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凡 时间：2019年11月25日
喊海，是一项传统的民间活动。人们面对广袤无垠的大海大声呼喊，比谁喊得高、喊得响,喊出苦闷，喊出欢乐……徐矿作家群也是喊海人，他们面对乌金滚滚的煤海，用文学作品发出彻心的呼喊，喊出对崇高的礼赞、喊出对丑恶的鞭笞，喊出对未来的憧憬。有人说此文是为徐矿喊海人树碑立传，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和精神情操面对“树碑立传”这个四个字，毫无愧色。
——题记
中国文坛的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专业作家创作的宏篇巨著代表中国文学山脉高耸的高峰；业余作家创作的良心之作代表中国文学山脉延绵的丘陵。二者融为中国文学创作之合力，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共同为中国文学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华。
江苏徐州煤矿从清朝末年迄今已开采了137年，多舛的历史变迁和深邃的文化积淀，使这里成为文学创作的沃野。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一群令人尊敬的矿工作家。他们吮吸矿山母亲的乳汁成长，骨髓里具有写煤矿、写矿工的天然禀赋。他们在社会变革、价值多元、企业转型的环境中，和矿工兄弟们一起摸爬滚打、生死与共，变个人情怀为家国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批判现实主义，摈弃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歌颂崇高、赞美生活、呼唤良知、揭露病疽，创作出一部部具有煤矿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为煤矿和矿工送上滋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人文关怀。
“三多”现象证明了徐州煤矿文学成果的丰硕。一是作协会员多：有中国作协会员7人、江苏省作协会员14人、中国煤矿作协会员17人、徐州市作协会员21人。二是获奖作家多：有11位作家33人次获得中国作协与中国煤矿文联联合主办的“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有2位作家2次获得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三是出版文学著作多：有35人在正规出版社出版文学著作109部，其中出版3部以上的有15人。孙友田、周梅森两位闻名遐迩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徐矿作家群体的成员，他们凭借杰出的文学成就，带着深深的煤矿烙印，从深深的巷道里走出去，在更加高远的文化层面为国家、为社会奉献才华。他们是展示徐州煤矿文学成就的精美名片，是诠释徐州煤矿为社会贡献文学人才的生动例证，是激励徐州煤矿作家群体努力奋进的学习榜样。
一个不到十万人的省属煤矿企业，竟然有如此可观的文学现象，全国少见。令人感叹。
沙凡是徐矿作家群成员之一，也是徐矿几十年文学创作活动的见证者、参与者、组织者，熟悉徐矿作家的心理路程、生存状态、人格魅力和作品内涵。谨以此文对16位徐矿重点作家作一素描。为了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徐矿作家的存在和贡献，从而记住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一、小说家
周梅森
他在地球深处憧憬文学的未来，在浩瀚煤海积蓄文学的能量，在陡峭山峦攀登文学的顶峰，终于成为中国文坛著名专业作家。他就是周梅森。他是徐矿喊海人中音量最宏亮、音色最圆润的一位。
周梅森1956年出生，原是徐州韩桥煤矿的一名矿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涉文坛，现已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周梅森从14岁时就开始下井，干过采煤、掘进、运搬、通风、机电安装。井下艰辛劳作的亲身体验，贾汪矿区特有氛围的耳濡目染，使他渐渐明白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鄙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索取，什么是爱、什么是恨……种种强烈的生活感受如同烧红的烙铁烙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上。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萌动：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奉献给社会。
他是这样描绘煤矿的：“一个被沧海桑田之变埋葬了的世界，那个世界在亿万年以前也曾有过美妙的好时光。也曾充满蓬蓬勃勃的生命。也曾被我们头上的那颗相同的太阳照耀过。这地下丰厚的煤田便是由那些构成森林的树木演变而来的。我曾借着镀灯明亮的灯光，细细地观察那印在煤壁上的树叶和树木纤维的清晰可见的痕迹。我由此而相信了关于我们这颗星球历史的科学。”
他是这样表述第一次下井感受的：“……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不是置身在三百米井下，我的头上也并没压着一层层花岗岩、黄岩、火成岩。甚至认为，我从未离开过我少年时代生活过、依恋过的大地，和那永远属于我的太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头上的镀灯太阳似地悬在远古时代的空中，照耀着深深地下的这块被沧海桑田之变扭曲了的森林和大地。有时，我似乎能听到远古森林中鸟儿的鸣叫；有时，我似乎能看见那蛮荒旷野上疾驰嚎叫的兽群。然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森林变成了煤炭，旷野变成了岩层，那个时代的大地失落了。我像个在远古时代的森林中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对着这令人怅然，令人惊讶，又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切，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历史的博大、深沉。”
周梅森从14岁开始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到24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整整10年！他自己给这段时间下的定义是“挣扎期”。这10年中他写了100多万字的废稿，其中有3部长篇小说。这使我想起“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他也是从小开始写作，一直写到30岁，才在一人多高的废稿上发表了成名作《羊脂球》。这说明人要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有个过程，在正确的结论没有形成之前，失败当然会不断出现，但失败往往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正如爱迪生所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有价值。”要是没有这“十年磨一篇”的精神，周梅森也许就不成其为周梅森了。
随着这10年“挣扎期”的结束，周梅森进入了“成功期”。1983年，24岁的周梅森经李瑞林、袁庆南老师的推荐，到南京《青春》杂志社学习。当时《青春》的主编斯群同志慧眼识才，将很有文学潜质的周梅森正式调进《青春》当编辑。周梅森由此从矿山走进省城，迈进了新的人生阶段。《青春》开放的思维方式，清新的学术空气，使周梅森如鱼得水，文学才华得以充分的发挥。他雄心勃勃地将“30岁之前成为全国一流作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是恃才自傲吗？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他26岁就发表了成名作《庄严的毁灭》(1985年)。随之，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1986年)、《国殇》(1988年)、《大捷》(1988年)、《红粉之战》(1992年)，长篇小说《黑坟》(1987年)、《重轭》(1990年)、《神谕》(1990年)、《沦陷》(1992)、《此夜漫长》(1992)等一批在中国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评论家大野、北帆在专论中写道：“周梅森向当代文坛展现了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部系列小说以苍凉遒劲的笔调，勾勒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一幅独特的生活画面，流动在画面之中的是一种沉沦与毁灭，崛起与喧闹的历史形象和声响，呈现了宏阔深沉的史诗风格和庄严崇高的悲剧力量。”周梅森说：“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土地，属于我的题材，属于我的叙事风格。我开始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躺在别人怀里看世界了。世界在我眼里也不再是浩渺无际的了。”
1995年，周梅森从南京回徐州挂职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凡在徐州南郊宾馆采访了他。20世纪七十年代，周梅森还在矿上工作的时候，沙凡在夏桥工人文化宫见过他。很年轻。身材匀称，皮肤很白，头发黑而亮，鬓脚长长的，眉毛浓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标准的“帅男”。采访时见到他与十几年前在韩桥矿所见相比，仍然那样年轻英俊、潇洒倜傥，只是才气更加咄咄逼人了。交谈之中，他思路敏捷、表达缜密，不失著名作家之风度，但讲到动情之处，妙语连珠，一溜排比句式，再加上手势辅之，又仍然是矿工之气韵。
沙凡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他问周梅森：“你从二十几岁起就写出了那么多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的新历史小说，而且构建宏大、气势磅礴，无论是故事情节、战争场面、人性搏斗、氛围营造、人物形象、人物语言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吻合，笔法遒劲老道，使得一些初读你作品的专家学者误认为你是个老作家，发出‘周老先生功力不凡’的感叹。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周梅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想象，是文学之鸟的翅膀。如果离开了想象，文学创作确实不可想象。屠格涅夫在创作《父与子》的过程中，曾为书中主人公巴扎洛夫写了两年的日记，这就是想象的魅力。周梅森有没有为他的主人公写日记，沙凡不知道，但从周梅森的作品来看，为了使自己塑造的形象真实而富有生命、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在无穷尽的想象空间驰骋遨游，去设想人物的举动，去揣摩人物的言行，去设计人物的命运……但是，周梅森的想象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经过生活的严格求证的想象。他向沙凡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写一个民国初年军队的团长，大的情节姑且不论，当时的团长是什么军阶？使用何种规格的枪械？是骑马还是坐轿？穿着何种样式、颜色、质地的军装？一个团的编制有多少人？等等细节，都必须考证清楚才能下笔。虽说不一定达到‘崔杼杀其君’的程度，但也不能将野鸭当鹘鸟、似是而非。”沙凡由此想到，偌大的一片森林沉沦后最终只能形成一块很小的煤炭，周梅森创作了那么多大部头历史小说，他需要查阅多少历史资料、阅读多少理论著作、写下多少卡片、笔记呢？这个问题只有周梅森自己能够回答。
周梅森曾几次放弃组织上送他上大学的机会，不是他轻视知识和高等学府，而是看不惯当时“文凭热”中夹杂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不想随波逐流。他十分崇拜高尔基、安徒生那样以社会为大学、以生活为导师、刻苦自学的著名作家，决心效仿之。
最后，沙凡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梅森笑着回答说：“我处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文学界有这样的现象，有时万马齐喑，有时群星灿烂。文学活动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中途肯定有些人被淘汰。我在30岁之前想当全国最优秀的作家，30岁之后又想到‘贵在参与’，我投入了，我尽力了，后人自有评价。”回答得很机智。是啊，叫他自己怎么说啊，那年他才36岁。
周梅森对徐矿有强烈的感恩之心。据他回忆，当他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煤乡怒火》时，徐州矿务局宣传处的袁庆南老师热情帮他分析作品的人物、结构、主题。袁庆南老师离开徐州去南京开会时，还给周梅森写下近万言的长信，关心他的创作。这期间，李瑞林老师、许洪武老师都在文学创作上给予周梅森很大的帮助。周梅森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初涉文坛之时结识了几位好老师。周梅森虽然离开了矿山，成为省城的专业作家，但他一直与徐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梅森是徐矿的文化名片，他回徐矿采风、讲课、休假，王广玉、皇新海、师为杰等徐矿集团党委领导同志都热情相邀，介绍企业的发展状况，关心他的文学创作。周梅森深情地说：“我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品位，都是徐州煤矿赋予我的，是煤矿那沉甸甸的生活造就了我那沉甸甸的作品。”“井筒有多深，我的根有多深。我的笔管灌满煤海的波涛。”“我走上了文坛，走上了荧屏，可我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徐州煤田、扎在老百姓当中。 我永远不能离开那深深的矿井，不能离开徐州故乡那一块神圣的土地。”
此话深刻。他如果不是从小随父从扬州来到徐州煤矿，现在也许照样是一位作家，但写出的作品可能是江南水乡的温馨典雅、丝竹萧瑟、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式的风格，而不是现在这种雄浑厚重、阳刚苍劲、巨佚史诗般的作品。
1995年，周梅森在历史小说创作取得出色成就之际，转入政治小说创作。所谓政治小说，康有为下的定义是：“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1995至2009年，周梅森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主要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主沉浮》《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文学界有人将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81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等早期改革文学和1997年张平的《抉择》、2002年陆天明《苍天在上》等反腐文学都归为政治小说范畴，并评论说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三巨头”。2017年，周梅森携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再次敲开政治小说的大门，作品揭示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艰巨性，反映了党的意志、人民期盼，国家的未来，昭示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代表了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因此人们称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然而，反腐题材是政治小说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创作此类作品除去写作能力，还需抵御风险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是良心之作，那么他的这颗良心在滴血。他的政治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对号入座，指责他污蔑领导、泄私愤，甚至有人对他威胁之能事。其实，自动对号者极有可能就是隐藏颇深的贪腐者，周梅森作品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像锋利的匕首，将对号者的假面具一刀一刀地往下剐，对号者能不气急败坏、恼怒抓狂吗？周梅森写政治小说不仅遇到诋毁，还遇上了官司。先后有两位作家起诉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抄袭自己的长篇小说，要求赔偿。周梅森政治小说巨著连连，其文学成就已呈钟鼎之势，他连自己都不愿意重复，还要去抄袭别人？他向社会宣布：他的作品均是原创，欢迎全社会监督举报。只要查实有一部是抄袭的，他个人奖励十万元。法律是公正的，两位原告都败诉。
周梅森将《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小说由他自己担任编剧、艺术总监，拍摄成电视剧，轰动了影视界，出现了霸屏现象，影响力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尤其是2017年推出《人民的名义》，更是一部“横空出世”的现象级大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豆瓣评分9.1，收视率一路飙升，几十年不见的“万人空巷”现象再次出现，实时收视峰值破7，创造了近十年国内电视剧的最高纪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剧经典”。平日里，在井下劳累了一天的早班矿工们，上井之后都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涌进矿食堂，买上凉菜、炒个小炒，啤的白的一起上，边喝边聊、咋咋呼呼、热闹得很，八九点了还不愿散去，这是矿工们的生活常态。可2017年4月份的那些天里，矿食堂里一改往日的喧闹变冷清了，很多矿工买了饭菜就端走了，上井晚了的慌忙买上两猪蹄、四个馒头用筷子一穿，边啃边往外跑——都回宿舍追剧去了，看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集都不愿拉下。第二天下井走在大巷里，还有人在为到底是高育良坏还是祁同伟坏，争得脸红脖子粗。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无疑是中国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可有人说周梅森政治小说虽然在当下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不是纯文学，进不了中国文学史。这个观念值得商榷。党中央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反腐斗争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变革过程中，作家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应该在场，用文学观照当下。这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期望、作家的责任。实践证明，周梅森是“在场主义”的笃行者，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书记官”。
纯文学小说和政治小说都是人民所需要的，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奇珍。纯文学小说作家和政治小说作家，作品类型有所不同，但文学使命一致。如果说充满正能量的政治小说缺乏艺术价值，是对人民大众文学审美的低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理解出现偏差。如果周梅森政治小说进不了中国文学史，矿工兄弟们也许会问：中国文学史何人在写？
翟永刚
翟永刚，小说家。1950年出生，曾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徐州庞庄煤矿工人。高高的身材，清秀的面庞，透着书生气。他的《天寒地热》《深情》《亦梦亦真》《窑衣》四部中篇小说获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届中国作协和中国煤矿文联合举办的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他从小就喜欢文学。上初中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将《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禁书”偷偷地读个遍。拜伦、雪莱的诗句也能背上来不少。1969年他到邳州市一个贫困的乡村插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写了一首题为《迈开大步到农村去》的诗，发表在1970年1月5日在《徐州报》上。伴随着这篇处女作，他这一大步“迈”了整整四年。1973年他分到庞庄煤矿当掘进工。
翟永刚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有三条：不出书、不入会、获奖随缘。2008年，沙凡和他谈了两次，动员他作为重点作者在《喊煤海—徐矿作家文学丛书》中出版他的专集。换了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却婉拒了。
翟永刚衡量自己作品的标准也是三条：一是作品能否在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因为只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才算得到文学界专业人士的认可，这要比自费出版书籍的门槛高得多。二是作品在期刊发表时能否名列头条。因为头条是期刊的门面、招牌、导向，一旦被编辑选上，含金量可想而知。三是作品问世后能否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的关注程度是衡量作品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数之一。
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努力的：一是他的主要作品都发表在《北京文学》《花城》《清明》《雨花》《阳光》《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国内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上。二是他的《窑衣》《深情》《还有一只花圈没到》《亦梦亦真》《噩缘》《天寒地热》等作品均发表在刊物头条或显著位置，彰显编辑部对永刚作品的肯定。三是他的《窑衣》是徐州文学界中篇小说中唯一被《小说月报》转载的作品，还被《作品与争鸣》头条转载并配发了评论《为工人作家呼吁》；《北京文学》配发了评论《自知何知》。《窑衣》《噩缘》《有话就说有酒就喝》《还有一只花圈未到》均由《领导科学》《决策》以缩写等形式转载。《窑衣》《噩缘》被缉入多种选本。中篇小说《天寒地热》1985年被全总文工团改编为电视剧《爱的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西电视台播放。
