的具体要求，挑灯夜战，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各自写了十多本应试笔记。这期间，我们两次徒步县城，单程80里，往返160里。第一次是到教育局办理报名审批手续，第二次是到县医院体检。另外，县城没有X光机，还要沿淮河逆流而西，乘坐一天小火轮，航程200多里，到蚌埠市做X光胸透，往返3天，直到5月上旬才完成申请报名和体检的各项手续，沉下心来开始复习，背诵大纲笔记。当时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知识部分便背得滚瓜烂熟了。

这一年进入6月以来，连降大雨，淮河暴涨，沟满河平。7月8日上午，文教区员派人送来通知，让我们立即去教育局领取介绍信等报名审批资料，前往徐州参加高考。我和安国梁随即动身，身背应考资料,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拄着木棍，趟着水，深一脚，浅一脚，朝东北方向赶往县城，直到下午5时才到达教育局。一边办手续，一边吃饭，一边休息。晚上8时，我们又踏着泥泞，沿着宿（宿县）泗（泗洪）公路，徒步西行70多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赶到泗县汽车站。但是，发往宿县的班车（敞篷卡车）已经走完了。

无可奈何，我们找了一家4毛钱一晚的小旅馆，边洗脚，边拿出资料复习。这时，才看清双脚布满血泡，简直像腐朽霉烂的山芋，疼痛难忍。

7月11日下午，我们从宿县改乘火车赶往徐州,住进距离考点（徐州三中）较近的淮海饭店（今花园饭店），安排在价位便宜的临街二楼通道上。

12日上午8时，我们提前赶到徐州三中。这时，才发现泗洪县迟到的考生还有10多人。考官问明情况，直截了当，一口回绝：报名时间8日已经截止，你们回去吧，明年再考。几乎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们这帮赶考“举子”与考官之间进行了一场和风细雨式的“唇枪舌战”。至今已经61年，往事并不如烟，而且刻骨铭心，恍如眼前——

“我们参加高考是经过组织批准的，相关材料早由组织报给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报名考试？”

“明文规定，7月8日截止报名，你们已经逾期4天，考场都已经安排就绪，不能补报。明年再考。”

“只要让我们考试，没有教室，露天也可以；没有桌凳，坐在地上也可以。”

“让你们坐在地上考试，上级批评我们，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我们可以写保证书，保证不提意见。”

“不让人提意见，还叫人写保证书。要是登报，够典型生动的！”

……

你一言，我一语，考官们强调“文件规定”，考生们强调“实事求是”。但双方都能心平气和，没有争吵，气氛缓和，间或还发出一些笑声。

大概是被我们的赶考经历和诉求打动了，考官最终答应我们向省里汇报请示后再定。当天下午，我们补办了报名手续，被安排在三中附近的大坝头小学第六考场，也是最后一个考场，我就是这个考场的最后一名考生——最后一个报名、最后一个考场、最后一名考生，即所谓“三最”考生。

7月15日，第一场考语文。语文常识题只翻译一小段《廉颇蔺相如列传》；作文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

天道酬勤，地道怜苦。8月下旬，我接到南京师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上大学之梦。安国梁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每每回顾60年前这段高考经历，感慨良多。后来，我当了中学教师，每逢送学生高考，总是想到自己的那段经历，对学生总是关心备至；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徐州地区高校招生办公室工作4年，常为一些特殊困难的考生提供方便，都源于当年那段高考经历。

看看现在的高考学子，有亲人接送，有老师陪护，有警察保护，有志愿者服务……同我们当年相比，可谓“幸福”已达“极致”。然而，我不嫉妒，也不羡慕，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笔人生“财富”。不是吗？

来源：2017年6月3日徐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