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妇女节，与女性有关的生育话题频登热搜。从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到真金白银奖励三孩生育，再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力为育儿“减负”。如何答好鼓励生育这道“综合题”，让更多人“愿意生、养得起”？还有哪些配套政策亟待落实落细？热议声在会场内外响起。
在“增福利”上加码
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近期多地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工作，为生育福利“加码”。《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达到158天；子女3周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享受10天育儿假。
为政策叫好的同时，不少代表委员也担忧，延长产假会加剧职场性别歧视。谁该为假期“买单”？
“如果女职工的生育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在实际操作上很难落实，反而会造成女性在求职、工作晋升等方面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认为，过长产假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压力和企业负担，必须尽快研究对策来避免生育给女性就业权利带来的伤害。他建议，对招聘育龄女性员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采取减免社保支付、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政府要提高育儿补贴数额，缓解企业压力。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就业歧视，网上也出现“适当延长男性育儿假”“拉近男女产假天数差异”等呼吁。“目前生育的成本全在家庭内部，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实际上还是没有超出家庭。”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琪认为，“即使让男性平分女性的育儿成本，实际上还是家庭在承担育儿成本，同时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企业。”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看来，如果男女双方同时享受长时间带薪产假，可能会导致包括男性在内的“已婚未育”或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的劳动者群体在职场遇冷，最终让生育激励政策适得其反。“所谓的性别歧视只是表象，背后的经济考量才是真问题。”贺云翱说，“产假不能一延了之，更不能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分担成本的主要责任在政府。”
在“降成本”上发力
在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方面，政府工作报告着墨颇多，如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
“入托难、入托贵，养育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照料负担，令很多育龄妇女及其家庭不愿生育二孩、三孩。”走访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水注意到，从2013年“单独两孩”到2016年“全面两孩”，再到2021年的“全面三孩”，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去年的一项调研显示，95%的家庭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需求，其中需求较为强烈的家庭约占84%。
婴幼儿托育需求不断增长与托育机构数量偏少价格较高、普惠型托育机构匮乏之间的供需差怎么补？王水建议，将儿童保健工作与托育服务相结合，可以建立妇幼保健机构与辖区托育机构协作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例如，妇幼保健机构在托育机构派驻儿童保健医生，直接提供婴幼儿保健与健康管理相关服务；定期对托育机构老师和保育员进行保健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开展业务指导尤其是婴幼儿营养、心理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同时，还可推进保育结合，鼓励有条件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托育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浦口区霞光幼儿园园长蒋宇霞分析，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尤其是教育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鼓励生育政策要更精准、有效，降低教育负担应是重要切入点。”
今年，蒋宇霞带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所有适龄儿童都应普遍接受学前教育辅导，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和分辨能力。”她建议，“持续提升学前教育覆盖率，做到全民教育、全民实惠。”
在“促合力”上提升
建立育儿共担机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共识正在形成，但是个人、社会、国家共担还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关注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组数据：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低于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国际警戒线。从生育孩次看，2014年-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约30%上升到2017年的约5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此看出，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较低，年轻育龄夫妇生育头胎的意愿偏低，很多年轻人甚至有‘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的想法。”
围绕生育的方方面面，熊思东带来不少具体建议：对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购买改善性住房提供利息折扣，让生育家庭买得起、住得下；鼓励各地增加财政预算，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坚决维护劳动者生育、照护等带薪休假合法权益等。
在贺云翱看来，鼓励生育是一个需要全社会理解并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啃下教育、住房、医疗等诸多“硬骨头”。“每一项鼓励生育政策，都应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要充分考虑到鼓励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外溢’效应，科学研判、缜密论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统的生育决策是家庭本位，往往是‘无我’的，强调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今几乎一切都从‘我’出发，更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生育观念的形成，不能简单归结于经济、养育成本等因素，而思想观念的改变也不是朝夕之间，需要徐徐用力、久久为功。
许琪认为，外部力量要有所作为来支持家庭，真正缓解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我们要围绕中国育龄妇女的真正需求进行重点调研，而不是仅仅吸纳欧美等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中国育龄妇女在生育养育方面存在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只有差异化地分析、精准施策，才能服务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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