《窑衣》是翟永刚获得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中篇小说。他用良心蘸着血泪讲述了一个国有煤矿改制过程中，有人趁机大肆吞食国家资产，广大职工奋起抗争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厚重深沉、撼人魂魄；字里行间激荡着来自生活底层的正义呼唤。矿工把下井俗称为下窑，又把下井穿的工作服叫着“窑衣”。在旧社会，矿工身上的窑衣褴褛破烂，是当牛做马受剥削受压迫的写照。解放后，矿工穿上结实、耐磨、防静电的劳动布工作服，是国家主人翁的象征。有很多下了一辈子窑的老矿工，退休后都把窑衣洗干净叠整齐放进箱子，作为一个念想保存起来。《窑衣》主人公何自如是矿工会副主席，见有的干部趁企业改制之机大肆吞食国家资产，深恶痛绝。为了维护工人利益，保护国有资产，挺身奋起抵制，可与权势相斗他毫无胜算。最后，他在深深的歉疚和万般无奈中，身穿窑衣，投湖自尽。另一位主人公秦师傅是一位曾在井下舍生忘死抢救工友的英雄、劳动模范，改制后却有病无钱治，贫病交加，身穿窑衣含恨吞药自杀。一个干部、一个工人被迫离开人世时，为什么都选择身穿窑衣而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窑衣不只是一件工作服，而是一种象征。只要穿上它下井干活儿就能挣钱养活家小过上好日子——窑衣象征着幸福；只要穿上它下井就能体会到自已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民奉献光和热的国家主人翁——窑衣象征着使命；只要穿上它下井就能看到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美好前景——窑衣象征着希望……当他们被贪腐的邪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用提前结束自已生命的方式，来向吞诬他们的幸福、玷污他们的使命、撕碎他们的希望的贪腐恶魔作出最后一次抗争之时，想到要把这些自已为之奋斗一生的最珍贵的东西带走，不能留在世上让那些混蛋糟贱。小说虽有浓浓的悲剧色彩，但它并不让人消沉，也不让人对改革失去信心，而是让人在悲愤中振作起来，端正企业改制之路。作者塑造的矿山工人群像，自有拨乱反正的力量，自有惩恶扬善的智慧，改革的希望就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手中。由此可见作者对人民、对国家深沉如山岳般的爱。
翟永刚的反腐题材的中篇小说《多判了三五年》以贪官丈夫的妻子作为主人公，颇有新意。某副老总与老总是多年共同打拼的铁杆兄弟，是随着老总的步步升迁而随之得到步步提携。老总和副老总的妻子看上去也是一对好姐妹。但女人的虚荣天性使得老总妻子对副老总妻子有着优越感甚至颐指气使，副老总妻子为了丈夫的前途，对老总妻子的骄横敢怒不敢言，忍耐了一切甚至还逢迎讨好她。翟永刚把女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描写得非常精彩。天有不测风云。老总、副老总相继落马“双规”。这两家妻儿一落千丈，陷入了难堪和恐慌。老总交代他有笔赃款存在的“小三儿”手中，只要退赔这笔赃款就能使自己少判三五年刑期。副老总的妻子曾经在外出旅游时结识这个小三儿，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当老总的妻子得知副老总的妻子可能知道老总的“小三儿”的下落，没了以往的气势，百般乞求副老总妻子帮助寻找“小三儿”。副老总的妻子为了寻找能够救老总的“小三儿”，胸前挂着寻人启事的硬纸牌，到过多个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宾馆，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小三儿”，说服“小三儿”将保存的赃款全部上交法院。读者看到这里，都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不料想，翟永刚笔锋一转：“小三儿”上交的赃款远远多于老总交代的金额，老总又落了个不据实交代的罪名，因此比原定的刑期又多判了五年。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作为副线，老总的儿子和副老总的女儿是一对情侣，随着事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也分分合合、坎坎坷坷。翟永刚这部作品告诫世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拥有与失去的矛盾，永远是人们必须谨慎对待的社会命题。
他发表于2013年第6期《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还有一只花圈未到》。这是翟永刚的创作视野由矿工生活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作品。他将亲情、孝道、官场、民生等诸多社会现象凝结在一个葬礼上。这个葬礼有着不平常的社会背景，既是一个官员父亲的葬礼，同时也是另一个普通工人父亲的葬礼。更不平常的是葬礼发生在年底考察干部的敏感时期。各类人物或纠结或伪善的心态，或自觉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让矛盾一层层铺陈，情节由浅入深，既折射出带有普遍性的人情世相，又反映当今社会的扭曲特征。《还有一只花圈未到》能被《北京文学》放在刊物最显著位置发表，可见作品的分量。
翟永刚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结束了一段不美满的婚姻之后，上天把一个叫作徐瑞芳的好姑娘送到他身边。徐瑞芳身材高挑、温婉贤淑、热爱文学，与翟永刚志趣相投、甚是恩爱。他们幸福地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夫妻俩去九寨沟旅游，徐瑞芳突然因高山反应没来得及抢救溘然去世。夫妻两人高高兴兴携手出门，最终却是丈夫捧着妻子的骨灰盒伤心而归。徐瑞芳香殒九寨沟之后，永刚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徐瑞芳和他一起谈论文学、一起湖畔散步的美丽倩影，常常魂牵梦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缅怀亡妻可以是照片、可以是视频、可以是鲜花、可以是遗物，而永刚则认为，只有高尚的文学才能放飞他对瑞芳千呼万唤终不回的不尽之思念。他将与徐瑞芳合著的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清纯》(暂名)交由中国煤矿文化网连载，在互联网浩渺的空间向人们传递着、见证着不仅他和徐瑞芳名字仍然连在一起，他们的心更是仍然连在一起。夫妇俩在《清纯》中讲述了以一个煤矿姑娘家庭爱情事业为主线的凄美故事。
永刚将迈进古稀，虽孑然一身，但还保持着年轻时颀长的体形，身体很健康。他以“行万里路”来充填因爱妻去世而坍塌的心灵空间。他已走遍了国内所有的省份，现在正拉着箱子行走在自己选定的走遍世界的旅途中，己去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非、阿联酋、埃及、土耳其、韩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只是计划中的五分之一。也许完成了周游世界的计划，他会静下心坐下来，铺开稿纸拿起笔再创新作品。
李其珠
李其珠，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顾问。他1951年出生。老三届插队知青。 1971年从农村到徐矿第二机电修配厂当工人，和沙凡是一个车间的同事，李其珠是钳工，沙凡是车工。后来沙凡调局机关工作，他调建井处工作，有几十年的工作交集，关系甚笃。
李其珠在徐矿文学界有四个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诗坛圣殿《诗刊》上发表诗歌；第一个在全国性大报《工人日报》上发表小说；第一个在全国煤矿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中国煤矿文艺》上发表报告文学。第一个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他曾在《诗刊》《萌芽》《雨花》《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发表作品约170万字。尤其近十年来佳作迭出，发表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矿珀》《梁歌的歌》等作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浮沉》。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二机厂各个车间都设有声讨“四人帮”的大批判专栏。李其珠负责三车间专栏的编写工作。他提着桨糊桶，把事先准备好的大批判稿件贴在批判专栏上，可最后右下角还有一块空白。可手头又没有现成的稿子。李其珠拿起毛笔沉吟片刻，直接在空白处写下一首题为《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的诗：“……党中央两项决议响春雷/华主席成为俺的领路人/毛主席遗愿得实现/东风万里扫阴云/十万大山齐欢呼/毛主席放心俺欢心/干起革命劲更足啊/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手，是一双双粗壮的手/心是一颗颗通红的心/手握机柄奏凯歌啊/华主席！俺又闹起了大跃进……” 尽管这首诗具有当时谁也无法避免的历史印记，但展示出工人阶级爱憎分明的政治情怀，语言朴实、朗朗上口。第二天，李其珠将这首诗抄写得工工整整装进信封，寄给了《诗刊》编辑部。
11月25日，李其珠和爱人袁承香去贾汪看望父母。一家人一边喝面条一边听广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首都文艺界大型朗诵演唱会的演出实况。殷之光、瞿弦和等好几位中国顶级的朗诵艺术家朗诵了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石祥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著名诗作，荡气回肠，激情澎湃。听着听着，李其珠突然听到广播里报幕员说到：“请听诗朗诵《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作者李其珠，朗诵者张家声……”李其珠浑身像过电一样，嘴里的面条都没顾上咽，鼓着嘴像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广播喇叭。袁承香推了推他：“是你的诗吗？”他将食指放在嘴边示意袁承香别出声。“……东风万里扫阴云/十万大山齐欢呼/毛主席放心俺欢心/干起革命劲更足啊/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熟悉的诗句一句一句从广播喇叭里流淌出来。李其珠浑身哆嗦地高喊到：“是的！是我的诗！”原来，李其珠的诗寄到《诗刊》编辑部后，引起了编辑的注意，列入发表计划。正好赶上诗刊社编辑部参与主办这场大型音乐朗诵演唱会，便将这首诗推荐给晚会的编导和演员。第二天，全厂人都知道李其珠的诗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们向他祝贺。是啊，一个煤矿工人的诗作，能在粉碎“四人帮”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艺晚会上，由著名朗诵大师朗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难得，实在难得。十几天后，李其珠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两本刊有《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的《诗刊》杂志。事情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已年近70岁的李其珠仍珍藏着这本纸页已经又黄又脆的《诗刊》。2011年，沙凡把李其珠这一段儿写进了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其珠看了直笑。
1982年李其珠在《工人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客满》，用幽默调侃的笔调，写了三个不同性格和境遇的女婿，大年初一在老丈人家相聚的情景。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有关系、无才能的人靠开后门占满机关科室的位置，造成人浮于事的不正常现象。这种讽刺在令人发笑的同时，又令人心中隐隐作痛。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是三十多年前发表的，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就是现在再拿来看，仍然字字合宜、句句对路。心地善良的人看了很解气，心里有鬼的人看了直冒汗。李其珠说：“面对生活中反常现象‘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作家，是麻木的作家”。
李其珠的文学作品抨击丑恶是犀利尖锐、入木三分，歌颂崇高则激情奔泻、真挚豪放。 1981年，他根据义安矿青年矿工朱保平一只手臂仍然奋战在采煤工作面的事迹写的报告文学《一只手高举火把的人》，在《中国煤矿文艺》发表。引起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的重视，在全国煤矿劳模大会上专门看望了朱保平，并亲自安排为朱保平赴上海安装假肢，成就一段佳话。1994年，徐矿建井处转战淮南花家湖和山西等地，李其珠作为工区党支部书记带队出征，在工地与工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写出了报告文学《高擎起燃烧的信念》《左手一指是太行》，描述了建井处职工在异地创业的艰辛拼搏和乐观豪迈。多年来，李其珠写了全国劳动模范陆金龙、写了全国煤矿劳动模范杨昌勋，写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阎金鲁，写了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曹久宏班……李其珠说：“把反映劳动模范事迹当作‘小儿科’的作家，是‘身在宝山不识宝’的作家。”
1998年李其珠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搁笔十年，直到2007年重新出山。大病初愈的李其珠将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手稿送到徐矿文学期刊《热流》主编沙凡手里。沙凡一口气读完，认为这是李其珠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立即签发在《热流》发表。随之被大型文学期刊《江南》转载。浙江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文学评论家金学种评论《嘟嘟的呼号》“无疑是中国接地气的文学作品之一”。文学评论家王景陶评论道：“李其珠颇具文学天赋，小说描写了嘟嘟这条狗的忠诚，剖析了腐败分子连狗都不如的丑恶。作品的总体结构是通篇性讽刺，这是最高级的反讽。其珠不是偶尔运用讽刺反语，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篇章结构致使双关意义贯通全篇，这是他的自信，也是对读者的信赖。我们可以想象其珠写作时有太多刻骨铭心的伤痛。你读他的小说，只有读懂了故事全部情节，认识了人物之间相互关系及情感关联，才能真正领悟了文字下形而上的东西，文学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其艺术价值也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其珠的《嘟嘟的呼号》获得紫金山文学奖名至实归。”
《嘟嘟的呼号》发表之后，李其珠随后推出了以梦阳矿区为背景的“梦阳系列”中篇小说《招手之间》《矿珀》《梁歌的歌》，每篇都像《嘟嘟的呼号》那样解剖着“腐败”这个魔鬼的躯体，把它那黑透的五脏六腑置于阳光之下示众。
李其珠的中篇小说《粱歌的歌》塑造了工会干事梁歌、工资科业务员韩思乐、电视台美女记者余力三个典型人物。主人公粱歌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正面形象。他是老劳模的儿子，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矿上发生了4.11罐笼放大滑事故，致使罐笼内的三名矿工全部牺牲。全矿停产让工人进行吸取事故教训的安全教育。工人们都说明明是矿长老婆做生意购进了质量不合格设备造成的事故，却拿工人当替罪羊。粱歌为安抚工人的情绪，突发奇想让工人无记名投票搞了一个“我最厌恶的人”评选。结果汪精卫、秦桧、矿长刘金宇一同上榜。刘金宇恼羞成怒。正直的梁歌为不连累矿工，承担了全部责任离矿而去，在埋有牺牲的矿工兄弟的公墓当了守墓人。工资科业务员韩思乐，外号老油条。看上去油嘴滑舌，混吃混喝。其实看透了红尘，嬉笑怒骂皆文章，正直而有智慧。因他掌握着矿长刘金宇购买设备吃回扣的证据，刘金宇想让韩思乐替他顶罪，韩思乐不买账，把他的话录了音。刘金宇为堵他的口提拔他当了工资科长。老油条将计就计，用巧妙的斗争策略与其周旋，处处在暗中保护着梁歌，又设法把己被刘金宇整下岗的200多名职工召回矿上班，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伸张正义。电视台美女记者余力外表长得纯美，具有仗义执言的职业精神，利用媒体的力量拿下了不少如狼似虎的贪官，对梦阳矿发生的4.11罐笼放大滑死亡事故的原因调查也是紧追不放。从这一点说，她是正义的化身。但就是这个正义的化身，又是市委书记的情人。她之所以能拿下贪官的能力与这个强大的背景密不可分。因此，她正义的反腐之举，是靠非正义的人脉资源实行的。这个矛盾的组合体让她痛苦，可她又为是否从这种痛苦中自拔而犹豫徘迴，因为她要靠这个尴尬的组合体来做她想做的事情。李其珠的《粱歌的歌》告诉读者，尽管腐败这个恶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正义总能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主体形成强大的合力，使其不堪一击。
李其珠是个作家，年轻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杂家”。
他喜欢文艺表演。肤色虽然黝黑，但浓眉大眼高鼻梁很英俊，曾经在文艺舞台上扮演过郭建光、杨子荣，扮演过旧社会卖儿卖女的老窑户，扮演过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红军战士等等，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都十分投入。
他喜欢演讲。曾是徐矿职工演讲协会撰稿部部长，写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演讲稿在省、市演讲比赛中获奖，还为市电大讲过演讲稿写作课。
他喜欢书法。写得一笔好字，特别是练就的魏体很有功底。
他喜欢读书，酷爱先秦文学、诗经、楚辞及汉魏文化。不少名句名篇，一背一串，每每潜入历史文化长廊，总是乐不思蜀。
他喜欢神游。他从东北三省到西南边陲，从天山之巅到南海港湾，登过万里长城，闯过千里戈壁，取大地之锦秀，写矿山之华章。
他说：“生活是多侧面、丰富多彩的，没有生活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成为作家。”
栾晓明
栾晓明，小说家，国家二级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理事。他1953年出生，曾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徐州新河煤矿工人，高大威猛、豁达开朗、不修边幅、酒量过人，绝对是“豪放派”版本。奇怪的是，他只要进入创作状态，犹如深闺待嫁的姑娘学女红一样，心境如水银泻地，细腻缜密，就连写的字也如女性般娟秀。
他一生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三十余万字，出版散文集1部、小说集1部，21次获全国和省部级文学奖。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他每届参评每届获奖，全国唯他一人能有此骄人的纪录。
1970年初，栾晓明作为老三届插队知青在铜山县柳泉公社务农。在轰动一时的向阳渠水利工地个顶个地干活，每天迎着太阳上工、披着月光收工，累得夜里两腿直抽筋。前途如何？希望在哪里？未来是个什么样子？都是未知数。他无意中读到贺敬之的《放歌集》，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他想，这活儿我辈也可以试试的。不久，他担任了水利工地宣传员，为了对得起那免受抬大筐、扛石头的皮肉之苦得来的工分，工作十分积极，写了一些诗歌发表在油印的《向阳渠战报》上，虽说有些标语口号的味道，倒也合辙押韵。怕老百姓不认识字，还亮开嗓门给大家念——也算是宣传鼓动吧。就这样，他把自己认为是“诗”的东西写了满满两个日记本。闲时独自咏叹、悠然自得，觉得生活充实了许多。
1975年他结束了“接受再教育”插队生活，分配到徐州新河煤矿当掘进工。他坐在开往掘进头的矿车内，不安分的文学细胞还在忙着找灵感。那份辛勤、那份刻苦、那份执著，劳模比之亦感逊色。他的诗歌开始上了广播、黑板报，慢慢地矿上不少人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叫栾晓明。
栾晓明真正懂得文学创作为何物，得益于当时在局宣传处抓文学创作的袁庆南。他进矿后把一组诗歌寄给袁庆南。结果其中一首《铃儿叮铛》在袁庆南主编的《矿山文艺》上发表。袁庆南慧眼识人才，安排他参加了局和省文学创作学习班。这两次学习培训，栾晓明见了世面，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差距，找准了目标，创作产生了质的飞跃。后来又得到《工人日报》王恩宇、工人出版社岳建一等老师的提携培养，创作技法日臻成熟。就在创作风头甚健之时，他考入徐州师专。读了两年大专不过瘾，又接着考入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了两年本科。这四年寒窗虽苦，但为他的创作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栾晓明文学作品第一个特色是多用白描式语言，朴实、自然、简练、口语化，没有过多的场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但是内在节奏却十分紧凑，寥寥数语便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几句话就把很长过程叙述完毕，收放自如。他的获奖作品《水往低处流》、《伤脑筋的下旬》便集中表现了这一特色。
栾晓明文学作品第二个特色是笔调幽默，常有带着微笑的讽刺和调侃，捧腹之余让人在笑中深思。即使是令人悲伤的事物，他也力图用调侃笔法来写，沉重中见轻松，悲壮处含滑稽，描绘着生命的另一种色彩。他的小说《八旗子弟》就闪现着这种才华。
栾晓明的文学作品第三个特色是挖掘社会生活的层面比较广。他的纪实文学《黑太阳的性爱契约》就入木三分地批判了当时煤矿存在的买卖婚姻的丑恶现象，字里行间流动着深深的思索，令人心灵震撼，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表后，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辽宁出版社辑书发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晓明曾担任徐矿文学期刊《热流》副主编。为发展徐矿文学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热流》能被评为全国煤炭系统十佳文学期刊，栾晓明功不可没。他和《热流》编辑吴亚旭在刊物上开辟了一个《集装箱》栏目。每期杂志集中宣传一位徐矿作者，刊登其代表作和大幅作者照，并配发文学评论，给读者形成完整的、立体的阅读印象，宣传效果非常好。从1997年至2013年《热流》一共集中包装推介了58位重点作者。
2009年的一天，徐矿小说家翟永刚做东，邀约几位文友小酌。席间，栾晓明与沙凡打赌，说：“我们俩是同年人，都快退休了，看谁能再写一部长篇。”沙凡说：“好啊，你写长篇小说，我写长篇报告文学，谁输了就还在这个酒店，还是这些人，请一场。”众人说：“就这么定了！”三年过去，他俩没有输赢，打赌酒没喝成：栾晓明写出了长篇小说《忍受》，沙凡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
2009年前后，栾晓明患上糖尿病，屡次住院。在这期间他创作的《生命六题》写的十分精彩。耐读耐品。看上去他是在描摹和剖析着身边朋友的生活状态，引领读者观赏生命的雾化、享受生命的趣味、辨析生命的颜色，追求生命的纯净。实际上，他隐隐约约感到死神虽然还看不清面目，但一直在他不远处转悠，使他有意无意地在对自己生命存在作深层次探寻。
2012年之后，栾晓明的糖尿病愈发加重，出现了紧张、焦虑、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住院治疗不见效果。沙凡两次去医院看望他，己经明显感觉到他的精神世界被病魔侵袭得有些紊乱，常有令人费解的呓语和举动。
栾晓明的长篇小说《忍受》是他生病期间与死神撕扯的过程中写完的。写得非常辛苦。他对《忍受》的期望值很高，认为自己就是为了写这部《忍受》而活在人世间的，他大半辈子的思考和阅历都在这本书里边，浸泡着他的感情，流淌着他的心血，张扬着他的个性，传递着他的思想，觉得自己能写成《忍受》，这辈子就没白活。他在《忍受》后记中写道：
“在写的过程中，我媳妇和女儿问我，你在写什么呀？我回答，我在写小五子。女儿问，小五子是什么概念？我说，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接受崔永元采访时说，中国文学有一百多年没出大师级的人物了，四大古典名著以后，小五子迟迟出不来。我当时心里一动，我的《忍受》算不算小五子呢？女儿说，那别说小五子了，小八子也行呀。女婿搭话说，照那么说来，小十子也挺金贵的。我说，小十子就出圈了。我向小五子努力，力争不出小八子，干个漂亮活出来。我嘴巴没有把门的，不久就吹给文友听，有的文友用小五子来挖苦我。我说错了？谁嘲笑谁呀？你等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已经奔着那个目标挣扎着跑去了，我倒在路上，也是倒在冲锋的途中。何况，你怎么敢断定我没有生一个小五子的功能？！我说我达到了，你说没达到，争执起来，你我说的都不算。那么，谁说的算呢？这要由读者说了算，这要由时间说了算，这要由历史说了算。我明白，我确实干了一件力气活。不敢说力拔山兮气盖世，起码力透纸背是做到了。从今往后，我不光忍受别人的白眼了，我还将享受成功的快乐。怎么样？挺好的，棒极了。”
