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求学位”是滥用舆论绑架

　在这个功利与算计盛行的时代，下跪越来越工具化。不论是下跪向富豪“点名求捐”，还是企业员工向客户“下跪答谢”，抑或学生家长向官员“下跪求学位”，为了达到目标，一些人不惜采取自我矮化的方式来塑造弱者形象，从而赢得舆论的同情与声援，进而倒逼下跪对象调整行为策略甚至妥协、退让。

　　作为一种表演性博弈的手段，下跪的目的通常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达利益诉求，下跪只是利益表达的外壳。这一次，家长们给教育局局长下跪，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入读名校——按照“就近入学”、“随机派位”的原则，没有分配到名校学位的学生家长心有不甘，想方设法“另辟蹊径”。

　　在供不应求的格局下，名校学位犹如一个“香饽饽”。在“一切为了孩子”理念的驱使下，家长们为了名校学位使出了浑身解数，下跪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博弈手段。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下跪通常具有神奇的功效。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下跪立竿见影地塑造了一种弱者形象；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利益博弈，下跪具有“倒逼”功能，让强者在道德和舆论上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从而达到“曲线办事”的目的。说轻一点，“下跪求学位”是强人所难；说重一点，这样的做法就是道德捆绑和舆论绑架，是错乱的利益表达。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所言，“在强弱关系失衡的格局下，弱者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途径，以无奈的低姿态的博弈技术进行自卫性质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手段来进行利益争夺”。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们不惜将体面和尊严抛在一边，用下跪的方式来“剑走偏锋”，错得让人痛心。

　　在利益多元时代，一些不合理、缺乏法律支撑的利益诉求一旦和下跪联袂登台，就有可能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损伤。只有走出道德捆绑和舆论绑架的误区，避免“下跪工具化”，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我们的公共生活才会更安全，更有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