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新华社报道，多个省市陆续发布普通高校学费上调信息，部分省份平均涨幅高达50％。业内人士指出，一些高校近年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的现象值得警惕。
涨学费须公开大学财务账单
确定大学学费标准，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其二，受教育者分摊多少比例。
从目前各地上调学费的具体操作看，都组织了听证会，但是，听证会给人的感觉是走过场，该怎么涨还是怎么涨，为此，有必要给学费定价设定基本的标准。向大学生收取学费，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确定大学学费标准，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其二，受教育者分摊多少比例。
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曾提出要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但目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成本究竟是多少，并不清晰。一些地方在举行听证会时，也出具了近年来的办学成本，并将其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计算出生均成本。但这一办学成本，是对所有办学成本的核算，而不是对用到人才培养上的成本的核算，由此算出来的生均成本显然过高。本来，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意图，是检查高校究竟把钱用到何处，并由此促进高校建立透明的财务管理体系，推进校内管理改革，把经费用到办学的刀刃上。如果高校一边大手大脚花钱，一边喊缺钱，并以缺钱为名涨学费，这很难让公众相信收来的学费，用到了人才培养中。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公开清单，进一步要求高校要公开财务信息。为此，教育部完全可以要求每所提出涨学费申请的高校，晒出学校的所有财务账单，具体到细目的开支，以此核算出生均成本，作为确定学费标准的基础。如果高校不愿意公开财务账单，那么，教育部门、财务部门不能批准学校的涨学费决定，学生有权拒绝接受。
对于学生分摊成本的比例，国外通常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不高于生均成本的20%，二是不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两者取最少值。尤其是后者，确定这一比例，是为了防止过高的学费，挤占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开支，加重家庭的教育负担。在这两个20%的约束之下，大学努力拓宽办学经费渠道，在政府拨款之外，注重社会募捐，在开源的同时节流，杜绝铺张浪费。
大学向学生收学费是最便捷的增长收入的方式，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对受教育者负责的大学，应当把所有办学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跑冒滴漏。即便在办学成本增加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上调学费，也必须考虑这对学生带来的经济压力，并完善对贫困学生的帮困体系。
□熊丙奇（教育学者）
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推高”学费
推高高校学费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高校管理的机制问题，非教学科研的部门太多，管理人员太多。
我以为，相比于关注上涨现象和上涨幅度，上涨背后的原因才是最需要深思的。
首先，学费上涨有其必然性的动力。作为社会组成的一个部门，高校并不是真正的象牙之塔，与教学科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配置，也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我倒不是认同高校学费的上涨，但在物价普遍上扬的社会大环境中，期望高校一家的费用不变甚至下降，是不现实的。
第二，与目前的教育体系和对高校投入的方式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办学机制是一元化的，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资金来源单一，都是行政拨款，加上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又相对有限，于是学生的选择也就不可能多样性。
第三，也是高校大扩招、大建设必然导致的后果。搞大扩建的和新校区建设的高等学校，大多都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而且随着年限的拖延，贷款的利息如雪球一样，无疑会越滚越大。而行政拨款，都是一定的和有限的，债务最终还得学校慢慢消化。所以，高校扩建的羊毛必然会有一部分出在了后来入学的学生身上。
第四，与高校的管理机制有关。目前，中国的高校运行成本比较高的原因，还有一个是高校管理的机制问题。高校的非教学科研部门太多，管理人员太多。高校的管理机制，其实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延伸，在整个社会行政机构相对臃肿的今天，你期望高校管理机构瘦身，难度很大。
第五，与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大环境有关。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部门，每个家长及学生自己也不能不核算上学的投入和将来的回报的问题。最近一些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是有目共睹的。送一个学生到高校里学习，要花费不少的金钱，但是毕业之后也不见得就能顺利找到如意的工作。于是乎，当收益无法保证和预期的时候，人们在投资的时候就变得异常谨慎，对投入的成本自然特别的关注和计较了。
其实，相比较高校，广大莘莘学子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漫长的上学过程中的投入，不知多了几何。但是那个时候，家长的投入，是为了更长远的预期。而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直接面临的就是收回成本和取得收益的问题。所以，人们更加关注高校的学费，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其期待高校学费平稳或者下降，不如期待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尽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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