可惜， 栾晓明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出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忍受》还没来得及出版，于 2013年11月14日16时，因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阖然长逝，享年60周岁。众文友纷纷赶来参加栾晓明的治丧活动。徐矿文学评论家王景陶执笔撰写了栾晓明生平介绍，徐矿诗人贾兴沛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徐矿散文家张本刚介绍栾晓明生平。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徐矿文联都送了花圈。栾晓明的去世，是徐矿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文学理想、文学精神和文学作品给徐矿留下一笔难得的文化财富。
晓明逝世后，文学评论家王景陶发表了题为《用生命撞出文坛霞彩------浅谈栾晓明及其长篇小说<忍受>》的文学评论。文中写道：“可以说，栾晓明的《忍受》是用他的生命写成。小说有他的心血在流淌，有他的情感在喷发，有他的思想在呐喊，有他的生命在延续，才让我们惊讶这部小说的高度，才让我们重视这部小说的深度。他确实在用生命撞出文坛的霞彩。至于《忍受》多少年后能被中国文学史承认为第几名著，历史会有结论的。”
耿家强
耿家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徐州市作协副主席。他是江苏淮安人，1943年出生。1960年进矿，曾是徐州韩桥煤矿采煤工。后任《徐州矿工报》副刊部编辑、专刊部主任。职称是主任编辑。
他干采煤工时写了不少表扬本工区好人好事的稿件，投给电台、报社并得到采用，因此工区的干部工人都很喜欢他。到了文革时期，无书可读，他便把《金光大道》《艳阳天》读了好几遍，潜心研究浩然朴实流畅、生活气息特浓的语言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井上井下，他只要听到工友们在说句有意思的方言俚语、俏皮话、歇后语之类的，兴奋得像捡到宝贝一样，马上跟上去央求人家再说一遍，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工友们见他如此情态都哈哈大笑。他的努力很有成效，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形成生活气息浓郁、富有幽默感的风格打下扎实的基础。
耿家强从通讯报道转向文学创作得感谢周梅森。那是在1975年，当时两人同在韩桥矿工作，周梅森19岁、耿家强32岁。周梅森拿自己创作的小说《煤乡怒火》与耿家强探讨创作、交流体会。这次见面给耿家强的触动很大：佩服周梅森青春年少就能写小说，自己都过了而立之年，应该加倍努力！从而激发了创作热情，不断练习尝试，终于在《新华日报》整版发表了处女作小说《煤海激浪》，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四十多年之后，沙凡问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1975年与周梅森的会见。
1975年他借调徐州矿务局宣传处创作组，1979年《徐州矿工报》复刊，他正式调进报社副刊部当编辑。从此在文学之路上迅跑，成为一位高产作家：至今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炎黄蚩尤演义》《海之魂——郑和下西洋后传》《铁马冰河—— 一个老兵的传奇》《煤之魂》《爱做梦的孩子》；出版五部长篇纪实文学：《魔窟奇人传》《姑嫂情》《差生小世界》《中国第一列》《航道惊涛》；出版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五部：《我认识你》、《文化随笔》《笔墨缘》《人世间》《仁贤斋主录》。小说《功臣》《遥控》获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长龙》获中国煤炭太阳石奖，中篇纪实文学《过关越卡大事记》获中国首届煤矿文艺奖。硕果累累。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三部：
第一部是1988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魔窟奇人传》。1983年初，耿家强从报纸上得知邓葆光先生作为徐州煤机厂的职工家属住在徐州，他立即产生创作冲动，马上联系邓葆光先生。征得邓先生的同意后，每天下午4点骑自行车去邓家，5时开始采访，直到夜间11点，第二天早上再从邓家骑自行车去报社上班。采访15天，天天如此，写下20万字采访笔记，当时耿家强一家四口住在徐州矿务局机关探亲楼一间不到十平方的房间内，标准的“蜗居”，两张床一摆，就挤得满满登登，没地方放写字台。耿家强就趴在床上写，一写就是半个月，终于写成18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殊途》。作品情节惊险，史料翔实丰富，生动描写了邓葆光先生曾是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陈潭秋的得意门生，却又跟随戴笠多年，是军统总部掌握经济大权的少将。同样又是他，多次执行共产党潘汉年等人的若干指令，一直徘徊在国共两党之间。解放后从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奇故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在未正式出版之前，耿家强从中选择了5万字在《徐州矿工报》上连载51期，这是《徐州矿工报》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连戴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邓葆光先生也很满意、很感动。1988年8月，《殊途》由农村读物出版社改名为《魔窟奇人传》正式出版。成为徐矿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实文学书籍。《魔窟奇人传》后被福建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成电影《在暗杀名单上》在全国放映。影片的主演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郑乾龙。
第二部是1997年发表于《企业文化》杂志的报告文学《姑嫂情》，后与郑子合作改编为电视剧《山村姑嫂情》。该电视剧荣获江苏省“金凤凰”文艺大奖和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文友于松明还为此发表了述评《感人肺腑的人间真情 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第三部是1999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炎黄蚩尤演义》。耿家强为写这部小说精心准备了四十年。《炎黄蚩尤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描写4600多年前炎帝、黄帝和蚩尤(新炎帝)三帝对立统一过程的小说，是比《三国演义》还要早三千年的“上古三国演义”，知识性，史料性，可读性，逻辑性很强，较完整反映了上古人民悲欢离合的生活和情感。他之所以之用小说的形式来写中国上古史诗，一是因为小说允许虚构，能跳出历史和传说的窠臼。二是可以增加感情色彩，引人入胜。三是因为涿鹿之战是上古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远古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学界认为《炎黄蚩尤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描写炎黄蚩尤的长篇军事小说，从而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创作过程中，他得到他的老师、著名文化学者田秉锷先生的精心指导。他的妻子胡梅英、儿子耿银波、耿银华更是鼎力相助和悉心照料，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耿家强幸运地躲过命中一劫。1988年的一天，他骑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必须立即开颅手术。不开，肯定活不成；开，有风险但有存活的希望。他妻子胡梅英和报社领导情急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开颅。结果奇迹出现了。耿家强竟然摸到阎王爷的鼻子又回到人世间。尽管他的大脑在医生的柳叶刀下见过天、曝过光，但康复之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反而文学神经愈发健壮，文学细胞愈发活跃，一部又一部有质量、有影响的文学著作相继问世。正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许他天生就有当作家的命。
2006年，耿家强退休后仍然活跃在徐州文坛上，担任了《当代徐州》杂志常务主编、徐州市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徐州市孔子学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职务，继续为徐州文学界作贡献。
2019年初，他在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世界信仰百科》26卷本，共1300万字。可谓巨著。此书所说信仰包括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政治信仰、思想信仰、生活信仰、生存信仰等等。耿家强说，之所以说此书是“编著”，1300万字中有30%是自己创作的。30%也四百多万字，很多作家一辈子也写不了那么多字啊。他完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学工程。
现在，耿家强又在埋头创作另一部重要著作，一本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哲学著作———《耿氏易曲》。耿家强说，这将是中国第一部用通俗语言诠释《易经》的“白话读本”，旨在进一步宣扬东方文化，让《易经》在民众中普及，在世界上产生与《圣经》《可兰经》同样的巨大影响。雄心勃勃。
《易经》是万经之首、大道之源。具体作何解？易学专家树旗大师云：“易经，是两个概念。易，是象。是阴阳之象，八卦之象，六十四卦象。而这些象是八千年的伏羲氏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画出来的宇宙万物密码。它是宇宙万象的符号化，也是最早的文字，最早的符号学。而经，据说是历代圣贤对卦象的解释，经比易至少晚了四千年。历来学易者都把易和经混淆在一起，所以谈易者大都不懂易，只会经。因此，清代学者李刚主叹曰：“易，几千年在漆室中。”探索易象之本源才是学习易经的根本，也是学易的重中之重。抓住了象，才算抓住了易经的牛鼻子。”
耿家强要将博大精深、玄妙深奥的《易经》用大白话通俗地、准确地表述出来，必须通晓《易经》之精髓不说，还要将高深难解的概念转化为易于世人接受的文学表达，其难度可想而知，要为此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可想而知。易学专家树旗大师得知耿家强正在撰写《耿氏易曲》，特地相赠四句真言：“阴阳象上求本真，象数一宗莫搅混，明位方知君臣别，玄机尽在变中论。”，旨在帮助耿家强加深对《易经》的理解，拓展创作思路。
尽管耿家强使命在肩，放手一搏，但毕竟是77岁的老人了。他说：“自己来日无多了，每天都在全力紧张地工作，不敢一日空过，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任务……争取其精选本《白话易经读本一一耿氏长篇易经故事》明年出版。”他的这段话蕴含着坚定、执着，似乎还有一丝悲壮。
杨刚良
杨刚良，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协顾问。他是江苏徐州人，1954年出生。曾是徐矿焦化厂职工。先后在《北京文学》《阳光》《雨花》《扬子江诗刊》《中国煤炭报》等发表文学作品百万字。出版散文随笔集《绿色记忆》《晚香斋笔记》，小说集《白乌鸦》，报告文学集《天山南北徐州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从沛筑到中华筑》。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爆临界》获得第六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杨刚良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面带微笑的话语流出一种涵养，自来卷的发型透出一种潇洒，鼻梁上的眼镜溢出一种儒雅，尤其是四季身着中式对襟盘扣上装更显一种返璞归真的时尚，已是刚良堂堂仪表的标配。也许人们会以为刚良生于书香门第或者谢王人家。殊不知，刚良的实际经历与这种判断相去甚远。
杨刚良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兄弟姊妹六个有的随父亲入了城市户口；有的随母亲入了农村户口。刚良是农村户口。一般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开始上学，可刚良因为父母做工务农，哥哥都上学读书，他要在家里带弟弟妹妹，直到9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上到四年级“文革”开始了，他只有辍学回家务农。可生产队长说，你们这些孩子还小，没有毕业证不能干农活。杨刚良跑到学校去找教导主任要来一张油印的小学毕业证，兴奋地交给队长，取得挣工分的资格。在生产队那几年，刚良年纪虽不大，但刮尿积肥、犁耕靶拉、摇耧撒种、开渠打畦、看护庄稼、跑运输、上河工，啥活儿都干过、啥苦都吃过。
他刮过尿。徐州市内早年流传一句调侃的话语：“来了来了----刮尿的！”。这恰恰是刚良少年时的生活状态。队里安排他挑着尿桶或拉着粪车，到市内各个公共厕所把尿收集起来，或肩挑或车拉运到几公里外的农田施肥。这活儿是典型的“苦脏累”。问他刮尿时有没有担心被人看不起，他说凭劳动挣工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因此，当他挑着尿桶拉着粪车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时，虽不是昂首挺胸，倒也是坦然自得。
他看过水。水稻水稻，水很重要。队里安排刚良在田头查看水情，水少了开泵、水够了停泵。白天太阳晒可以戴个草帽，夜里稻田的蚊子嗡嗡地成群地往人身上扑，实在招架不了。刚良用666药粉洒在草上烧，生烟驱蚊，效果不错，但烟散了，蚊子又嗡嗡回来了。刚良只好跑到水里蹲着，只露个头，躲避蚊子的侵袭。他多年之后想起这件往事，写了一篇短文《避蚊计》发表在《都市晨报》上。
他当过记工员。工分是农民劳动的计量，收入的高低全靠工分的多少。刚良每天开工前点名，夹着个本子跑到各个地头去记录谁翻多少地、谁割多少草、谁刮多少尿等等。农民视工分如命，伸长脖子眼巴巴看着他在本子上写下的每一个数字。
他当过医生。1978年，刚良所在生产队因企业征地赔偿可以带工，刚良在省煤指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块钱，在当时这可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后来厂里推荐人员去淮阴卫校上学，但只要去上学工资就停发。刚良清醒地意识到，对他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上学读书是“跳龙门”改变命运的极好机遇。在热恋女友尹其兰的支持下，他果断放弃了工资，去淮阴卫校读了两年书，系统地学习了医学基础知识。卫校毕业后，他在徐矿焦化厂医务室当了医生，一干就是8年，算是跻身知识分子的行列。
他当过公司领导。后来他从医务室借到厂史志办写厂志，随之正式调进厂党政办，先当秘书、后当主任，一路升迁。 1994年，徐矿焦化厂划归徐州市燃气总公司后，刚良出任燃气总公司所属的管道煤气公司经理兼书记。管道煤气公司负责全市20多万户居民的生活用气及全市200多家工厂、机关、饭店等集体用气。他亲身经历了企业改制的全过程，为他创作《白乌鸦》《大爆临界》奠定了基础。
他当过人大代表。杨刚良后改任总公司工会副主席期间当选为区人大代表。他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
由此可见，刚良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社会大学里的所有“课程”他均有涉猎，有的“科目”还学得很深，使他正直而不莽撞、理智而不市侩、仁义而不迂腐、灵活而不油滑、稳重而不迟钝，有时为保护自己还会有一丝机敏的狡黠。正因为刚良有了如此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才能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人生阶梯；在纷繁的社会中辨析世态炎凉；在复杂的现实中采撷创作素材，从而成就一部部优秀文学作品。
杨刚良善于学习。文学天赋让他的大脑细胞对文学营养有一种本能的大口吞噬，对文学书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爱好。他在生产队里当仓库保管员时，有家不回，自己捣鼓一张床，就睡在仓库里，图的就是清净无人打扰正好彻夜苦读。尽管仓库里堆过化肥、放满农具，味道刺鼻，他全然不顾，如痴如醉地徜徉在文学世界里。早期对他影响较大的书籍有《语文基础知识》和《唐宋词一百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获益匪浅。《红楼梦》他前前后后读过四遍，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没有完全读懂，还要继续读下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报名参加了徐州市文协举办的首届文学讲习所，听了戴厚英、汪曾祺、黎汝清、周梅森等著名作家讲课，脑洞大开——原来文学世界是那么的浩渺、神圣。在这之后，凡有学习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诗刊社刊授学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甚至市总工会举办的电脑培训班，他都积极参加。发自内心，如饥似渴。90年代初，多数人还不太了解电脑时，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
1983年6月，杨刚良在《中国煤炭报》发表处女作《在生活的海洋里航行》。后来又陆陆续续在《雨花》等报刊发表一些短小诗文并获奖。徐州市曾为五位获奖青年诗人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这五位青年诗人是杨刚良、陈广德、郁舟、日月兰、陈其。从此，杨刚良算是在徐州市文学界崭露头角了。
杨刚良还曾召集一帮子文学青年在云龙山下组建了一个文学社。那时年轻，大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之气概。现在看来虽有些稚嫩，但他们对待文学是绝对的敬畏、绝对的真诚。《新华日报》《徐州日报》《徐州矿工报》都对这个文学社作了宣传推介，产生不小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杨刚良的思维逻辑和情感表达方式越来越趋于理性、成熟。从2009年到2011年，他一口气写出了《白乌鸦》《春去春回来》《瘿变》《打官司》四部中篇小说，均在《北京文学》《阳光》等大型文学期刊头条发表，成为有影响的优秀作家。
2015年，经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推荐，市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杨刚良为沛县人民政府顾问，挂职锻炼两年，主要任务就是深入乡村采风。沛县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还为他配了一辆专车。挂职两年期间，刚良走访了13个镇、4个办事处、1个开发区中的150多个村庄，访问各界人士近千人，做采访笔记百万字，获取大量图片及音视频资料，收获颇丰。这期间他创作并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从沛筑到中华筑——沛县工匠的筑梦之旅》，没有辜负徐州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文联、沛县人民政府对他的期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挂职成绩单。
杨刚良为人善良。栾晓明与刚良是交往几十年的文友，栾晓明以前常去刚良办公室谈文学，有让刚良茅塞顿开的点拨之语。栾晓明患糖尿病住院，刚良就跑前跑后照顾他。栾晓明病重时神经已经混乱，发作的时候几乎是狂暴的状态。晓明说想吃包子、辣汤，刚良忙跑到医院大门外买来香喷喷的包子、热乎乎的辣汤送到床头，晓明突然变脸，几乎是咆哮：“谁吃这些玩意！”把包子辣汤全都摔在地上。过了一阵，晓明又清醒了，又说想吃包子辣汤，刚良二话不说又跑去买。病房里的人们都夸刚良仁义，刚良平静地说：“他是个病人。”栾晓明因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去世之后。刚良又主动参与治丧，写下了令人动容的挽词。
杨刚良文学成就突出。他的长篇小说《大爆临界》于2015年写成、2016年1月出版、2017年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无疑是他文学成就的高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平评论《大爆临界》：企业改革的成败、人性善恶的博弈，汇于《大爆临界》。全书突显"干预现实"的锋芒，直显众生的生存之真，不仅会触动你的心弦，更会震撼当下的社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评价《大爆临界》：作者怀抱赤诚，呕心沥血，九年而成。一部《大爆临界》，充分彰显了文学的担当精神。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梅森评论《大爆临界》：让我们看到了国有资产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下如何被硕鼠盗走。读后悚然愤然。作者赤子情怀令人感佩!
长篇小说《大爆临界》是在中篇小说《白乌鸦》《春去春回来》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延展生发而成的。因此，在刚良心目中，《白乌鸦》是他最看重的作品。《白乌鸦》是以2006年一家国企在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为历史背景写出的故事，《白乌鸦》经岳建一、章德宁、杨晓升等老师的推荐，在《北京文学》发表不久，东北就发生国企改制工人闹事打死总经理的事件，更证明刚良这种深层次忧患具有超前意识。作品提醒人们，既要承认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加强国企的党建工作，牢牢把握住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企改革不仅会出现白乌鸦，还会出现黄乌鸦、绿乌鸦。也许，有人认为《大爆临界》《白乌鸦》有暴露改革阴暗面之嫌，然而，这正是文学的历史使命之所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作家的勇气胆略之所在。为刚良点赞！
杨刚良生性爱静。手机已是当今人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社交、学习、生活工具。可在刚良眼中，小小的手机则是一个喧闹的世界。他除去与家人和文友，其余的微信基本上是不关注、不回复、不转发。他上街买豆腐掏出百元大钞，人家找不开，让他用手机扫码支付，他懵了，不懂。他不是清高避世，只是感到自己要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用，特别想有一个宁静的心境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一些作品。
尤其是在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之后，他这种愿望更强烈了。
二、散文家
张本刚
张本刚，散文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他1963年出生，原是徐州义安煤矿工人。后任张双楼矿工会副主席、徐矿集团电视台副台长、徐矿党委宣传部部长、基层矿党委书记等职。他在张双楼矿和电视台工作期间与沙凡是同事。
张本刚的笔名叫“老土”。在文学界，笔名老土的名气远大于真名张本刚。但凡是见过张本刚本尊的人都说：“老土”既不“老”也不“土”，外形清秀、皮肤白皙、气质儒雅、品行仁义，处世为人似乎有些“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味道。
张本刚的文才在少年时代便展示得五彩斑斓。他写过一篇小说《俺村的才子》，得到《青年文学》杂志编辑的称赞：“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15岁少年的手笔。”上高中时老师布置他的作文题是把线装《红楼梦》中的诗词译成现代诗。
他19岁考上徐州煤炭工业学校，喜欢上我国古代哲学著作。一本《老子》读得他心旷神怡，对“无为而无不为”似乎大彻大悟。读儒、释、道诸家学说觉得比看小说过瘾。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我的哲学观》，着实把老师和同学吓了一跳。后来他看了那些圣贤先哲个个须髯飘洒，再摸摸自己光溜溜的下巴，觉得自己道行太浅，对哲学的挚爱之情又揉进了敬畏之意。
他在徐州煤炭工业学校创办了“炉中煤”诗社，将自己创作的诗歌油印成一本诗集《挥手》。十几年后的一天，他坐在市内1路公交车上，忽听身后有两个年轻人在讨论文学创作问题，其中一位轻声朗诵起来。本刚原先没怎么在意，后来越听越觉得朗诵的诗句这么熟悉，突然掉过脸来：“请问，你朗诵的诗名是什么？”对方一楞：“这首诗叫《挥手》。”本刚更激动了：“你从哪儿找到这首诗？”对方见张本刚满脸的真诚，不像神经有问题，便说：“这是我们一位学兄早年写的诗。”本刚忙问：“你这位学兄叫什么名字？”对方说：“叫张本刚。”本刚笑了：“我就是张本刚！”这下轮到对方激动了：“哎呀，你就是张本刚！天呐，怎么有这么巧的事！久仰久仰。”本刚说：“这首诗都写十几年了，你们居然还记得。”对方说：“记得，记得，写得好，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要不是有急事要办，本刚真想拉这两位学弟下车找个饭馆喝一场。
1990年，27岁的本刚创作了环保题材诗歌《黑色的困惑》，获得了全国“同利杯”环境保护征文大赛佳作奖，被收入我国第一部环保诗集《呼唤》一书。在北京举行的颁奖大会上，他从著名作家魏巍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魏巍夸奖说：“你这么年轻，诗写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两句‘待到遍地稻菽披上黑纱，黑纱也披上了我的心头’很有味道。”
1993年，他创作系列杂文《男人的怕》、《男人的怨》、《男人的话》、《男人的爱》在《徐州矿工报》发表，把当今已婚男人们的一些心态诠释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有些“惮”味。一位读了此文的某刊编辑误以为本刚是一位阅历颇深的老先生，来信请本刚这位“老先生”撰写文革中的经历，吓得本刚赶紧将照片和身份证的复印件寄了去。
2000年1月，大黄山矿发生突水事故，沙凡与张本刚合作写出了《惊心动魄壮歌行》的电视纪录片文学脚本，该片获得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19年2月，本刚出版了文史著作《黄楼观凤》，在徐州市文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此书以时间为序，以日记的形式、以散文的笔法，描写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在徐州任刺史期间的言行书文及重要事件。此书得到文史界的高度评价，徐州市委书记亲自作序。沙凡由衷地为本刚高兴，有几点感想。
一是张本刚写《黄楼观风》的心理路程。
本刚说这本书是他十年的心血，沙凡可以证明是事实。因为十年前沙凡还在职，本刚当时跟他说过，建议各个矿应将苏轼的《石炭诗》作为煤矿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核来大力宣传，还拿出他以《石炭诗》为背景所写的类似散文的东西给沙凡看。沙凡看的正好是徐州被大水围困之后，一位老者抱着被子去街上兑换柴火，无奈街市萧条没有卖柴火的，只好回家卸了门板劈了烧火做饭的那一段，有场景、有人物、有对白、有情节。当时沙凡笑着对本刚说：“你可真会编。”他说：“刚开始研究，有空就写点，断断续续的。”没想到十年之后他竟捧出那么厚一本书出来。不过他真正发力、全身心投入写这本书应该是近四、五年，而且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张本刚虽才华横溢，但生性清高、鄙视阿谀逢迎，这种性格在如今职场很难独善其身。苏轼虽然诗文天下但在官场不是个成功者。因此本刚下决心写苏轼。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苏轼是诗人，可现在的年轻人对古典文学知之不多，以为这传那传的宫斗剧便是古典文学；苏轼是官员，可现在不少官员都喜欢专研官场升迁潜规则，对落魄官场的苏轼有些不屑。本刚则以为，历史是公正的：苏轼是诗人，你读不读他的诗，他都是流传千古的伟大存在；苏轼是官员，徐州几千年衙门里州官像走马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能被人们记住的有几个？唯有苏轼。写，必须写！可本刚是企业领导干部，早起会儿、晚睡会儿写个单篇作品还可以，要写大部头著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确实无法完成。本刚不愧为是苏轼的“死忠粉”，为了苏轼他豁出去了，辞去企业的领导职务请了长假。请长假每月只有1000块钱的生活费，与他过去一年六位数的年薪相比，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本刚没有怨悔。虽然乌纱没了、收入少了、但他自由了！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写苏轼。
二是张本刚写《黄楼观风》的严谨态度。
《黄楼观风》是本刚为千年古人写日记，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有很多细节是现代人根本无法知晓的。沙凡问他：“这里面有你自己想象的成分吗？”他很郑重地说：“有，但都是在大的框架事件百分之百真实的基础上，经过严格考证推想出来的。” 这几年他为搜集、考证有关苏轼的历史资料，背着双肩包、端着相机、带着女儿梦雨，自费沿着苏轼当年的足迹作实地考察。徐州的黄楼、燕子楼、云龙山、戏马台、苏堤自不用说，还去了苏东坡发现煤炭的安徽萧县白土镇、黄州苏公墓地、黄州东坡旧址、赤壁酹江亭、苏轼病逝地常州藤花旧馆、海南儋州东坡书院、杭州西湖苏堤、杭州苏东坡纪念馆、武汉黄鹤楼、密州超然台、郏县三苏纪念馆、桓山石室、就连苏轼当年在黄州种地的乡间地头他都去了。所到之处都唤起他的创作灵感，疯狂吮吸着苏轼的遗存信息，敞开心扉与苏轼老人家隔空交谈。
张本刚此次寻访纯属个人行为，就凭一本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毛遂自荐登门拜访各地从未谋面的苏轼研究专家。他所拜访的专家学者们一与本刚交谈，发现这个素不相识的外乡“苏粉”肚里有货，苏学积累甚丰，还不乏独到见解，与其交流很有收获，便放下公务，搭上酒肉，与本刚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还陪着到赤壁酹江亭共吟《大江东去》。酒酣耳热之际，本刚问人家，你们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就如此热情待我，就不担心我是一个骗吃骗喝的骗子？人家说得好，一个能拿苏东坡骗吃骗喝的人即便是骗子，也是一个有趣的骗子。众人大笑，一高兴把人家带去的酒都给喝完了。
张本刚这一圈寻访全是自费，钱包见瘪。不过本刚乐意，因为收获极大。
要想把素材和感觉变成书，有了知识储备和考察资料只迈出的第一步，还有艰苦的求证、想象、写作的过程。本刚潜心研究、细心推敲、苦心求证、会心想象、慎之又慎，唯恐有一处细节非驴非马，逃不过专家学者的眼睛，还担心苏公降凡尘用板子打他的手心。有时为推敲一个细节，走路、吃饭、睡觉都在苦思冥想，呈迂魔状。现在看来，《黄楼观风》的细节想象基本上做到依据充分、逻辑周密、思路顺畅、描写生动。可以说，本刚以严谨的态度写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那位苏轼。
三是张本刚写《黄楼观风》的文学价值。
一般文史著作的文字都力求精准，恨不得到多一字则多、少一字则少的地步。《黄楼观风》则是用或记叙、或描写、或抒情的散文笔法写成。本刚的散文笔法飘逸洒脱、清新超然，时不时还有幽默调侃，妙语迭出，读来轻松但蕴含强烈的主观意识。他用这种自己感到舒服的笔法写苏轼，目的是让读者也舒服地走近他心中的苏轼。学界和文史出版社的苏学权威对《黄楼观风》的写作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主编冷成金先生评价道：“文以现代散文笔法，流畅自然，亦庄亦谐，很大地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虽言古人故事，却不觉晦涩枯燥，这对于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苏轼、热爱苏轼，并通过此增进对徐州地方文化深度解析的热情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史实严谨、文笔细腻、结构巧妙、图文并茂的全面鲜活展示苏轼黄楼时期的优秀著作。” 专家的肯定为此书的出版开出了“通关牒文”。沙凡以为，《黄楼观风》这种用现代散文语言写文史著作的创作手法，不仅现在能在文史艺术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其意义和影响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升值。
张本刚写苏轼顺应了天意。不信吗？2019年1月8日，张本刚接到北京出版社寄来的刚印好还带着墨香的《黄楼观风》，而这一天正好是苏轼982岁的生日，《黄楼观风》成了张本刚献给苏公老人家的贺寿大礼！是巧合？是缘分？老天注定啊。
胡兴明
胡兴明，散文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他1953年出生，徐州贾汪人，矿工子弟，从小在矿上长大，对矿山有无法割舍的亲情。他1970年参加工作，在韩桥矿当采煤工。从工区团支委到团支书再到矿团委书记,一直是青年头儿。1981年，他调进局机关先任局团委青工部长，后任局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从1990年起先后任基层矿党委书记，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等职，职称是正高级研究员。
胡兴明特别崇尚散文大家朱自清、许地山的风格。他没有写名山大川的磅礴气势和云雾缭绕，没有写花前月下的缠绵悱恻和情深意长，没有写巨大事变的狂涛巨浪和暴风骤雨，而是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普通场景。平中见真，淡中见雅，笔法细腻、幽默风趣、清新传神，使人读来犹如在咀嚼橄榄果，越品越有味。他先后有多篇作品在《中国建设报》《中国煤炭报》《新华日报》《阳光》《金山》等报刊上发表。有作品在华东地区散文大赛中获奖。已出版《八堡梨花》《北郊旧事》《人生之彩》3部散文集，主编出版纪实文学等书籍5部。他的散文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一是蕴含着对矿工深沉的爱。1992年，他时任徐矿建安处党委副书记。建安处工区为加快生产进度开展的劳动竞赛进入关键时刻，他专程赶去助阵。他发现工区工人的就餐条件比较差，便嘱咐工区给大伙儿改善伙食，一定要实惠。炊事人员在工地上架起大铁锅，按每人一斤的标准炖上红烧肉。工人下班老远就闻见扑鼻的肉香。大厨给每位工人打了几块一寸多厚、两寸见方、肥瘦相间、酥软颤动、通红油亮的五花肉，工人们惊喜地叫起来“太棒了！”个个拿起大肉块像窝窝头一样啃起来，肉吃满腮，顺嘴流油，边吃边嘟嚷：“香！香！”着实体验了一把绿林好汉大块吃肉的感觉。区长告诉工人，用大方肉慰劳大伙是胡书记出的点子。这顿大方肉没白吃，工程提前三天完成任务。从这件小事折射出胡兴明爱矿工爱得多么瓷实。2006年春节前夕，胡兴明时任张双楼矿党委书记，驱车前往山西看望在那里创业的本矿员工。途中山路险峻，又赶上漫天大雪，有同志建议第二天再走。胡兴明为了尽快给职工送上企业的新春祝贺，一咬牙决定继续前行。汽车在茫茫的雪夜中缓缓行驶，崎岖山道一侧便是万丈深渊，汽车行驶了十几个小时，胡兴明的心揪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过雁门关，进入塞外雪原。当前方突然闪现出大片灯火的时候，胡兴明悬着的终于放下了，仿佛看到职工们在向他们招手，向他们奔来。他将这段经历写下了《雪夜过雁门》。张双楼矿综采二队队长马德昌是胡兴明手下的爱将，他在《解读马德昌》中写道：“……马德昌最高兴的事就是和同事们喝酒。你瞅他：眯着眼，十分麻利地点燃一支烟，傻呵呵地笑着，酒到半酣时，他会清一清嗓子来一段秦腔……”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他对爱将的观察多么细腻、准确。张双楼矿副总工程师孙敦超在异地创业果断指挥，避免一场重大伤亡事故，胡兴明写下了《孙敦超和他的伙伴们》，孙敦超激动地说：“这篇文章比发我一万块钱奖金还让我高兴啊。”张双楼矿8位青工表演的舞蹈《煤矿黑小伙》在江苏省直属企业会演中获表演特等奖、创作一等奖。胡兴明写下了《我是煤矿黑小伙》，感谢他们为企业赢得了荣誉，把几个跳舞的小伙子高兴得连喝了好几场。
二是蕴含着独特的矿山酒文化。酒，在煤矿这个特殊环境里，已超出了它平常应有常义，它是矿工防治井下阴暗潮湿的劳保用品，是矿工沟通感情的最佳载体，是矿工衡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这是一种传统。胡兴明在煤矿工作几十年，深得酒文化之精髓，在多篇散文中都有关于酒的描写。1992年，胡兴明在建安处当党委副书记，去张双楼矿慰问在那里施工的本处职工。当时的张双楼矿党委副书记沙凡与胡兴明曾是局机关同事，沙凡是局工会宣传部部长，胡兴明是局团委青工部部长，后又是中国矿大的同班同学。老伙计来了不得慢待，沙凡赞助了一大箱篮球、羽毛球、象棋、扑克等文体用品，陪同慰问一上午。按惯例，中午请建安处同志吃饭。沙凡特地将矿机关的几位高手叫来陪同建安处同志。交杯换盏、攻势挺猛，结果建安处其他领导和工人都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唯独胡兴明谈笑风生、应付自如、完美收官。还向沙凡讲起了自己与酒结缘的故事。胡兴明第一次喝酒是刚入矿的时候，那年才十七岁。他师傅把胡兴明几个徒弟叫到他家里弄两盅。一张四方小桌上摆了四样菜：一碟咸花生米，一碟咸鸭蛋，一碗白菜煮粉丝，一碗肥肉炖萝卜。师傅说：“咱师徒爷几个喝几盅。算是见面礼吧。”在煤矿，师徒如父子。师傅发话徒弟们都“义不容辞”地干了个底朝天。这场酒把师徒们喝成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三年后的一个夏天，上中班时工作面顶板突然掉劲，师傅一把把还在老塘拾料的徒弟小孟拉了出去，自己却没来得及转身，被冒落的矸石埋得结结实实。工友们费尽了力气，也没夺回师傅的生命。开完追悼会，班长董师傅把几个眼都哭肿了的徒弟叫到宿舍，斟满一杯酒，抬头向天，泪如雨下：“老哥，今后，你的徒弟就是我的徒弟，你放心走吧”。徒弟们举杯同饮，喝出了哀思和悲壮。多年后，胡兴明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写出了《酒缘》。
三是蕴含着细腻的文学审美。胡兴明给人的印象是睿智干练，很义气、很爷们儿，但他的文笔却很细腻优美。他的散文《八堡梨花》《水竹》《睡莲》《古槐》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在《八堡梨花》中写道：“梨花七八朵组成一束，一束束连成一片，竞相争春。梨花每朵五瓣，雪白的花瓣内透出淡淡的、浅紫色的花蕊，像是微型的蜂儿点缀其间。朵朵梨花，各具风韵，微风拂过不时散发出幽幽的清香。人们走在弯弯的小路上，在亿万朵梨花的呼唤中嗅着花的芳香，沐浴暖暖的春风，心花也开了，人也陶醉了。”他在《睡莲》中写道：“风和日丽中的睡莲，像艳丽的水彩画。绿绿的叶子油光光的，绿的有些醉人，衬托出睡莲的娇美。此时的睡莲像一位初恋的少女，痴情地想着什么，静静地卧在池水中，脉脉含情，风姿绰约。微风吹来，睡莲是飘动的花仙子，在茎枝能伸展的范围内，痴痴迷迷地摆动着。雨来了，睡莲是跳跃的花。她在水池中欢快地踮起了舞步，时而轻盈、潇洒，时而热情、奔放。随着雨点的召唤，有节奏地跳跃着追逐雨的情思，雨的豪放，雨的浪漫。马蹄形的叶子上溅满了晶莹的雨珠，在风雨中抖动着，奏着动人的舞曲。”漂亮的文笔、空灵的心境、柔美的享受。
四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胡兴明去过很多地方，而且总要留下文学的印记。这类作品如《渥太华的傍晚》《樱花谷的歌声》《运河在这里拐个弯》《鲁镇的咸亨酒店》《川西行》《梦断楼兰》等，都写得很精妙。他在《运河在这里拐个弯》里写道：“运河的水面倒映着古城的倩影和如织的行人，桥下的小船悠闲地飘荡着，船桨在拐弯处划出长长的水波，似乎在谱写圆舞曲，古城在温柔的春风里向游人诉述昨天的传奇和今天的故事……”他在《鲁镇的咸亨酒店》中写道：“三人落座。买了三小碗绍兴花雕酒，每碗八元，不过有二两多酒，价格贵了。一问，回答是存放八年的老酒。心想也值，到这来要的不就是名气和服务吗？又点了几样下酒小菜：一碟臭干拌辣酱，一碟水煮花生米，一盘梅菜扣肉，一盘红烧带鱼，一盘炒青椒。刚要端酒，总觉少了一样，哦，茴香豆！赶紧补上。不经意看了看四周，座无虚席，几乎全是外乡人，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南方的，北方的，南腔北调，好不热闹。细听听，谈论的大都是鲁迅、孔乙己和孔乙己的专用语：“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也……”。
五是蕴含着温馨的家庭亲情。胡兴明对母亲、岳母的孝心，对妻子、女儿的真爱，都流淌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他在《盐豆》中写道：“生日那天，菜做得很丰盛。饭吃了一半，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一碟盐豆，就更好了。母亲望了望我，眼中似乎有些东西，连忙转过身擦了两把。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一位同乡把我喊了出来，顺手递给我一包东西，说：“这是你母亲给你捎的。”我打开一看，乐了：正宗盐豆。晚饭时，我哼着小曲，美滋滋地品味着。突然感到味道不像家母的手艺，倒像岳母做的，我正在纳闷。“老兄，吃出来了吧”，妻子喜盈盈地说：“这是我妈妈专门为你做的，你母亲捎来的盐豆在那呢。”她指了指菜柜。哦，我心里一热：两位老人送的东西竟如此巧合。眼前仿佛又看见老人忙着做盐豆的情景，从内心漾出一种深深的歉意……”他在《陪考》一文中写道：“时已过半年多了，我突然收到女儿从大学寄来的一张亲手做的贺卡，扉页上这样写着：……我随着人流进入考场，阳光很明媚。在入口处，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正望着我。我觉得肩上很沉。柔和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夹杂在两鬓黑发中的银丝更清楚了。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鼻子里有一丝酸味。我转过头，感到身后父亲的目光被更多的父亲的身影隔断了。爸爸，当你翻开这页纸时，时间的脚步已经转到你47岁生日了，女儿非常感谢你……我只能对你说一句：生日快乐！”情深意切。女儿真是胡兴明的贴心“小棉袄”啊。
2013年，胡兴明退休了。他的退休生活分为三块，一是陪同家人、接送孙辈，弥补几十年紧张工作难以照顾家庭而对家人的亏欠；二是常到老友圈里转转，忆昨天、品今天、想明天，圆好今世情缘；三是延续文学创作的爱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他觉得还有许多人和事等他下笔。他将认认真真、从从容容地去写，写出一种坦然，一种平淡，一种自在，一种充实。
黄志和
2009年12月31日。徐州市殡仪馆。风刮很紧，给这年的最后一天增添了几分寒意。沙凡和袁庆南等几位文友胸戴白花，神色肃穆地排在人群队伍之中，与散文家黄志和作最后的告别。黄志和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74岁。看着躺在玻璃罩棺里的黄志和，神色还算安详，只是头上原本稀疏的白发几乎没了，不由得一阵神伤。
黄志和是上海崇明人，年轻时是徐州矿务局机关的工作人员。虽然风华正茂、文才过人，但思想单纯，政治上比较幼稚。1957年反右即将结束，单位里正为还差一个名额才能完成上面下达的右派指标而发愁。就在此时，黄志和推门进来说要向组织汇报思想，谈了不少内心深处的看法。黄志和汇报完毕刚出门，领导不由得喜上眉梢、桌子一拍：“就他了！指标完成啦！” 就这样，21岁的黄志和被定为右派，从局机关贬至青山泉矿当工人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33岁的黄志和才平了反，摘去了右派的帽子，被安排去矿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
黄志和讲台生涯27年，正直而淡泊，执著而志远，工作认真、勤奋敬业，粉笔灰把一头乌发染得雪白，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矿级标兵、局级优秀、市级先进等荣誉他一获再获。但他即使在自豪、激动、欢笑之时，眼里仍会稍纵即逝地闪现一丝怯懦：十几年右派经历在他的心灵留下了“远离政治”的烙印。除去教书，文学创作和侍弄花卉便是他的乐趣了。走进他的庭院，犹有桃源之美景，迈入他的书房，扑来雅斋之春风。好一介儒生。
黄志和的散文作品有《放芦叶船儿》、《遥寄亲人》、《青梅》、《城，高高筑在我心中》等数十篇。到底是语文教师，作品讲究句式，用词准确，精致淡雅，娓娓道来。其中最优秀的当数1984年获首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放芦叶船儿》。黄志和用深情、细腻的笔法写道：“……家乡的河岸、滩涂上长满芦苇，又肥又阔的芦叶正好摘下来叠小船儿……母亲心灵手巧，能用一片芦叶叠成五只船，小船摞大船，最小的一只还有船蓬、桅樯，有趣可爱……放芦叶船不仅小朋友喜欢，而且在大人心目中更具有一种神圣、特殊的含义：家乡是岛，地少老鸹(地主)多，孩子一长大，就要送出门去外乡谋生。这种祖祖辈辈的习俗，乡亲们称之为‘放芦叶船’。我的母亲先后将自己的三只‘芦叶船’——三个儿子，放到茫茫人海中漂泊、寻觅-----大儿子十六岁放出，至今杳无音信；二儿子二十岁放出，在南下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儿子在徐州煤矿一放就是几十年，临终前也未能见上一面。”文章对母亲爱子、教子、放子的生动描述，渲染成浓郁的意境，包含深邃的人生哲理，产生令人心灵震颤的艺术感染力。也正是这种高尚纯净的母爱，激励着黄志和驾着命运的芦叶儿船，在徐州煤海漂泊、闯荡、拼搏了几十年，尝尽酸甜苦辣，终于寻觅到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向老母亲“报得三春晖”，让她老人家含笑九泉。
几十年来，他创作的作品积攒了40多万字，一直梦寐以求出版一本自己的文学专著。可现在出版社考虑到市场因素，只要不是特别优秀能确保市场销售份额的书籍，一般会要求作者自费出版。黄志和是一个本本分分、靠工资生活的教书匠，没有闲钱来做自费出版专著的预算，一搁就是好多年。直到退休，也没能了却这个心愿。
黄志和退休之后，他这艘“芦叶船儿”本应驶进人生长河的 “夕阳红”金晖之中。可惜，2007年他查出得了鼻咽癌。
2008年6月，沙凡正在筹备出版《喊煤海—徐矿作家文学丛书》。此时，袁庆南打电话问他，青山泉矿的黄志和想出书想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又得了癌症，这套丛书能否辑入他作品？沙凡1995年在报社工作时采访过黄志和。一听说黄老师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马上表态，能，一定能。请把他的作品送来。
袁庆南将此消息告诉黄志和，黄志和十分激动，拖着病体请袁庆南帮助整理书稿。黄志和住在青山泉矿，袁庆南住在徐州市内，只有利用黄志和几次到市中医院取药的机会，两人在取药处的椅子上相商书稿事宜。
没过多久，黄志和亲自来到沙凡办公室送书稿，感动得沙凡慌忙起身迎接，让座倒茶。十年多没见面，虽然他的样子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整个身心有病患的倦态。黄志和说：“一听说你们同意出我的书，我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啊，出版这套丛书为我们煤矿的业余文学作者办了件大好事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沙凡征求黄志和的意见：“我看你这本专集的书名就叫《放芦叶船儿》吧？”黄志和高兴地说：“好！好！太好了！”，他连说三个好的那种欢乐，让沙凡零距离地感受到这位老人视文学为生命的可敬、可爱。
除去散文创作，黄志和在煤矿文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送来的书稿中文史科普类作品有好几十篇，都是报刊上发表的豆腐块大小的短文。为了这些短文，黄志和利用工余假日，北上首都、南下上海，在图书馆中面对正史野记、地方县志以及百卷《明实录》，正襟危坐，默读终日。有时，突然字里行间跳出有关煤的记载，他欣喜若狂、迅即抄摘在笔记本上。根据资料最终写成见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些千把字的“豆腐块”。他先后有《明清后妃的凤冠》《木牛流马》《楠木殿与楠木》《我国古代煤炭趣话》《乾隆盛世的矿工生活》《城市煤炭贡品》《古代煤价探微》《太平军中煤矿工人地道战》《井下清风何处来》、《相成相光煤与水》等100多篇溯源久远、资料翔实、考证准确、见解独到的文章在《扬子晚报》、《中国煤炭报》《当代矿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不少被上海的《新民晚报》转载。有的还在《新民晚报》主办的全国科普作品征文中获一等奖。他还在《徐州日报》主办的“家乡环境美”征文比赛中，与我国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并列获得一等奖。
2008年10月15日，沙凡和袁庆南、吴亚旭带着《喊煤海》文学丛书，驱车去青山泉矿给黄志和送书。因事先打过电话，车子刚开进工人村，老远就看见黄志和已在路边翘首盼望。见了我们激动得一双手不知是先和我们握手，还是先接下期盼已久的书。到他家里坐定，给我们倒上茶就顾不上和我们说话了，捧着他的那本《放芦叶船儿》翻阅起来。看到自己的书稿终于变成书籍，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嘴里一个劲说：“值了值了。这辈子值了！”什么是嗜书如命的书生气质？黄志和此时的情态是最好的诠释。
2009年11月18日，袁庆南给沙凡打电话，说黄志和病重住进局总医院，想见我一面。沙凡和袁庆南、栾晓明一起赶到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黄志和与一年前给他送书时判若两人，已经瘦得脱了像，面色蜡黄、十分虚弱。他示意让沙凡靠近他，几乎是脸贴脸的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给我出书，我感谢一辈子。”沙凡伤感无语，只有一个劲点头。
一个多月之后，散文家黄志和划着他的“芦叶船儿”驶向另一个世界，永远离开了我们。
许祥左
许祥左，散文作家，中国煤矿作协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是徐州张集煤矿职工，后任徐矿集团环境保护处处长。
徐矿是能源企业，环保工作任务相当艰巨。许祥左带领他的团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促进了企业环保事业的持续发展。许祥左不仅是全煤、全省知名度很高的环保专家，还被评为徐矿集团劳动模范。
在煤矿，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摸爬滚打几十年，能评上个副高级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就算是对得起自已这一辈子了。如能评上个正高级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那绝对是翘楚了。许祥左在这方面却有惊人的业绩：先后获得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正高级经济师”三个正高级职称的任职资格。如此“一人三正高”的情况，别说徐矿集团，就是全国煤炭系统、全江苏省也无人能出其右。由此可见，许祥左的工作业绩和科研成果是多么的优秀。
难能可贵的是，祥左是一位文理兼优的复合型干部，才情聪慧但谦逊稳重、内心激越但品行低调。尽管环保工作任务繁重，但他仍有强烈的文学创作欲望，坚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他笔下的散文作品既没有某些领导干部常有的矜持，也没有某些文学作者常有的浮躁，既认知高远又很接地气，先后在《热流》《徐州矿工报》《当代徐州》上发表100多万字。代表作有《感觉大连》《老家听雨》《吃家乡菜》《访欧札记》《半日看乌镇》《美丽的鄂尔多斯》《漫步乔家大院》《管窥新加坡》《滇桂行二题》等。这些文学作品有柔和的色彩、温馨的情感、艺术的享受和人性的光辉。2009年，沙凡在兼任《热流》主编时推荐他加入了中国煤矿作家协会。
许祥左1959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农村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他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在小学是班长，到了中学是班长兼团支书。1977年祥左高中毕业，当时国家的高考制度因“文革”己废除十多年，农村青年要想“跳龙门”，除去参军没有其他选择。祥左别无出路，只有回家务农，很茫然、很无奈地在田野里辛苦劳作。然而，就在这一年，幸运之神眷顾了祥左。他在扒河工地的广播喇叭里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十分激动，犹如看到了改变命运的一线曙光。河工上无法请假，他就白天干活儿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捧着高中课本复习，终于如愿考上大学，成为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便分配到徐矿集团工作，迈进新的人生阶段。所以，只要有人问起他是哪年大学毕业的，他都自豪地说：我是77级！
许祥左的文学创作最早是从他年轻时在环保处当工程师创作科普作品开始起步的。当时环保处和徐州矿工报社在一个院子里，他办公室的门对着和报社副刊部的窗户。近水楼台先得月，许祥左得到报社副刊部主任袁庆南的细心培养，成为袁庆南麾下的科普文学创作队伍得力干将之一，在《徐州矿工报》副刊发了很多作品。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提升，他对人生的体验愈发丰富，对社会的认识愈发深刻，开始转向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写的札记视角独特、写的杂文思辩睿智、写的散文行文清秀、写的游记妙趣横生。先后在《热流》《徐州矿工报》《当代徐州》上发表的代表作有《感觉大连》《老家听雨》《吃家乡菜》《访欧札记》《半日看乌镇》《美丽的鄂尔多斯》《漫步乔家大院》《管窥新加坡》《滇桂行二题》等色彩柔和、情感温馨、享受人生的文学作品。
许祥左来徐州工作生活37年了，说起话来仍是地道的盐城口音。他才情聪慧但谦逊稳重、内心激越但言行低调。除去工作必须有交集的领导和业务圈子，不愿让无价值的交往应酬占用自己的时间，埋头俯身干自已的事。对职场的各种潜规则、暗门道、明技巧，他是一不懂、二不屑、三不为，真诚待人、老实做事，用句老百姓的话说：凭本事吃饭。作为一个散文作家，他内敛并不高冷、少言并不孤僻、内心却充满了爱。
祥左爱家-----他认为家是写不完的一首长诗，家是读不尽的一部史书；家是，精心耕耘、播种、浇灌的责任田；家是受伤时的“创可贴”；家是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向游子敞开大门的地方；家是让普通人变得伟大、让伟大的人变得普通的地方……
祥左爱母亲——他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是“女本赢弱、为母则刚”的典型注解。祥左家曾经一年四季大半时间靠红薯果腹，母亲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丈夫，还要拉扯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用赢弱的肩膀扛起全家生活的重负。尽管如此，母亲想尽一切办法供祥左从小学读到高中，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母亲还谆谆教导祥左，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伟大的母爱是祥左人生观的奠基石，是祥左搏击人生的动力源泉。
祥左爱妻子——他妻子冯伟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徐矿的局级领导干部，可她谦逊内秀、人品端正、工作勤勉，是徐矿集团运销公司的一位科级干部，与祥左同样，也是一位正高级经济师。冯伟2004年不幸身患癌症，祥左十几年如一日，一往情深地细心呵护、精心照料，为冯伟战胜病魔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冯伟奇迹般地健康痊愈，重返工作岗位。现在，冯伟与祥左一起享受着幸福、安逸、美好的内退时光。
祥左爱儿子——他的儿子许锋生于1989年，继承了父母两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强大基因。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又在清华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独自在北京打拼。祥左为儿子写下《儿子大学毕业时》《爸爸妈妈的提醒》等散文，苦心教导儿子正确认识社会、正确认识自已，字里行间流露着舐犊之情。儿子很争气，现已是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的公务员，后生可畏。
2018年，祥左着手筹备出版百万字的《许祥左文选》，和爱人冯伟来到北京让沙凡给他的《文选》写序，沙凡觉得自己笔力不够，再三推辞，可他心意已决，沙凡就从文友的角度写了篇《祥左印象》代为序。
三、诗人
孙友田
孙友田是中国煤矿诗人的重要代表、国家一级作家。他原是徐州韩桥煤矿职工，也是徐矿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
孙友田1936年12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肖县黄口镇。1957年8月30日，21岁的孙友田从淮南煤校毕业分配到韩桥矿机电科工作。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八点到了贾汪。我应该努力创作，写诗、写剧本、写演唱……这条业余创作的道路党和前辈作家已给我们铺好，现在，就要看自己怎么走了……”
孙友田在矿山大熔炉里，冶炼了灵魂，陶冶了情操，矿工牺牲阳光的高尚过滤着他的血液，矿工捧出乌金的奉献律动着他的心脏，豪放的诗情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一首首闪耀着乌金光辉的诗歌飞出了采煤面、飞出了巷道、飞出了矿山，如同淅淅沥沥的春雨滋润着广大矿工的心田。他的著名诗句“我是煤，我要燃烧！”被誉为“当代矿工宣言”。他先后出版诗集《煤海短歌》、《矿山锣鼓》、《煤城春早》、《花雨江南》、《石炭歌》、《金色的星》、《煤海放歌》，以及儿童长诗《矿山鸟声》、《带血的泥哨》，少儿读物《在黑宝石的家里》等十余部。他1959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著名作家徐迟对他的评价是：“贾汪的煤矿工人孙友田是个值得注意的新人。”
1960年5月30日，孙友田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江苏诗人的优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江苏代表团乘坐大客车从住地西颐宾馆去人民大会堂。路上，锡剧大师王彬彬来了一段著名的“彬彬腔”，省话剧团的张辉唱了一首山歌，省锡剧团的姚澄接着唱了一段《拔兰花》，省京剧团的王琴生在画家傅抱石用嘴哼唱的伴奏下，唱了一段《打渔杀家》。接着，大家的视线又集中到年轻的矿工诗人孙友田身上，要他也来一个。孙友田充满激情朗诵了他在会议期间创作的一首题为《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抒情诗。会议期间，他还应邀和农民诗人王老九一起到著名诗人郭小川家中拜访叙谈。
1962年9月的一个下午，夏桥矿通风工区的陆孝源告诉孙友田，说在掘进东北斜井时，一炮轰开一个老的煤洞，里边有一只大筐，装着满满的一筐炭，筐旁边炭泥上有一只非常清晰而瘦小的脚印。陆孝源说完就走了，但这个脚印却留在了孙友田心中，思绪翻滚、难以平静。直到1962年12月10日夜里，孕育了几个月的诗情在心中奔腾，他立刻辅开稿纸拿起笔，一气呵成写下60行叙事诗《脚印》。
《脚印》是孙友田在徐矿影响最大的代表作之一，多次被作为朗诵诗搬上文艺舞台。1972年，全国煤矿工作会议在徐州召开，安排徐州矿务局宣传队为大会作专场演出，还点名要配乐诗朗诵《脚印》。队里安排孙友田的老搭档、徐矿著名朗诵演员王明章担当。演出时，全场切光，只有一道追光打在王明章身上，王明章用浑厚沧桑的语音朗诵道：“在井下掘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老的煤洞/里边的支柱东倒西歪/朽木的气味直往外冲/这是旧社会的一份“遗产” /开掘于何年何月已难断定/举矿灯朝着朽木下边照去/一个脚印看得很清/脚印旁还有一只破烂的大筐/上面的绳索只剩下一缕毛缨/筐里盛满大块的煤炭/压得人心万分沉痛/看起来问题已经明白/来到这里的是个很小的童工/由于筐大炭多他无法拉动/在这里喘口气停了一停/也许，这孩子只有十岁/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父母实在无法把他养活/含着泪送儿下了矿坑/也许，这孩子只有母亲/父亲在井下刚刚丧命/他顶替父亲空下的名额/来给资本家重新卖命/点他父亲的名字时他要答声“有！”/ 有什么？/血海深仇充满心胸/泪水模糊了小小的眼睛/小手儿紧捏着父亲的矿灯/也许，这孩子父母双亡/旧世界对于他没有一点温情/漫漫长夜多么寒冷/迎面吹来的都是刺骨的北风/资本家把他骗到矿上/穿上了窑衣当上了包身工/长大了……他是怎样长呵？/ 饥饿、劳累和皮鞭一起向他进攻/也许，他在这里刚想休息/一件可怕的事情突然发生/ 细小的支柱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轰隆一响，地裂天崩/他死在黑暗的地狱之内/瘦小的尸体被同伴抬出大井/这个清晰的脚印留到如今/是旧社会无法抵赖的罪证！”当观众的掌声似潮水般涌来时，一直站在舞台边幕旁的孙友田眼角也挂着晶莹的泪花。
1972年2月底的一天，跟随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两名美国记者到南京采访，提出要会见江苏作家。中方安排孙友田参加会见。孙友田忙从徐州韩桥煤矿赶到南京。两名美国记者在会见中请孙友田朗诵诗歌，孙友田朗诵了一首矿山歌谣：“矿山红旗高又高，迎着东风得意飘，解放那天插上去，从此矿工直起腰！”经翻译后，美国记者说：“ok！”
1973年，孙友田从韩桥矿调省作协工作之后，心里仍然萦绕着矿工的爽朗笑声，笔下仍然流淌着矿工的动人诗篇。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诗句：“我将终身顶着矿灯，在生活的矿井里开采光和热。”在孙友田带动下，当时徐矿还涌现了翟秀琪、李晓华、吴丙九等较有影响的矿工诗人。
1993年，当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扑面而来之时，他离开省城，重返徐州煤矿，在徐州矿务局党委宣传部挂职体验生活，以便更好地观察、捕捉徐州矿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点、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变化，从而汲取更深刻、更新鲜、更具有时代特征的创作体验。一年之中，他的身影出现在井下工作面、掘进头，出现在销售煤矿的运河码头，出现在多种经营新项目的剪彩仪式上，出现在工人村老伙计们的酒桌上，出现在矿党委常委会议室里，出现在矿工文学讲习班的教室里……浓郁的乡情，熟悉的乡音，使他深深陶醉在矿山酿就的琼浆玉液之中，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了徐州矿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在夹河矿井口，他看到一群满脸煤灰、刚刚上井的矿工，在阳光照射下勾勒出一道圣洁的光环，他情不自禁地从心灵里呐喊出一句诗：“矿工黑，但黑得洁白无瑕！”这是他对在改革开放中仍然保持光荣传统、淳厚朴实、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矿工发自肺腑的礼赞；是他对当前社会上一些醉生梦死、灯红酒绿、道德沦丧、腐败堕落的蛀虫们的抨击！
在韩桥矿，他与矿领导交谈后得知，这个昔日曾经一度辉煌而现在资源枯竭的万人大矿正在奋力转产，开拓着巷道以外的发展之路，便写下了《矿长》这首诗：“一位年轻的矿长/接下一个衰老的煤矿/学的是采煤系/这里的资源却枯竭了/一万老子/一万嫂子/一万小子/都要‘脱钩自养’/……地下的太阳殒落了/还有清甜的月亮/去走巷道以外的路/去采煤炭之外的热量/他有船队/他有钢厂/他还有一帮能工巧匠/矿长、厂长、董事长/都印在他的名片上。”
在垞城电厂，他眺望高大的晾水塔和雄伟的厂房，又写出诗句：“煤，窜出井口/转身跳进炉口/立刻变成火焰/变成远走高飞的电/你铺一条会飞的路/把古老的石炭纪/接进当代的璀璨/结束了煤与电长久的思念……”
孙友田把在挂职期间创作的诗歌辑成组诗《煤之新韵》在《中国煤矿文艺》发表，作为徐州煤矿对他再次哺育的回报。这组诗没有炫耀的外表，没有华丽的词藻，单纯而简洁、真诚而生动地反映了煤矿的现实、喊出了矿工的心声。
1994年6月2日，孙友田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应邀出席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第四届国际诗歌节。在诗歌节上，孙友田参加了五场诗歌朗诵会，朗诵了《大山欢笑》、《矿工与海》、《琥珀》等10篇作品。当时的情景正如他回国之后发表的《祖国之恋——出访南美感怀》一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在波哥大会场/在麦德林公园/我朗诵中国煤矿的诗/那一片沸腾的煤海/在我身后/跳动着欢快的浪尖/采掘乌金的歌/洞开心灵的诗/在友好之邦回旋/“我是煤，我要燃烧”/译员用西班牙语翻译的/是中国矿工的宣言……”一位哥伦比亚麦德林国立大学的学生专门跑到酒店对孙友田说：“听了您朗诵的中国煤矿诗歌，我特别激动，毕业之后我也要到煤矿工作，请您代我向中国煤矿工人问好！”
社会生活是瞬息万变、丰富多彩的。作为一级作家，孙友田对自己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所获成就并没有心满意足。他还涉足于散文和微型小说的创作，他的散文到底是出于诗人之手，仍有着词章文学的优美、凝练的特点，同样是佳作迭出、连连获奖。如发表的《人从家乡来》、《夜宿别墅村》等，都曾获《人民日报》等报刊征文奖，被《散文选刊》转载。他发表在江苏《党的生活》上的一篇题为《习惯》的微型小说，大意是贾汪有个国营熟食店的营业员，每次进货后都要用刀割下一块酱牛肉揣在怀里带回家下酒。后来商店由这个营业员承包了，进货后又如法炮制，他老婆见状高叫：“那是咱自己的肉”营业员遂恍然大悟：“哟，我这个习惯得改了。”这个微型小说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前后人们思想观点的深刻变化，在很小的篇幅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在令人发笑的轻松外表下，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透彻精辟的认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2009年9月26日，徐矿集团举办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诗歌朗诵大赛。孙友田现场朗诵了一首新作《回望那一团火焰》：“不是因为寒冷/ 才怀念春天/不是因为炎热/才怀念雪原/那一座城市/——徐州/那一团火焰/—块煤炭/已渗进畅流的血液/在体内循环/已凝成终生的情结/向心中伸展/ 怀念已成永远/徐州是一团火焰/ 不仅仅因为它怀抱能源/ 二千年前的市民刘邦/ 让大风歌唱响火的威猛/ 九百年前的市长苏轼/ 让石炭诗诠释火的内涵/ 淮海战役的旗帜/ 飘展火的色彩/勤劳勇敢的彭祖后裔/ 捧出火的赤胆/ 煤炭是一团火焰……”发自肺腑的炽热诗句将当时已73岁的孙友田热爱煤矿、赞美煤矿、祝福煤矿的一腔深情展示得淋漓尽致。
孙友田作为一名优秀的煤矿诗人，那是闻名遐迩；但作为一名优秀的矿山文艺骨干，则是鲜为人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唱着快板走上中国诗坛的。
孙友田的父亲是个淳朴忠厚的农民，年轻时曾做过十多年流浪艺人，走村串户在人家门口打着竹板即兴编词，说些吉祥话来求得人们施舍：“掌柜的，大发财，一对元宝滚家来……门口种上梧桐树，梧桐树上落凤凰，凤凰凤凰一点头，先盖瓦后盖楼……”这些质朴、即兴、幽默的口头韵文，成为孙友田文艺创作的基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贾汪矿务局文工队的创作节目十有八九出自孙友田之手。代表作有：小话剧《夫妻下井》、《立擂前奏》对口快板《说唱夏桥煤矿》、歌词《矿山好》、男声表演唱《队长你回来了》等等。孙友田唱过快板，说过相声，还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过猎户老常，甚至还演过双簧《肯尼迪哭五更》，他表演肯尼迪哭得痛心甩鼻涕，一不小心把用面团儿做的假鼻子都给抓下来了，惹得下面的观众哄堂大笑。
1958年，孙友田和徐矿另一名文艺骨干龚文登两人奉命去南京西康路省政府礼堂为江苏省煤炭工作会议演出。一上台，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词儿，新闻记者忙着拍剧照。那时照相机还没用上闪光灯，用得是镁光粉。只见“扑”地一声，冒一阵白烟，闪一道弧光，把他俩吓了一大跳，吓得大脑一片空白，把台词忘得干干净净。两人只好一个劲儿在台上转着打板儿，边打板儿边想词，越想越想不出来，急得两人头上开始冒汗了。龚文登心想不能就这样撂在台上了，急着随口编了一句：“贾汪煤矿在正北，”孙友田也随口接上一句“正给祖国采着煤，”这两句现编的词一说出口，他俩开了窍，把原先准备的台词一下子都想出来了，接着往下演起来。演完台下掌声响起，反应很好。到了后台，孙友田发现脑门儿上的汗珠都凉的。给吓的。
孙友田对徐矿的文学创作活动寄予厚望：“煤矿文学的出路，主要靠煤炭系统的作家去闯。建国以来，煤矿的文坛和诗坛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生力军，这是煤的荣幸，矿的自豪。盛产光和热的煤矿，心中有着光和热的矿工，一定能够温暖这个世界。”
刘欣
刘欣，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原是徐州夹河煤矿工人。他1954年出生，受普希金的影响很大，对诗歌有教徒般的虔诚。擅长写抒情诗，追求一种至真、至美、至善的境界。联想丰富、意境清美。
他从小受父亲——一位老教师的熏陶，对古体诗词格律比较熟悉。参加工作后得到徐矿袁庆南老师的悉心培养和著名诗人屠岸、雷霆、寇宗鄂、韩作荣、徐荣街、王辽生诸先生的指教提携。他1991年有幸参加了由《诗刊》社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春诗会”。“全国青春诗会”有“诗人黄埔”之称，每届只在全国选拔12名优秀青年诗人参加。那时候青年诗人参加“青春诗会”，相当于现在青年演员上央视春晚一样，门槛儿很高。他从1973年在《雨花》杂志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工人日报》等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500多首(篇)。有作品获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有作品连续三届获得全国煤矿“太阳石”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全国三连冠者唯他一人。他已出版诗集《深情》《冰封的烈焰》、纪实文学集《光明的使者》。文坛巨擘曹禺先生亲自为他诗集《深情》题词：“刘欣同志，光明照着你前进。”著名诗人雷霆先生在诗集序言写道：“……把刘欣与同时代的青年诗人相比，就明显地看出，他的煤矿诗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具有特色了……”
大凡被称为诗人的，无不敏感而多情。刘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他敏感，好像他心脏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化学试剂，稍微有些异样的情感因素掺入，瞬间就会产生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十分精准，有时似乎荒谬。也正因为这种敏感，才使他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诗的精灵。说他多情，似乎任何带有刺激因素的事物都能发出强有力的指令，让他打开理智的闸门，使情感的水流哗哗喷涌。这闸门有时开得恰到好处、有时开得不合时宜。也正因这丰富的情感，才使他能在浩瀚的文海中寻找到追寻诗梦的小舟。
刘欣写诗非常投入。他说：“喜欢上诗歌，就等于喜欢上痛苦，一种神圣的痛苦。写诗是灵魂与诗情搏斗，什么时候灵魂被诗情打得遍体鳞伤、俯首称臣，才能写出好诗。”他一旦诗情奔涌，会激动得浑身发抖、难以扼制——有时半夜醒来，一道灵感的闪电划过脑海，他能突然掀被而起，抓过手边能够抓到的纸笔疾书不止。那动静吓得妻子女儿还以为家里进了歹徒，惊慌失措……有时写到痛苦之时，他能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挥笔不止，结果那泪水模糊了字迹，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有时写到愤怒之时，他能歇斯底里大发作，把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弄得妻子把家里的茶杯都换成了塑料的，摔了拾起来还能用……有时寻得妙词佳句，他能恣儿得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陶醉在云雾缭绕之中，直到把女儿呛得大咳不止，他才如梦初醒、忙赔不是……一天深夜，他心血来潮、浮想联翩，梦游般在宿舍楼附近转悠了两小时，被巡夜人盯梢，险些被当作“偷车贼”抓起来……他与文友周梅森、栾晓明一起游览南京玄武湖公园，时值隆冬季节，刘欣发现湖畔有一片碧绿的青草地，诗情大发，一个“饿虎扑食”，匍匐在草丛中狂吻着小草。此细节使周梅森大发感慨，并写入小说的细节之中……由此得出结论：刘欣是一个痴心于诗歌女神的“情种”。
刘欣的代表作《驼背的台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台灯弯着腰，默默奉献光明的形象与矿工戴着矿灯，在低矮的煤洞里弯着腰默默奉献光热的形象叠加起来描写：“你的脊背可以挺拔/却选择了鞠躬的姿势/用塑料头盔遮掩着脸庞/我想起了头带胶壳帽和矿灯的父老兄弟/在低矮的煤层和岩洞里/弯着腰输送血液/……我们的皮肤让出了阳光/矽肺让出了氧气/脊背让出了空间/面对大款大腕的豪华别墅/绝不让出良知和尊严/面对歌星影星和追星族/绝不让出黑额上的启明星/……”联想飞动，比喻绝妙，画面生动，情感真挚，确确实实这是一首好诗！他悼念母亲的《永恒》：“深夜/灵堂的烛光摇曳/我悄然打开母亲的骨灰盒/最后一次把母亲抚摸/这是世界上最纯的金子/是我最初的居所……”用生命意识为亲人吟唱挽歌，让读者潸然泪下。
有人曾把刘欣敏感而多情的诗人气质说成是“神经质”、“疯疯癫癫”、“不稳重”。刘欣也曾为此而恍惚过、苦恼过，也曾想改变自己，想变得雄才大略、城府渊深、老练通达。为此，他把领袖人物传记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各种场合把深沉玩儿了一回又一回。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职场潜规则技巧就是学不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看不透，争权夺利的手腕就是玩不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矿上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栽了跟头，处境狼狈，差点丢了工作。他想起沙凡年轻时曾多次朗诵自己的诗歌，是相处不错的朋友。便到局机关找在局工会当宣传部长的沙凡帮忙解脱困境。朋友有难当然得伸手帮一把，沙凡多次向领导力荐刘欣来局工会工作，说刘欣是个有发展潜力的青年诗人、是个写材料的笔杆子，是个用得着的人。好在局工会吴桃宏主席是个惜才的好领导，给了沙凡这个面子，将刘欣调进局工会文化部筹备文学期刊《热流》。1985年刘欣走了好运，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深造了两年，毕业后又在中国煤矿文联帮助工作，当了四年的《中国煤矿文艺》执行编辑，最终因母亲瘫痪需要床边照顾，只得又回到徐州矿务局工会上班。到了21世纪初，局机关为了精简机构、定岗定员、搞末位淘汰，结果把局工会文化部几个有才华但也有个性的书法家、作家、诗人都弄下岗了，其中包括刘欣。刘欣只有卷铺盖走人，靠一个月400块钱的生活费硬撑着，撑了不到一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又跑去找沙凡帮忙。当时正好徐矿电视台和徐州矿工报社合并成立在徐矿新闻中心，沙凡任新闻中心主任兼电视台台长、徐州矿工报总编辑。多年的交情使沙凡再次伸出了手，安排刘欣到报社政文部当记者，重新上岗，抖起“无冕之王”的威风，直至五十五岁内退。
也许有懂得文学的官员和懂得为官之道的文人，但毕竟不正宗。磕磕碰碰一路走过来的刘欣在从古人身上找慰藉：李白、杜甫虽是诗坛巨匠，但在官场却遭贬遭谪、落魄飘零。且不说这比喻是否恰当，但是，企业也许少了一个副科级之类的小官，但却多了一个甘为矿工高唱赞歌的优秀诗人。是好事。
刘欣从五十岁时痴迷上朗诵诗歌，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创作诗歌。他说，要靠“写诗”和“诵诗”这两个轮子来驱动他的人生。诗人朗诵诗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朗诵作品的结构分层、情感变化、节奏起伏、声调处理、语境理解，肯定比一般的朗诵者理解得更深刻、更准确。也许是他的胆大，也许是他的“中戏”头衔，也许是他的煤矿背景，俨然也成了徐州市朗诵界的“大咖”，拥有粉丝不少，其中不乏年轻女性。他尤其喜欢化妆朗诵，或是思乡的老人抒发《乡愁》、或是身披铠甲的刘邦高唱《大风歌》，或是髯须飘逸的苏东坡低吟《石炭诗》……在大学的讲台上、在大赛的评委席上、在大型晚会的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的朗诵似乎有些做作的瑕疵，但瑕不掩瑜。他仍然经常把自己的朗诵视频在微信朋友圈内推送，乐在其中。
2017年9月，江苏省举办“喜迎十九大“百姓名嘴”演讲比赛。徐州派63岁的刘欣参赛。他为了练习演讲，深夜十二点来到九里山下森林中的墓地，站在坟前的供桌上，对着一座座黑黝黝的坟头练习演讲，说是为了壮胆克服外部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坟地里瘆人的氛围把他吓得腿肚子转筋，好在有他的爱犬大黄陪着壮胆，练着练着有了自信，鬼都不怕还怕人吗？中午十二点，他又站在墓地坟头上两眼看着太阳练演讲，说是为了眼睛适应赛场的强烈灯光。尽管他的练习方式有些奇葩，但效果还是不错的，最终在南京获得省“百姓名嘴大赛”一等奖。
沙凡曾经劝刘欣回归案头，把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那才是他实现最高人生价值的载体。但沙凡后来一想，似乎是自己错了：一是在市场经济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中，焦虑、浮躁的心态已成为社会大众的通病，很难有欣赏诗歌的桃源心境。二是人生苦短，刘欣也是奔七十的人了。如果娱乐性很强的诗朗诵能让他感到快乐，能在写诗之外的艺术形式上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何乐而不为呢？就像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从来没有因为顾忌专业舞蹈艺术家如何评价自己的舞技而停下欢快的舞步，只要自己玩儿得气血通畅、玩儿得生活充实、玩儿得精神富有就行。
说不定哪天他朗诵不动了或者厌倦了，也许会重新拿起笔，没准会推出更加优秀作品来。就他的性格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大概率。
刘玉龙
刘玉龙，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家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二级作家，曾任徐州市作协副主席。他1952年出生，老三届知青，1969年下放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南通农场务农，1973年底接替退休的父亲来到新河煤矿下井挖煤，后任局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基层矿党委书记。最后任新闻中心党总支书记，与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沙凡搭班子。
刘玉龙从1974年在煤矿开始文学创作，受到作家李瑞林、袁庆南等老师的点拨。调到矿宣传科不久便创作出诗歌《千座万座煤山争向祖国报到》在徐州市文学刊物《徐州文艺》发表，引起了徐州和江苏文坛的关注。著名诗人孙友田从南京来到新河煤矿，想调他到江苏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矿领导从工作考虑没有同意，孙友田老师送他一本诗集给予鼓励。
40多年来，他创作大量的诗歌发表在《诗刊》《青年诗人》《阳光》《扬子江》《世界散文诗作家》《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安全生产报》等众多的报刊，获得2015年中国报刊副刊一等奖、《扬子江》诗刊优秀作品、江苏省政府优秀作品奖、徐州市优秀图书等众多奖项。至今已出版《一方热土》《燃烧的心》《旅途的箫声》《悄悄走来的秋天》四本诗集，分获全国煤矿文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乌金奖”。《燃烧的心》诗集2001年5月被中国煤炭作家协会推荐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著名诗人孙友田、王辽生、叶延滨、王燕生、丁国成、朱先树、雷霆、雷达、徐荣街以及赵明奇、王景陶、叶云霞、高辉、杜长明等，或为他的诗集作序、或在文学刊物发表评论给予高度评价。其诗集被中国现代文学馆、重庆市图书馆、中国矿大图书馆、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徐州市档案馆收藏。
纵观刘玉龙的诗歌作品，大约可分为煤矿诗、抒情诗、朗诵诗三类。
煤矿诗。刘玉龙是诗人，首先是煤矿诗人。著名诗人孙友田称他为“中国诗坛开放的又一朵黑牡丹”，著名评论家成善一称他为“新中国第二代煤炭诗人代表之一”，著名诗人柯岩在2015年《诗刊》第6期发表的题为《劳动人民万岁》的煤炭诗歌评论中，对刘玉龙的煤矿诗作给予高度评价。
刘玉龙不管在井下当采煤工，还是在矿上当党委书记，他都从内心深处献上一杯杯赞美矿山母亲的浓香美酒，唱出一支支献给现代普罗米修斯的黑色情歌。随手掬来几朵他的诗情浪花，便能折射他对矿工爱得多么深沉，理解得有多么透彻。
他写道：“进入炉膛/便露出真正的本色/血肉之躯是红的/忠心热胆是红的/没有冷漠/没有虚伪……”“你燃烧的是形体/我燃烧的是灵魂/共同化作一朵白云/天使飘动/向亲人挥洒友爱和纯洁”——提炼煤矿工人的本色；
他写道：“充满男性的阳刚/溢出青春的活力/感动了煤壁/动情地扑在脚下、怀里”“睁开睡醒的眼睛/匍匐脚下/虔诚感谢解救之恩/其中大胆者扑上我们面颊/亲吻留下黑色唇痕”“飞翔的硬翅/穿越地下钢铁森林/天天采摘果实/即使果实含在死神嘴里/也敢虎口拔牙/将天崩地裂的情歌/尽情吟唱”——理解煤矿工人的情怀；
他写道：“下井/把煤田当砚/用煤镐的巨笔狂草/上井/把砚当煤田/在宣纸上开采黑色/一手挽着煤/一手挽着墨/从地下走进艺术殿堂/在黑色的裂变中/进入辉煌”——赞美煤矿工人的才华；
他写道：“并非贪杯/上井走进食堂/把大碗大碗的白酒/灌进肚肠/酒/矿工需要的另一种水/喝了这种透明液体/哪怕只是几滴/就使弯弓慢慢绷紧/重新做好射日准备”——抒发煤矿工人的豪爽。
刘玉龙的煤矿诗不仅抒发了个人对矿山和矿工的真诚情怀，还以宏观的视野描绘了企业改革发展的壮丽画卷。
他曾工作过的矿井因资源枯竭而关闭了，矿工们为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背起行囊奔赴异地实施走出去创业战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在《这座关闭的矿井》诗中写到：“最后一罐煤车从井口喉管流出/分手的火车带走终身留恋/但这座关闭的矿山/没有寂寞冷清/没有合眼安眠/打出一杆“走出去创业”的大旗/风里雨里牵着春天/煤海蛟龙向西腾云驾雾/啃咬着宝鸡、遵义、天山/……运筹帏幄进行热核裂变/一座矿山裂变成两座矿山/裂变成三座矿山/裂变成四座矿山/并且第二座矿山大于第一/第三座矿山大于第二/第四座矿山大于第三/叠加的高度天山仰止/延伸的广度雄鸡感叹……”
徐矿集团为让职工分享改革的成果，开展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让在棚户区居住的职工彻底告别环境脏乱差的棚户区，住上环境优美、宽敞明亮的公寓小区。他诗情在笔端奔涌，在《圆梦的歌唱》中写道：“……/走进小区，可以闻到花朵的芳香\打开门窗/可以听到山风的问候/可以看见荷花的招手/可以听见波浪的欢笑/梦想成真的新居/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天堂/在乔迁新居的时候/我们手捧美酒相邀诗圣杜甫/请他把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改为‘已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徐矿职工俱欢颜’……”
抒情诗。刘玉龙的诗情没有局限于矿山,自觉地将诗歌的敏感神经伸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感悟更丰富的生活体验，描绘更广阔社会的画卷，诗情画风更曼妙优美，艺术意境更为悠远、思想内涵更深邃、创作手法更多样。作品或刚健婀娜,或幽静淡雅、或海天长风、或檐下雨丝，在更多维度空间展示他的诗人才华。
他在《鲁迅故居》写到：”……和绍兴常见的民居同宗同族/一样的门扇一样的窗户/一样的院落一样的小路/但在相同又不相同/只有这处门户/长出鲁迅这棵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每条树干/都直挺坚硬的脊梁/每片树叶/都高昂不屈的头颅/扎向地层深处的粗壮根须/紧紧附在五千年沃土之上/金色的果实遮天蔽日/院内的秋风看穿了我的心思/扬起那把水乡的梳子/把许多新鲜杂乱的思绪/理成一颗颗晶莹星星/最亮的一颗额顶正中眨动神眼/深夜走路也不再怕鬼……”
他在《兰亭池畔》写到：“……书圣和客人都走远了/竹林继续摇动笔锋/溪水继续盈盈墨汁/等待着书圣狂草/淙淙流淌的溪水/沿着弯曲迂回的河床流觞吟诗/当年兰亭序集的一段/没有原地停留/汹涌成中华书法的一条江河/在汉字海洋惊涛拍岸/那幅昭示日月的序文书法/不论是睡在唐太宗的陵墓/还是站在高耸的石壁/动与不动的任何一个笔划/都成书法之源书法之宗/再次攀爬兰亭碑文高峰/我看见天地人、风牛马等所有汉字/都排着长队不再安份守已/等待书圣换貌整容……”
他在《墙上唐诗匾额》写道：“……王勃写这首诗时/藤王阁中的帝子已经走远/佩玉鸣鸾早被江风刮散/不久诗人自己也坠入海底/寻找阁中帝子去了/藤王阁随着晃动的影子倒塌/只有诗活着/成为蚌育珍珠/历史的长河随缘而出/我知道再过若干年后/墙上的匾额同样会腐朽/宣纸同样霉烂/墙壁同样会倒塌/匾额中的唐诗继续活着/在这里消失了/又会在另一面墙/另一匾额出现/保持着时令的新鲜/带露的红草莓跃然纸上/对着墙上的唐诗匾额/古老的铜钟发出内心呼喊/青春的诗篇长生不老/后来的日月谁为禅童/守护得道诗神……”
这类作品集中体现在在他的《燃烧的心》《旅途的箫声》《悄悄走来的秋天》诗集之中。
朗诵诗。刘玉龙2012年退休之后，应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主任、导演郑子之邀，担任《亚洲微电影》杂志副主编，投身中国微电影事业，多次为微电影主题的重大庆典和晚会撰写朗诵诗歌，内容紧扣微电影主题，语言饱含激情、节奏跌宕起伏、韵律平仄交替、善于采用修辞手法使句式产生强大推力，很适合舞台表演。
2018年1月16日，在山东潍坊中国第四届微电影春晚开幕式上，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国视协微视频委员会主任高峰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温玉娟联袂朗诵了刘玉龙的朗诵诗《微电影之歌》：“……时代的微电影/大众的微电影/我们的微电影/散发浓厚的草根和泥土气味/悄无声息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无怨无悔地融入我们的魂魄/成为不可缺少的牛奶和馅饼/成为不可缺少的清风和花朵/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沧海/可以不穿高档服饰/可以不坐豪华轿车/可以不住高贵別墅/可以不吃山珍海味/但不能缺少微电影/失去了酸甜苦辣的生活画面/放弃了喜怒哀乐的感情细节/真善美的航船缺乏航线引导/连天上的太阳都会叹息萎缩……”
2018年10月7日晚，亚洲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颁奖晚会在云南临沧市体育中心举行，场面宏大，现场观众三万多人。晚会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迅、毕铭鑫主持。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臧金生等六人朗诵了刘玉龙创作的朗诵诗《礼赞亚洲微电影城临沧》：“这是七彩云南/初冬时节的微影华章/这是大美临沧/光影时代的精彩绽放/这是西南边陲/展映艺术的繁星光芒/这是微影人高擎奖杯/共同欢庆的节日海洋/今天/我们又一次以微电影的名义/相聚在诗蕴深厚的天下茶仓世界佤乡/今天/，我们又一次以微电影人的名誉/把闻名遐迩的恒春之都的品牌擦亮……今天/临沧这座亚洲微电影城/已经成为微影人向往的艺术殿堂/今天/在优美动听的旋律里/我们领悟到临沧无与伦比的时代华章……”
2019年1月12日，在第三届中国潍坊峡山金风筝国际微电影大赛颁奖盛典上，著名朗诵艺术家郦颖黛等朗诵了刘玉龙创作的朗诵诗《在高高的云天展翅飞翔》：“……共同品鉴中国潍坊峡山金风筝国际微电影大赛华美盛宴/共同观赏中国潍坊峡山金风筝国际微电影大赛精彩乐章/侧耳细听，啼叫霜晨的大雁会兴奋告诉我们/在星光灿烂的微电影圣殿之中/注目细看/吞吐星月的鱼群会激情告诉我们/峡山，这只古老而现代、美丽而时尚的金风筝/是怎样借助当今微电影的翅膀/在高高的云天展翅飞翔……”
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朗诵艺术家们在舞台上他的朗诵诗时，往往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沸腾。每每演出结束，艺术家们都夸赞刘玉龙的朗诵诗写得好，符合朗诵诗歌口语表达的规律，为他们的二度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今天，步入老年行列的刘玉龙，诗人的心态依然年轻，诗情依然澎拜。他还在忙碌着、体验着、构思着，笔下还会流淌出更多、更优美的煤矿诗、抒情诗、朗诵诗。
余伟
余伟，诗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原是徐州新河煤矿职工。徐矿网络文学创作成果显著者。
他外表朴实安分，像一块靜态的煤；他内心诗情奔放，像一块燃烧的煤。内秀。在文友相聚的场合，他总是面带微笑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听别人高谈阔论，自己则很少言语。他的女儿出嫁，我们几个文友去庆贺。在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的婚礼现场，要不是胸前带着一朵证明其身份的红花，他这个刚上任的岳父大人就像来喝喜酒的宾客一样不起眼。他见我们来到，并不像人们常见的喜事的事主那样，高声地迎宾、衷心地感谢、恭敬地敬烟、热情地让座，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话语也不连贯，低声嘟噜着什么也听不清楚，但他闪亮的眼神告诉我们：他今天嫁女儿很高兴、很激动、很幸福！感染得我们由衷地向他祝贺，分享他的快乐。当然，祝贺和分享的最佳表现是开怀畅饮。唯有此，才能表达文友的情义；唯有此，才是余伟所期盼的场面。
余伟作为作家、诗人，不仅有淳朴的道德品行，也有敏感的心灵感应。几十年的矿山生活，他已将煤矿工人的质朴、仁义、正直、包容的特质，融化在诗句里，浇铸在小说中。他已经发表诗歌《遐想集》《唱给大自然的小曲》《杜甫》《老去的日子》《拾贝集》《打工者与抬荒者》等一百多首,并多次获奖。他除去喜欢诗歌，还致力于散文、小说尤其是微型小说的创作，已发表十几万字，出版了小说集《寻找那颗星星》，收进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三十多篇。他的微型小说构思巧妙、语言平实、叙事大度、情节出人意料。充满了幽默智慧，具有独特的魅力。文学评论家田秉鄂先生说读余伟的微型小说“很过瘾”。
文学创作是一项充满个性的创造性劳动。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甚至是讲究的创作环境，才能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才能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因此，不少作家都有一个取名为这个斋那个轩的雅致书房，目的就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创作空间。余伟与此相比，差得很远。他所工作的新河煤矿是1960年投产的老矿井，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风雨飘摇，经济效益低迷徘徊，直至破产倒闭。余伟不管在基层工区干活还是在机关科室工作，工资收入一直很低，全家靠妻子下岗后在工人村开了个小烟酒店维持生计。余伟白天忙工作，晚上下班之后，其他同事喝酒打牌、散步看电视，余伟却要赶到妻子的小烟酒店，替换妻子回家做饭料理家务，他在店里有顾客就做买卖，没顾客就趴在柜台上写作。凭借这份艰辛和执着，余伟一篇篇文学佳作就产生这烟酒店的三尺柜台上。徐矿文友称余伟是“柜台诗人”。这个称谓绝不是调侃！而是饱含着对余伟这位矿山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的极大敬意！
余伟在诗歌代表作《杜甫》写到：‘“站在一幢幢高大的楼群下\注视着一间间待售的高价楼盘\摸摸自己羞涩的衣袋\忽然想起了诗人杜甫\当年\老先生你面对\那间被秋风吹破的茅屋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眼下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却很多百姓买不起它\只有少数人在大厦里俱欢颜\大多数人只能望房兴叹”，质朴的诗句迸发出诗人内心的激愤，在同情弱势群体的际遇、在猛扇社会不公的耳光、在呼吁诚信道德的回归，在鞭挞贪腐蛀虫的丑恶。
余伟发表在2003年《热流》第一期上的微型小说《黑道》讲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有一个人性格乖张暴戾，被别人误以为是“黑道上人”，使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他欠人的钱人家也不敢要了，不该减免的税费也减免了，应该下岗也端上铁饭碗了。由误会而演绎情节，揭示了人情世态，刻画了社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微型小说《刀削面》则以传神之笔讲述了一个开刀削面饭店的小伙子，用削面的刀削掉日本兵头颅，情节紧张，场面真实。《世间跋涉的一群女性》《父亲的好酒》也都是短而有曲，淡而有味的隽永小品，显示作者的功底。
我原先不认识余伟。是栾晓明再三推荐，说新河矿的余伟的作品很好，《热流》发了不少。我想，栾晓明长期担任《热流》编辑，评判徐矿作者还是有话语权的。后来看到余伟的作品，果然有水平。余伟在《喊煤海》从书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寻找我的那颗星星》，这个朴实的煤矿作家，捧着自己的著作，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18年，余伟内退了。虽然内退工资只有千把块钱，但没了职场的烦心事，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充裕了，行动更自由，心情更快乐，与老师和文友的交流更加深入了。他常去沂蒙山，台儿庄，泰山地下大裂谷，芒砀山古墓，马陵山，窑湾古镇，合肥三河古镇，太行山，郭亮村旅游，接触社会的面更广泛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内退后时间充裕了，多努力，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从去年11月到现在，他写了一百多首诗。进入了诗歌创作的“井喷期”，而且诗歌创作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突破。人们读了他的新诗，不得惊呼：余伟的诗越写越精妙了！
余伟在清明节前夕发表了组诗《写给母亲的诗》，受到全国各地作家和诗人的好评：“融情融景，感情细腻，真实动人，很有感染力，是源于生活的诗。”评论家赵玉银的评价是：“唯有发自心底的歌才动听，才感人，余伟的诗就是这样的歌。”另外还有李其珠，齐凤池，付驰远，丛云娇等作家诗人纷纷表示祝贺。
《吹》是这组诗中的一首。该诗将怀念母亲之情与人世沧桑溶为一体，用简朴的语言表达出深厚的情感，真挚感人，让人回味无穷：“小时候，顽皮的我/摔了很重一跤/额头上隆起一个大包/疼痛难忍呀/母亲心疼地捧起我的额头/对着那个大包轻轻地吹了几口气/顿时就不疼了/这些年，我在人世间游走/记不清摔过多少跤/有时摔得遍体鳞伤/额头上不知起过多少次大包/茫茫人海中/再没有人能为我吹一下.”文学评论家赵玉银对这首诗给予高度评价：“余伟写诗并非从今日始。但了解他的文友和读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些年，他不但创作势头很猛，诗艺也大有长进。这取决于他对诗的理解在逐渐加深。读他的诗作，不难看出，他总是从真实的生活出发，从真实的情感出发，从真实的思想出发，而不与无病呻吟为伍，不与矫揉造作为伍，不与为诗造情为伍。以他的这首《吹》为例。礼赞母爱，可说是文学表达的永恒主题。诗歌，也包括其它文学样式，读者见得很多。为了表达这一主题，余伟独辟蹊径，选择了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小时因摔跤以致额头上隆起一个大包，母亲对着那个大包轻轻地吹了几口气——这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却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一旦被他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母爱便跃然纸上，而且会引起读者的深深思索，从感情上产生共鸣。这首诗如果止于此，似乎亦无不可。但余伟却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由此联想到眼下人们司空见惯的人情淡漠。这不但反衬出母爱的无私厚重，也批评了社会的缺陷。这就使这首诗更加富有情感上的热度和思想上的深度，提升了诗的审美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是，余伟有较强的互联网思维，是徐矿作家网络文学创作成果显著者之一。他通过互联网将他的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诗情，传播到难以用数字统计的读者心灵之中。他的网络诗歌作品以悲悯的情怀，将现实主义精神溶入现代意识，对生活有独特的思考与发现，在表现手法上不拘一格，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引起中国诗坛的反响与关注。他己在《诗立方》《长江诗歌》《诗博刊》《诗海岸》《诗码头》《黃河文学诗刊》《金陵诗苑》《情诗阁》《黄土情文网》《大平原诗刊》《诗生活》《世界作家》《世界经典文学荟萃》《当代精英文学》《少陵诗刊》《中国诗人名录》《新写实主义诗歌》《溪云斋》《岁月流韵》《诗网络诗刊》《世界华人专栏》《别客传媒》《中国诗骨》等二十多家网刊发表诗歌二百多首，还有部分诗歌被推荐到《今日头条》《华人头条》《上海头条》《南京头条》《百家号》等平台。成为徐州诗坛发表诗歌最多的人。评论家王景陶评论余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著名诗人白连春将余伟的《黄河上的羊皮筏》《地球在转动》《吹》三首诗称之为经典。同时成为徐州诗坛第一个进入《中国诗骨》，第一个入选《中国十家诗选大展》，第一个入选《世界华人专栏—诗人专栏》，第一个入选《中国诗人名录》，第一个入选《世界经典文学荟萃》名家之约。《世界经典文学荟萃》选编的作品具有多样性、独创性、丰富性和唯一性，余伟在此平台发表《中秋月》：“月光如水/从天而降/白天我们沐浴明媚的阳光/夜晚我们享受皎洁的月光/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会多么孤独/假如没有月光/阳光也会黯然失色/在异国他乡/有人在月光下痛哭失声/月光勾起他思乡之情/往事如月光哗哗流淌/他闭上眼睛/让圣洁的月光冼刷他的灵魂。”诗歌包含着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汇入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先进思潮，体现当代和历史的时尚风范和精神理念。网友们点赞频频。
余伟现在连电脑都不用了，直接在手机上写作，随写随发送，由“柜台诗人”变成“手机诗人”。时代在进步，余伟也在进步。他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决心在未来的诗歌创作道路上，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诗歌作品。
四、报告文学作家
劳飒
劳飒，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他是江苏如皋人，1953年出生，曾是徐矿第二机电修配厂工人。1968年15岁作为老三届知青到农村插队。1971年18岁招工进了徐矿。当过工人，当过演员，从事过宣传、党务、新闻、工会等工作。他从2007年正式开始创作报告文学，起步虽然比徐矿其他报告文学作家晚了二十多年，他却是徐矿第一个连续两届获得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报告文学作家。
有些人看来，报告文学似乎没有小说、诗歌、散文那么高贵。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的结合体，属于非虚构文学的范畴，要在客观真实中寻找文学，进而用文学表现客观真实。创作品质正宗的报告文学，其难度不比虚构文学小。这也许就是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劳飒之所以选择主攻报告文学，觉得自己有几点优势： 一是他熟悉煤矿、熟悉矿工，驾驭报告文学题材比较自如；二是他多年从事报纸、电视新闻工作，新闻敏感性强，采访功力扎实，具有创作报告文学的必备技能；三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构思机敏巧妙、文辞清丽简约、句式整散相济、谋篇布局精当一直是他追求的书写风格；四是意志坚定，只要认准，心无旁骛、锲而不舍、追求完美。
实践证明，劳飒选择报告文学是正确的。
正如文学评论家王景陶先生评论的那样：“劳飒是创作报告文学的高手，他身上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机智与小说家的沉稳才气，这两种气质交融于一体，他笔下就不断地流淌出既有新闻性又有艺术性的文字，可谓篇篇精彩。”
从2007年至今，劳飒在北京的《中国报告文学》《阳光》等文学期刊上发表报告文学12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一部。短篇报告文学《甲子回眸》获第六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获第七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短篇报告文学《高擎圣火》获中国煤矿作协阳光文学奖。报告文学集《完美人生》获徐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说起报告文学，也许人们会想到企业发展成就、劳模先进事迹、重大突发事件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不可或缺的，但不是报告文学的全部。劳飒的报告文学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题材，侧重报告普通人群的生存状况。
例如《惊心动魄壮歌行》报告了徐矿职工在大黄山矿2000年1月11日突水灾害中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护史奇迹的重大事件。
《融合》报告了徐矿的山西秦源煤业公司利用文化的力量，将进驻的徐矿人和当地的宝鸡人融合成同心创业的秦源人的故事。
《甲子回眸》报告了矿山老文艺骨干王明章在1949年至2009年60年间的七个国庆节，每次都参加企业国庆文艺演出的故事。
《高擎圣火》报告了75岁的徐矿田径老将李谊本应邀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的故事。
《扇舞流云》报告了矿区退休老大妈们苦练舞蹈艺术，获得全国大奖并代表中国老年协会去韩国交流演出的故事。
《秀丽的故事》报告了一个矿工的女儿患了白血病，以二胡艺术为精神支柱，与病魔殊死搏斗，终于奇迹般痊愈，成为二胡演奏家的故事。
《儿子在汶川》报告了他当新闻记者的儿子在汶川大地震之时，主动请缨赶赴灾区，在死神的陪伴下出色地完成救灾报道任务的经过。
《走进中南海》报告了劳飒自己作为全国优秀职工演讲家，于1991年应邀去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讲的经过。
《访波札记》报告了劳飒1997年11月以记者的身份出访波兰参加波兰矿工节的经过。
《美丽的凤凰》报告了劳飒以中国视协企业电视协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去香港参加凤凰卫视开播十周年庆典的经过。
《完美人生》是劳飒为他已去世的父亲所写的传记式报告文学。
父亲是劳飒最崇拜的人。他的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1942年16岁在中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19岁就是双枪杀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共产党区委书记。敌人又恨又怕用20石大米悬赏他的头颅。解放后劳飒父亲被江苏省委组织部选拔为调干生，考进南京农学院深造三年，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俄语、生物学、植物学等二十多门课目，是门门成绩全优的高才生。如此经历，使劳飒父亲成为既有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资历，又有大学文凭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作为百姓父母官，他工作能力超强、政绩突出、清正廉洁、深得人们尊敬；作为高级农艺师，他造诣精深，撰写的水稻、棉花种植技术论文，让农业技术人员咋舌汗颜、佩服不已。尽管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党内总有人用有色眼镜看待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对此，劳飒父亲看得风轻云淡，忠贞不渝地为党奋斗了一生。
劳飒为写《完美人生》，在父亲当年抗日打游击的乡村芦苇荡实地采访了父亲当年同生共死的战友；在南京农学院档案室查阅了父亲当年毕业考试成绩单、毕业论文手稿；在父亲工作过的如皋、南通、泗阳、淮阴等地邀请曾与父亲共事的老同志召开座谈会；又发信请居住在京、沪、宁等地的老领导提供书面回忆材料……经过努力，劳飒终于掌握了丰富、准确的史料，为父亲写出了《完美人生》这篇传记式报告文学。
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家教熏陶使劳飒文笔口才俱佳、记忆能力超强、看轻顶戴花翎、追求事业成功、蔑视虚伪谄媚。他最突出的优点有三条：一是大格局，他十分清楚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二是高智商，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不管难度多大，总能做得别人无法复制。三是有气度，他如此才华和性格，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误解、嫉妒甚至是诋毁。面对这些，他是不解释、不理会、不纠缠，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认准要做的事情上。用连续不断、接踵而至的一个个成功，让误解他的人慢慢释怀，让嫉妒他的人渐渐适应，让诋毁他的那些心理阴暗得长满青苔的小人向隅而泣。这是他做人的原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
《五彩石》是劳飒历时三年写成的一部2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201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8017年获得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何为五彩石？劳飒的解释是：我国认识和使用煤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山海经》称煤为涅石，宋代称煤为乌金石，认为煤就是一种能够燃烧的石头。煤矿文艺的生命来源、存在意义、内涵品格都是煤所赋予的，煤一旦融入了艺术元素，就会在乌金主色调上衍生出多彩的绚丽，故而称其为五彩石。
《五彩石》的历史跨度长达60年之久，劳飒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人。徐矿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文艺骨干一听说劳飒要写他们，用群情振奋来形容不过分。1951年首届徐矿文工队成员金中英、李国耀、周志强、房德宏、仇立志、孙忠法、赵士瑾、李丕槐等老同志都七八十岁了，拄着手杖、相互搀扶着来接受采访，把劳飒感动得一个劲拱手作揖；周志强老人还热情地为劳飒给已调外省、外市的徐矿老文艺骨干写信、打电话，请他们给劳飒寄来自己的回忆材料；文革期间的文艺骨干还带着自己当年的剧照来回忆当年的情景；与劳飒交情至深的文艺骨干们干脆“宰”劳飒一顿，酒酣耳热回忆往事，边说边模仿，眉飞色舞、生动有趣。除去采访，劳飒还查阅了上百份有关徐矿文艺活动的档案资料和近六十年的《徐州矿工报》合订本，掌握了的丰富、翔实的素材。在此基础上，《五彩石》写了从1949到2010年六十年间，在解放初期、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中，徐矿职工文艺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职工文艺骨干的生存状态。某种意义上，《五彩石》也是一部徐矿职工文艺发展史。
劳飒写《五彩石》采用了小说的书写手法，将既是采煤工、掘进工、机电工、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护士、教师、记者，又是矿山曲艺家、歌唱家、朗诵家、舞蹈家、指挥家、演奏家、词曲作家、美工师、灯光师、音响师的职工文艺骨干人物形象描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王明章1949参加国庆大游行扭秧歌的兴奋；金中英1951年为迎接苏联专家教矿工跳交际舞的辛苦；姚国树1956年赴京汇演进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快板书的自豪；周珉1957年顶着右派帽子依然忘我创作剧本的豁达；孙友田1958年到南京演出忘词的尴尬；郑金柱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饿得头昏眼花还坚持演出的执着；王广金1970年演出样板戏发生事故的恐慌；蒋忠恒1975年表演《虎口夺煤》的帅气；张学文1980年创作的数来宝《清心酒》获全国大奖的得意；王克田1985年获了一辈子文艺大奖却没能入党的遗憾；李宝成1989年因退休要离开宣传队喝得酩酊大醉的伤感；赵其桂1991年在南京演奏自制的钢钎琴让省长发出的惊叹；刘毅1996年去福州会演背着领导偷吃大闸蟹的调皮；房晓惠2001年在央视演唱的歌声；季绍基2009年为练习男声小合唱咬掉半个门牙的痛苦；李福金2010年率大黄山矿老大妈舞蹈队出国演出的荣耀……等等。文学性、真实性、可读性兼而有之。
正如文学评论家王景陶所说：“捧读劳飒先生的报告文学新作《五彩石》，记不清有多少次情不自禁地笑出声，也记不清有多少次难以抑制地泪流满面。大师们都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能让人大哭三次、大笑三次。但那是指以人物和故事为胜的小说和矛盾冲突尖锐的戏剧，而一部报告文学具有如此的艺术感染力，实为罕见。”评论家赵玉银说：“劳飒常使用白描手法，往往寥寥数笔，即可把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勾勒出來，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劳飒是个“泛需要论者”。他是担任过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报告文学作家，却说自己写作是出于工作需要；他是担任过中国视协企业电视委员会会长、中国企业报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记协副主席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他也说是工作需要；他是曾应邀去北京担任第四届中国煤矿艺术节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的全国煤矿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他也说是工作需要；他是曾获全国演讲比赛一等奖并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讲的全国职工演讲家，他也说是工作需要；至于他是政绩突出的江苏省优秀思想工作者、学术精深的正高级职称研究馆员，他更说是工作需要了。
姑且不去探讨劳飒的“工作需要论”是否成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知他该作何解释：他现已退休了，没有工作再需要他了，可为什么还在写个不停呢？恐怕他只有一种解释：酷爱文学的需要。
五、文学评论家
袁庆南
袁庆南，文学评论家，中国煤矿作协理事、江苏科普作协会员。他外有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风，内有睿智大度、通达节制之品。是一位不卑不亢、以文会友、周而不比的谦谦君子。
袁庆南是江阴人，1941年出生。1958年，袁庆南就读于地处徐州贾汪的江苏矿专大专矿山机电专业。学生期间是校学生会的文娱部长，毕业后留校任教。全校各次文艺晚会总策划、总导演的是他；代表学校参加徐州市普通话朗诵比赛并获奖的是他；全校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的组织统筹及朗诵的是他；为一千多名师生演讲《红岩》故事引起强烈反响的是他；在话剧《年青一代》中扮演萧继业的是他；在校园专栏上绘制《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是他；学校广播站的采访、写稿、编辑、播音直到一般维修“一条龙全活儿”的还是他……作为教师，他教过水力学、流体力学、流体机械、采矿概论、采矿机械等课程，还教过音乐、体育。哪行需要，就干哪行，行行干得出色。
四十多年来，他发表文学、文艺、文史、科普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编纂出版了《环境的奥秘》《火凤凰》《情系军魂》等文学著作6部。他不但本人文学创作很有建树，在培养文学作者队伍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因此他有“文坛伯乐”之美称，深得徐矿作家们的敬重。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他在徐州矿务局宣传处负责全局职工文学创作工作，筹备召开了徐矿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近两百多人参加的徐州矿务局职工文学创作工作会议，初步形成徐矿的职工文学创作队伍。
1979年5月1日，因“文革”停办的《徐州矿工报》复刊，袁庆南出任副刊部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发现和培养了包括后来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的周梅森，成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的赵明奇；后来屡获全煤文学大奖的翟永刚、李其珠、栾晓明、刘欣；后担任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耿家强、刘玉龙；后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的电视导演郑子等一批富有才华的文学作者。他们的处女作大多是经袁庆南之手在《徐州矿工报》副刊上发表的。
为培养徐矿的文学作者，袁庆南真是全身心地付出；作者要出书，他就带着作者去出版社修改稿件；作者来报社送稿改稿来不及返矿，他就带回家吃饭畅谈；作者与单位领导有矛盾，他去协调；作者与家庭有纠纷，他去排解；作者要调动工作，他帮助去联系；作者需分配住房，他去找领导争取，作者需要外出培训，他去联系安排……
当时还在韩桥矿当工人的周梅森，带着厚厚一叠小说原稿去见袁庆南。袁庆南一字不漏地仔细读完，发现年轻的周梅森有很大的创作潜力。便和市文化局李瑞林先生专程赶到韩桥煤矿，白天黑夜地帮助周梅森分析题材，讨论人物，花了十多天硬“看”着周梅森写出并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书记的西凤酒》，使其由此走上文坛。
当时还在庞庄矿当工人的翟永刚，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工作忙业余时间不够用，心里很着急，跑到报社找袁庆南诉说。袁庆南一听，比翟永刚还着急。但他知道仅凭己之力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硬是请局党委副书记李松亭同志出面到矿上去协调，终于改善了翟永刚的创作环境——由矿上出资住进局招待所脱产搞创作。
以文笔辛辣著称的李其珠，在1979年写出短篇小说《他屈服了吗》，描写一位当年面对日本鬼子刺刀都昂头挺胸绝不屈服的老矿工，却因分房问题而被迫向房管科长下跪的故事。当时，有人认为这篇稿子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形象不宜发表，袁庆南力排众议，在总编姜启华的支持下于《徐州矿工报》副刊发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那天的报纸人们争相传阅。
1984年，中国作协与中国煤矿文联联合举办首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评选。作为徐矿文学创作的重要组织者，袁庆南精心推荐了翟永刚的中篇小说《天寒地热》、栾晓明的短篇小说《水往低处流》、黄志和的散文《放芦叶船儿》、田圣德的散文《东山玫瑰红》、刘欣的诗歌《奔流之歌》、张学文的曲艺作品《清心酒》、耿家强的小说《功臣》这7篇作品参加评选。结果满堂红，7篇作品全部获奖！这样骄人的成绩，全国煤矿系统唯独徐矿一家。袁庆南为培养文学作者所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
1995年沙凡在《徐州矿工报》上开设了《每周一星》的栏目，专事报道获得省部级以上文学艺术体育奖项的徐矿职工。沙凡采访徐矿作家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沙总，你最应该写的是文坛伯乐袁庆南老师，他才是徐矿文学界最明亮的一颗星啊。”
就在徐州矿务局文学创作队伍基本形成并日趋成熟之际，袁庆南没有陶醉于人们的感激和赞美，又进入了科普文史创作的新天地，培养出黄志和、丁克明、杜长明、陈卫春、陈正科、王新民、梁琤琛、章强等屡获部、省、市奖项的科普作者和文史作者。先后在副刊上发表了《徐州的经纬度究竟是多少》《把颠倒了的沙岩关系再颠倒过来》《辞海“煤”字释词的失当》《湖西“肃托”案》等一批在全国、省、市文史界引起轰动的独家稿件。
袁庆南本人撰写发表科普文学作品涉及煤矿、环保、科技、自然、生活、健康等多个领域，多次获省部级科普作品奖。他主编的全国第一本煤矿知识小品集《煤海探秘》被评为全国煤炭系统科普图书二等奖。他撰写的《胡恩變与徐郡矿务(1一15)》和《徐州煤矿近代开采起始日考订追记》，准确考证出1882年10月5日为徐州煤矿开采日，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这是他对徐矿的一大贡献。其文史作品观点独到、史料丰实、新闻性强。如，与易中天教授商讨的《茶是从外国传入的吗?》、发表于《南昌晚报》的《音乐指挥棒诞生在中国》、被世界彭氏宗亲会会刊头条转登的《关于弘扬彭祖长寿文化的思考》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袁庆南带领《徐州矿工报》副刊部丛云姣、耿加强、赵玉银三位编辑，尊重煤矿工人的劳动、理解煤矿工人的价值、歌颂煤矿工人的高尚、展示煤矿工人的才华，力求多发精品稿件、独家稿件，使副刊达到全国煤矿报界一流水平，先后被省记协和中煤记协评为先进副刊。
袁庆南与沙凡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徐矿文艺宣传队相识的，当时袁庆南是编导组组长，沙凡是演员。几十年来，两人又在徐州矿工报社、徐矿新闻中心成为同事，关系密切。2008年，沙凡兼任徐矿文学期刊《热流》主编，聘请已正式退休的袁庆南担任《热流》的特约编审。在这期间，袁庆南精编精选、严谨依然；辅导作者、热情依然；不计酬劳、奉献依然；撰写评论、精彩依然。
就在沙凡撰写此文时，袁庆南谦虚地说：“要比起王景陶、赵玉银等文学评论家，我的评论著作要相对少得多。”沙凡说：“你几十年如一日为徐矿培养辅导了那么多业余作者，孜孜不倦地点拨他们、指导他们、鼓励他们，在这过程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准的文学评论，你的文学评论不仅写在纸上，还写在矿山作家的心灵上，你是当之无愧的文学评论家。”
杨刚良是徐矿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得到袁庆南的培养指导。焦化厂在改制过程中发生罢工事件之后，杨刚良感触良多，想以此为题材写成小说，但究竟是现在就写还是等自己退休之后再写，有些犹豫。袁庆南热情地鼓励他抓住机遇直面现实。杨刚良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白乌鸦》，发表之后好评如潮，产生很大的影响。袁庆南为他写出了评论文章：“刚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改制题材小说贴近社会、融入生活、揭露矛盾、针砭时弊，从而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刚良何以能以一腔真情去直面现实的呢？我以为是因为爱！已年近六旬的刚良，周身流淌着有情有义徐州人的血液，丰富的生活阅历，不仅使他体验过农民、工人、职员、干部等各种人的生活，使他爱祖国、爱家乡、爱企业、爱与之一起奋斗的职工。正如印度作家泰戈尔所说，爱能在平凡的事物里发现不平凡。因而刚良的小说具有人文关怀、社会理想，敬畏生命的不平凡呈现。”
徐矿文学评论家王景陶2018年出版文学评论集《探文思艺录》。王景陶凭借自身的影响，完全可以在全国、全省请到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的权威人士为自己的著作赐序。然而，王景陶敬仰袁庆南的人品、学识、修养，感恩袁庆南多年对自己的扶持，佩服袁庆南在徐矿读者作者中的影响。因而真诚邀请袁庆南为自己写序。袁庆南在《探文思艺录》的序言中写道：“景陶之为人诚朴仁善，温和敦厚，儒雅自谦，真君子也。景陶为文自出机杼，辞约旨永，知博理深，乃佳作也。景陶作评，夸而有节，摘瑕中的；景陶作论拆薪破理，精微朗畅。景陶实是腹有诗书，笔生妍花，文学评论自成一家，独显一家风骨，不愧为徐州文苑评论万花中奇葩。”
2008年沙凡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完美人生》，袁庆南为沙凡写了评论文章：“当下，报告文学作品以歌颂企业建设成就、宣传劳模先进事迹为内容的偏多。而沙凡的报告文学作品视角很独特，少有意识形态功利色彩，另辟蹊径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解读矿工精神文化生活之窗，折射出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沙凡的报告文学细节丰富生动，语言清新流暢、机智幽默，尤其写人物是他的强项，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的形象气质、思维定势刻画得准确如是、入木三分，有写谁像谁的赞誉，有较高的文化含量和思想价值，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的报告。”
荀子说：“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几十年来，袁庆南为徐矿的文学、新闻、科普事业确实是做到大仁大义，各项荣誉也随之而至。他不仅担任中国煤矿文学创作研究会委员、煤炭部《当代矿工》编委、徐州市作协理事、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徐州市科普作协副会长、徐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矿台属联谊会会长等20多个社会职务，还被选为徐州市人大代表、徐矿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企业报和徐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2011年10月，袁庆南老师七十大寿。沙凡、王景陶、赵玉银、翟永刚、李其珠、栾晓明、杨刚良、杜长明、余伟、吴亚旭、丛云娇、孟宪玲等徐矿作家在徐州友谊宾馆为他祝寿。大家真诚而恭敬地向袁老师献上一束吐香绽放的鲜花，敬上一杯醇香悠远的美酒，庆贺“文坛伯乐”寿辰。袁庆南十分高兴，举杯畅饮，当场吟诗一首，释放文学情怀、感谢众位文友。
2019年3月18日，徐矿作家们聚会小酌，已年近八十“文坛伯乐”袁庆南居坐首位，谈笑风生、精神矍铄。人们祝愿他健康长寿。
王景陶
王景陶，字菊人，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王景陶1944年7月出生，江苏铜山人，曾是徐州马庄煤矿工人。他40年来坚守本土、寄情本土、服务本土，已为200多位徐州作家撰写五百余篇计百万字的文学评论。他2018年出版的《探文思艺录一王景陶评徐州作家作品选》乃此类作品的精粹集成。此书不仅具有促进徐州文学事业发展的学术价值，还有纪录徐州文学事业发展历程的史料价值。徐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雪春亲自为此书作序。此书现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市、南京市、成都市、苏州市、徐州市的图书馆收藏，其手稿被徐州市档案馆收藏。由此可见王景陶这本著作的影响之大。
王景陶从3岁起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他的外祖父韩范山老先生是位饱学之士、著名书画家、曾任徐州市政协常委。王景陶的名景陶、字菊人都是他给起的-----寓意是期望外孙景仰著名诗人陶渊明，既要像陶翁那样的淡泊宁静，如菊隐逸，又要像陶翁那样文载史册、如菊绽放。王景陶谨尊祖命，他的文学评论系列著作《菊放人品》《菊笑人生》《菊香人雅》的书名均由菊和人组合而成，可见其心。菊花世界绚丽多姿，红色的热情奔放、黄色的雍容华贵、白色的淡妆素裹、绿色的生机盎然，混色的骨格清奇。但王景陶唯独对墨菊情有独钟。墨菊色泽如墨，黑里透红，红中透紫，质朴无华、端庄稳重、醇厚如酒。王景陶看到墨菊的黑色之美就想起了煤炭的乌金之美，就想起自己在采煤工作面上摸爬滚打的艰苦岁月。因此，“墨菊情结”在王景陶文学生涯中打上深深的煤矿印记，成为徐州煤矿文学创作活动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早在1978年，当时才二十岁左右的徐矿作家郑子在贾汪办起了“春笋文学社”，王景陶应邀担任顾问，每月去贾汪为“春笋”们讲辅导课。几十年之后，稚嫩的“春笋”已长成翠绿的竹海。郑子已成长为成果颇丰的中国作协会员、影视导演、中国微电影艺术事业的核心人物。
王景陶知识渊博。他饱读诗书为文学评论打下扎实基础。他外祖父家中有很多《山海经》《世俗新语》《剪灯夜话》《三言两拍》等线装本藏书。在如此家境熏陶下，王景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理念的笃行者。如果一天无书可读，就会六神无主、茶饭不思。现已年逾古稀，无论走哪身边都带一本书，如同烟民出门必带烟。他视书如命，常有“书痴之壮举”：早在上高中时，生活拮据的他“挪用”了3天的生活费，8毛线，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宋词一百首》。为了填补8毛钱的亏空，他三天不吃饭，光喝清水坚持上课，夜间饿极了，就捧起这两本书看。第3天晚上，王景陶依然喝了一肚子开水，去教室上晚自习。发现他课桌上有一位同学省给他吃的一卷烙馍，饿极了的王景陶感动得一边流眼泪一边狼吞虎咽地把烙馍吃了。在农村插队时因家庭成份被骂为地主羔子，境况窘迫，三九寒天还穿着夹衣干活。三户善良的农民，你家凑点棉花他家凑点布，给他做了一件棉袄御寒。他穿着新棉袄去集市买赖以度日的地瓜干，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见王景陶像是知青，偷偷拿一套“禁书”要卖给王景陶，王景陶一见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两眼直放光，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呀！忙问要多少钱？姑娘说只要一块多钱够买一斤棉花能做一件棉衣就行。可王景陶带的钱已经都买了地瓜干，翻遍全身只剩下9分钱。可他实在是太想要这套《中国文学史》了，情急之下对姑娘说：“你卖书不就是要做棉袄吗？给你件现成的。”说着就脱下身上的新棉袄给姑娘穿上，捧着那套《中国文学史》赶紧走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王景陶感慨地说，对他从事文学评论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本是用棉袄换来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本是文革时期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凭借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刻苦的自学精神，他在1984年全省第一批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随之被集团公司从马庄矿调徐州能源工业学校当教师。在三尺讲台上，他的文学才华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评上高级讲师。中国矿大、江苏师大、财经学院、徐州高师等各家高校争着聘他去主讲写作、大学语文、文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秀才不怕衣衫破，就怕肚里没有货，王景陶满腹经纶，课讲得特别棒，张口就是满堂彩。每逢他讲课，教室里满座还要加凳子，来晚的只有“站票”。有一次他讲余光中的《乡愁》，没有就课讲课，而是在黑板上一气写下十多首思乡诗词，有杜甫、艾青、俞平伯、普希金、泰戈尔、流沙河、洛夫的，最后一首是他自己的《裸体的小伙伴》，古今中外、对比分析，学生都听迷了。人们夸他学富五车，他谦虚不失幽默地说：“车是婴儿车。”
王景陶重视阅读。他深知，文学评论首个重要环节就是阅读作品，阅读是获得评论权的最主要依据。只有反复阅读才会透彻理解被评作品的整体结构、人物个性、历史背景、行业特质，才能一语中的。有一次他去成都看望儿子，徐矿作家李其珠将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书稿寄到成都，请王景陶撰写评论。可儿子家里人多不太安静，影响他的阅读写作。他就每天早饭后，乘一个多小时的车，到他儿子的另一处空房去捧卷阅读思考，中午吃一点带来的干粮，很晚才回家，如此连续数日将小说稿读了3遍，写出了近万字的评论。可见他对阅读的重视。
王景陶洞悉作者。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文学评论不仅评作品，更要评作者。王景陶在动笔写评论之前，先了解作者创作动机、心理路程、个性特点、价值取向等，在准确评价作者的基础上评论作品。如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的作者李其珠和长篇小说《大爆临界》作者杨刚良两人年龄相仿，同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同是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的获得者，但王景陶独具慧眼对这两位作家做出不同但精准的评价。他评价李其珠：“其珠颇具文学天赋，少年时便名满家乡，可谓少年自负凌云笔。随着生活的磨难，阅历的加深，思维的成熟，他少了几分狂傲，多了些智慧，但其骨子里的“自负”却是他创作的催化剂，他冷幽默性格也造就了他作品的总体特征。”他评价杨刚良：“为人正直、善良，待人宽厚，有一副侠义心肠，嫉恶如仇却又热情有礼，儒雅的风度下藏着一腔热血。同时他又善于把自己的激情放在理性的模子里浇铸，使自己的作品起于形象归于思想，从而赋予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景陶治学严谨。他在评论中常常会引用一些名人名言，以此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的文化含量。他博闻强记，大脑中名人名言的储存相当丰富。但他治学严谨，每次引用都要先阅读原文理解含义，再根据评论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及上下文的具体语境来选择使用，力求精当准确。他为沙凡的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写评论，想引用郎吉弩斯《论崇高》中关于崇高的五个来源，但王景陶只记得其中的两点。他三次到徐州图书馆查阅都未果。后来他去上海儿子家探亲，心里还惦念此事，又两次去上海图书馆在卷帙浩繁的资料里苦苦查寻，终于查到郎吉弩斯的《论崇高》原作译本，摘录下崇高的五个来源引用到评论文章中去。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行字，但加大了文章的知识含量，拓展了文章的文化视野，增强了文章的审美品位，让读者深层次理解了《五彩石》的主人公们崇高的事业、崇高的精神、崇高的人格。
王景陶文笔漂亮。文学评论不同于思想评论、新闻评论等其他类型的议论文，应有一定的文学色彩。王景的评论文章不但思想深刻、观点准确、逻辑严密，而且文笔瑰丽，隽永优美、绚丽飘逸、清新流畅。他评论王建的散文集《走过最遥远的风景》：“王建更善于化大为小，笼宇宙万物于一心之中，那从天倾泻而下、滔滔不绝的万里黄河水被他轻松地装进一把小小的壶中，而且装得那么彻底、那么利落，那偌大的平遥古城也被他浓缩成一个长寿龟，而恣意挥洒指点。”评论李继玲的散文集《玫瑰往事》：“无论忆人还是恋物，或眷情顾事，她都在絮语漫谈中蝴蝶般展示舞姿，都在浅唱轻吟中伴奏轻妙的小夜曲，都像丹青高手般信笔挥洒变为佳作。”评论高翔的中篇小说《姥娘村纪事》：“让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表现冷暖搭配，有时似瀑布飞泻的巨响、有时似林泉叮咚的琴韵，在荒荒岫云、寥寥长风的苍莽情味后，突显风帘翠幕、烟柳画桥的优美境遇。”相比之下，有的文学评论家的文章用专业术语堆砌而成，貌似很深奥、很学术，其实晦涩难懂，读者看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读王景陶的评论文章则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是一种文学的示范。
王景陶品行仁义。虽然是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但为人低调，甚至有些“夫子”的谨小慎微。是王景陶愚钝吗？绝对不是！文学是人学。那么多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际遇各异的人物命运，他都分析得头头是道、准确到位，说明他是思想深刻、熟稔世事、大格局、高智商的人。可他为什么如此低调平和、甘受清贫、耐得寂寞呢？客观分析，王景陶是解放前出生的人，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生活在他内心深处留下拭抹不去的阴影，小心谨慎、平安度日是他追求的理想状况。再者，他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礼义仁智信是他的行为准则，一切有悖此准则的人和事他虽然看得很清楚，但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抗争也是徒劳，只有以沉默表示不屑。他只求宽厚待人、以文交友，力图在文学的世界里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提升到最高点。因此，人们给他封了个与“大才子”并列的雅号----“大好人”。
2006年春节刚过，王景陶下腹部和腰部疼痛不止，小便不畅。到医院检查，怀疑是前列腺癌，建议立即转院治疗、刻不容缓。就在此时，文友栾晓明打来电话，称其出版小说集《血月》，请他写篇评论，并希望半个月能完稿。现在人们谈癌色变，更不用说自己被医生怀疑患癌，换一般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两腿发软，哪还顾得上别人的事啊！可王景陶为了文友、为了文学，硬撑着去徐矿《热流》编辑部从栾晓明手中取回《血月》，自己被怀疑患癌的事只字未提。回到家中，王景陶不顾家人的万分焦急，没有转院复查，而在家躺在床上用6天时间将《血月》全书看了两遍，因下腹部异常疼痛不能坐，打草稿时就俯在床上写，俯着写累了就仰着脸写，仰着写累了，就闭目思索，想好一段就站到桌边快速记下，这样俯俯仰仰、躺躺站站，想想写写，用5天时间写好一篇8000多字的评论文章《在沉默中爆发的精品》，让老伴儿连夜抄好，第二天如约交到栾晓明手中。交稿的当天下午，王景陶累得几乎虚脱，家人忙把他送到徐州中心医院检查，所幸最后确诊是前列腺增生并突发炎症，腰肌重度劳损，排除了癌症，住院治疗15天。不是癌症万幸万幸。但王景陶却是顶着“疑似癌症患者”的巨大精神压力，忍着强烈的肉体痛完成栾晓明的评论。栾晓明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这事的真实情况。他现在要是能够知道，会感动得从他那狭小的木质住宅里跑出来向王景陶作揖拜谢！
鉴于王景陶为为徐州市、徐矿的文学创作做出的突出贡献，2004年4月20日徐州市文联、作协在天能集团举办了 “王景陶文学创作报告会”，800多人出席了会议。王景陶在会上作了题为《张开理想的双翼 翱翔于文学天际----我的文学创作之路》的精彩报告。专为一位作家召开文学创作报告会，这在徐州文坛前无先例。相隔15年之后，徐州市作协于 2019年6月15日又举办了“王景陶文学评论作品研讨会”。专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举办作品研讨会，这在徐州文坛也前无先例。此次研讨会的有关报道已被新通社新闻、凤凰新闻、百度、搜狐新闻、澎湃、中国黄淮网、今日头条、华人智库、东方新闻等十大网站转载，有4万人点阅，影响遍及海内外。王景陶，值了。
赵玉银
赵玉银是文学评论家，也是散文作家、杂文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他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工作，曾在《徐州矿工报》副刊部担任编辑多年。他已有文学评论集《余音读思》《河边徜徉》、散文杂文集《杂坛漫步》《山麓流连》等4部文学著作出版，可谓天道酬勤。
赵玉银的老师徐新民老先生在《山麓流连》序言中写道：“玉银在中学时代就品学兼优。他在学习语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灵性和潜能，更是卓尔不群。我常常将他的作文在班上宣读展示。私下以为，日后他定会走上文学之路。果然，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玉银的文集，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追求完美的人品和文品。”
赵玉银的杂文充分展示出他洞察世事的观察能力和文笔精妙的写作能力。人们形容他的杂文是用真善美编织了一条长鞭，响亮地抽下去，鞭所到处，让假恶丑暴露无遗，具有剑胆侠气。徐新民老先生也说赵玉银的杂文贬斥了当今社会广大群众深恶痛绝而久治难愈的腐败顽症，表现了一个‘匹夫’、‘俗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赵玉银接触生活面广，阅读经典多，为他的文学评论打下良好的基础。他评文论诗风格朴实、观点准确、分析恰当，在娓娓的叙述中阐释自己的观点，读来让人感到自然、亲切，得到启迪。他除了为国内知名作家、杂文家刘征、邵燕祥、张华、宋志坚、金石、王向东、邹人煜、傅书松、张成珠、孙敦修、邹传礼等人的文集或作品写过评论文章外，更多的是为多位徐矿作家撰写序言、跋、评论，被评者对赵玉银自然存有一份敬慕和感激。
应该说，文学评论是一项又累又难的工作。首先，不管长与短、好与差，总得将所评作品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单篇还好说，要是长篇或文集，那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了。这可谓“累”。其次，要在所评作品中找准评论点，既肯定作品的社会意义、文学价值和精彩段落，还要指出作品需要提升的空间在何处，评论语言必须细细体味、苦心推敲，力求准确地捧出珠玑、筛出瑕疵。这可谓“难”。
事实证明，赵玉银愿受其累、乐解其难。当今文坛上能像赵玉银这样利用业余时间、私人空间撰写评论文章，热心扶持文学作者的人已属稀缺资源。他却谦虚地认为：在比我高的人面前，要视自己为人；在比我低的人面前，要视别人为人。为别人作评也能拓展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修养。正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徐矿作家杨刚良现已是紫金山文学大奖的获得者，很有名气。殊不知，他1985年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小说《说媒》，赵玉银就发表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评小说<说媒>》的评论。无巧不成书。赵玉银在刚良发表小说的同一天的报纸上也发表一篇作品。在浏览自己作品时看到刚良的小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杨刚良是何方神圣，只是觉得小说作者文字感觉不错，是个可造之才，便有感而发写下评论并发表。第一次发表小说就有人写评论，这对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杨刚良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差点乐晕过去。刚良查询得知为他写评论的人叫赵玉银。两人因此而相识并逐渐相知，成为要好的朋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赵玉银的人品，他为文学作者写评论毫无功利之心，纯粹就是为了文学、为了文友。
张成珠先生是造诣精深的著名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大系》，收入近百年来中国著名散文家的代表作，张成珠有4篇辑入其中。《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名人笔下的灵性文字》等辞书和文集都收入张成珠的作品。因此，在赵玉银心目中，张成珠先生是徐州最优秀的散文家，没有之一。因而曾在《杂文报》《杂文界》等期刊上发表评论张成珠作品的《散文的笔调 杂文的风骨》《赋理于形理随形现》等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张成珠的作品)有诗的意境，有散文的情致，有杂文的言理，但三者并不游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成有机整体。作者注意让形象说话，使杂文的深刻道理附丽于生动的形象。让读者在‘物我感应’的神交和‘物我交融’的境界中思而得之，感悟客观事物固有的真谛。”这段精彩的评论作为经典被收进《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张成珠出版的《一览众山小----张成珠随笔选》一书时，将这段点评印在封页上，作为该书的核心推介语。
著名诗人刘征的讽刺诗在我国当代诗坛颇有影响，而刘征的杂文同样在我国杂坛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作为杂文家的刘征，同作为诗人的刘征一样，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讽刺幽默中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赵玉银在陕西社科院的《喜剧世界》杂志发表题为《真诚之心 机敏之智-----刘征杂文的讽刺幽默艺术》一文中评论道：“刘征杂文，形式多样，但他更擅长以寓言入杂文，从他讲的故事中(寓言也是讲故事)，我们既可以看出作家的真诚之心，又可以看出作家的机敏之智，或者说，正是真诚和机敏，才成就了他杂文的讽刺幽默艺术。刘征杂文的讽刺幽默艺术之所以运用得成功，不仅在于他从真实的生活出发，还在于他在使用这种手法时有真诚的态度。讽刺和幽默，不是油滑，不是耍贫嘴、寻开心，更不是为博取一笑，有趣而已。这就要求作者在使用它时，态度要真诚严肃，力戒虚妄浮夸。鲁迅曾指出：“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
赵玉银不仅评论作品是精准到位。评论作者也是生动形象。他评论徐矿作家栾晓明时写道：“晓明给我的直观印象，三大：大块头，大酒量，大烟瘾。个子高且粗壮，走起路来不急不慢，很稳重的样子。衣着不算讲究，但也不邋里邋遢，很寻常。一般情况下，话不稠，甚至可归到沉默寡言者一类去。可一入文友酒场，他可就变了个人似的。烟是一支接着一支，也不管身旁的女士受得了受不了。酒呢，喝到兴头儿上，旷达而不羁的栾晓明，此时现出庐山真面目。小杯已觉不过瘾，于是换成大杯，呼张三，喝李四，举起来，与人一碰，脖子一仰，一滴不剩。话也随之多了起来，评头论足，狂言拉语。有人劝他稍稍节制点儿烟酒，他立马回敬过来：男子汉嘛，不吸烟，不喝酒，活着不如一条狗。真是高了，叫别人说什么好呢？他姑妄言之，大家也只好姑妄听之，于是付之一笑。别看晓明表面上粗粗拉拉，肚子里却藏有锦绣。这恐怕与他几十年不离不弃文学关系极大。”熟悉栾晓明的人看了这段评论都说：“写得真像。”徐矿作家沙凡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他在评论中写道：“沙凡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文艺工作者。他在徐矿工作了40年，年轻时有着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尤其对朗诵、话剧有着较高的造诣，多次主持过省、市级的大型文艺晚会。走上领导岗位从事工会、党务、新闻工作，仍然是徐矿职工文艺事业的参与者、组织者、见证者。他本身就是一块耀眼的五彩石。”
赵玉银有一颗善良的心。善待朋友，乐于助人。那一年，文友杨刚良家中遭到很大的不幸，撕心裂肺的痛苦似乎将他推进万丈深渊。他深夜给非常敬重的赵玉银打电话诉说内心的绝望。赵玉银一句句深情的劝导，像一剂掰开揉碎的良药敷在刚良受伤的心灵上。刚良后撰文描绘当时的情景说：“那无形的电波，仿佛垂于悬崖的一根救命绳索，把我和赵玉银先生连在了一起，我紧紧地抓住绳索的这端，努力不使自己坠入深渊。我感觉到了来自绳子那端赵老师传递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支撑着我，鼓舞着我，我才艰难地走到今天而没有倒下。”
赵玉银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平时走路都是腰板挺直，步履轻快，多年如此，很难看出年龄在他气质上留下的痕迹。他退休之后，被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聘去当班主任辅导员老师，一干就是十五年。大学生们把他当做一位大朋友，情感上有心结找他，课程上有难题找他，生活上有困难找他。他曾为孩子们出了三本散文集，名之曰“青春三部曲”——《青春的脚步》、《青春的旋律》、《青春的思絮》，还曾连续六年每年带出一个“省先进班集体”。近七八年来，他带的中文专业三本的孩子考研率比一本二本的还要高，为学院争了不少光。赵玉银都七十多岁了，学院还是不想放他回去颐养天年。学院很明白，这么优秀的老师上哪儿找去？
结束语
徐矿作家群面对煤海已经彻心呼喊了六十个春秋。他们喊出了徐州矿工在地球深处的伟岸形象；喊出了煤矿企业在搏战市场的劈波斩浪；喊出了壮美宏大的矿山文化；喊出了人民大众价值判断、思维方式、精神需求在改革开放中的深刻变化。在呼喊的过程中，徐矿作家的声音嘶哑过、身心疲惫过、思想困惑过。然而，他们没有动摇喊海的信心，没有稀释喊海的血性，没有降低喊海的分贝。因为，他们听到了呼喊的回声。这回声是文化的自觉、人性的回归；这回声是崇高的放歌、正义的喝彩；这回声是良知的警醒、贪腐的丧钟；这回声是企业的扶持、文坛的厚爱。当徐矿作家走上文学领奖台时，那份自豪不亚于影星走在奥斯卡红毯上。因为作家的人生价值得到彰显。正如尼采所说：“成为你自己。”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煤海在奔腾。本文主人公有的已驾鹤仙去书写天堂之作，有的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已是古稀之年，有的已是花甲之年，但他们的夕阳红闪耀着“自奋蹄”的文学光辉，仍然在观察、仍然在思考、仍然在写作、仍然在面对煤海彻心呼喊。为人民、为社会、为矿山、为矿工而写作，是他们强大的精神支点。这个支点也许不能像阿基米德说的那样能撬起整个地球，但激励他们为文学奋斗一辈子——足够了。
作者简介
沙凡，1953年12月出生，江苏如皋人。研究馆员。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节协会会员。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煤矿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部，报告文学集两部，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煤作协“阳光”文学奖。曾在徐矿集团供职42年。
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