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明，贵州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民意调查项目负责人
2011年8月8日上午，在贵州省纪检监察系统集中开展的领导干部“三访”(接访、走访、回访)活动中，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前排右二)亲自接待来访群众。贵州省纪委供图
2011年8月8日上午，贵州遵义赤水市纪检监察系统“三访”活动首日，前来咨询、反映问题的群众络绎不绝。贵州省纪委供图
贵州省纪委民调项目负责人方晓明：我们进行反腐倡廉民调，就是要向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不是只注重经济发展，同时更加注重反腐倡廉建设和维护老百姓利益
访问一定要严格遵循“20题15分钟”原则、问卷必须尽量口语化、成功访问样本要达到两万多个……2012年5月，全国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在参会的26个省(区、市)纪委中，贵州省纪委在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工作上的做法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代表贵州省纪委参加此次大会的贵州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民意调查项目负责人方晓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同行对贵州的做法表示有些不理解。“可是，我们这样做有我们的道理，经得起推敲与质疑。”
反腐不能只靠主观判断，更不能只靠直觉
中国青年报：贵州省纪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的?你们做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什么?
方晓明：2008年，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的战略部署和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的总体要求，贵州省委常委会第27次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社会民意调查。当时，中纪委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开展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并在几个省选了试点实际推进这项工作。贵州并不是中纪委一开始就选定的试点之一，但是考虑到这项工作是用随机访问的方式进行，用科学、客观的数据准确反映反腐倡廉建设情况非常重要，我们当年就进行了首次调查。2008年，我们第一次调查涉及了1万多个样本，从2009年起，我们所用的样本数达到两万多个。
当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给省里认清当前反腐形势、准确制定反腐倡廉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说“腐败很严重，反腐很重要”这样的话，但是对于腐败到底有多严重、哪些地区和领域的腐败更严重、什么样的反腐败措施才更有效等问题，我们很少给出过冷静、客观、准确的判断。反腐不能只靠主观判断，更不能只靠直觉，我们做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就是想通过定量的手段，对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作一个严谨的判断，使我们纪委在开展反腐工作的时候，更加耳聪目明、更加科学合理。
中国青年报：开始做调查时，不担心最后出来的数据太低吗?
方晓明：2007年我们提出要做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时，一些同志提醒说，1997年左右，省里面做过类似的调查，但由于最后出来的数据比较低，数据不好看、拿不出手，这项工作也就逐渐被搁置了。
在计划做反腐倡廉民意调查之前，我们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仔细推敲，又觉得这并不是个问题。数据比较高，那说明我们近些年来的反腐倡廉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老百姓认可;数据比较低，那说明我们的反腐工作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改进工作，而且老百姓的意见能给我们指明改进方向。所以说，只要调查方法比较科学，不管最后的结果是高是低，谁都很难拿来说事儿。
事实上，在我负责民调这项工作的时间里，我们省和各区市的主要领导，没有任何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因为数据过低、不好看找过我们，让我们对数据进行“按摩”或者不要公布。在我看来，尊重客观数据已经成为贵州党政领导的一个共识。
对于调查来说，测得准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中国青年报：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反腐倡廉民意调查都是用入户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的。贵州为什么会选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编者注)?
方晓明：有更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呢?在到纪委工作之前，我有过在省里经济部门工作的经历，参与过许多大型调查。我知道，一些采取入户填答问卷的大型调查，基本都是基层干部带着调查员去调查，要么调查的是事先选好的对象，要么调查的时候干部一直在场，对受访者产生无形影响。这样一来，调查可能就会失去它应该具备的客观性，结果也会发生偏斜。
有了这样的经历，在准备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时候，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科学、更客观的调查方法。经过了解，我们发现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很多地方都在用CATI做调查，就连总统选举时的选情预测调查也不例外。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用CATI做调查具有速度快、效率高、质量好、灵活性大、过程可控等特点，非常适合用来进行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幸运的是，我们贵州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刚好在前几年就引进了一套CATI调查系统，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后的调查都用CATI做。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这几年贵州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每年都做了两万多样本。按照常理来说，用CATI调查一个省的情况，几千个样本也就够了。贵州为什么要做2万多个样本?
方晓明：许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还有人质疑说，我们之所以会做两万多个样本，可能是因为领导觉得人数多比较好看，就拍脑袋决定了。但事实上，我们做两万多个个样本有严格的依据。
从统计学上讲，用几千个随机抽样样本来说明一个省的宏观情况没有任何问题。现实中，许多省份的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进行反腐倡廉民调的目的上，我们与一些省份存在着一定区别。进行几千人样本的调查只能说明整个省的宏观状况，但是对于省里哪个市州做得最好、哪个市州做得最差，市州中哪个县区做得最好、哪个县区做得最差等问题则不能回答，还不能作为省纪委精准研判省内各地反腐倡廉情况，考核、问责下级机关的依据。为了让民调能与纪委监察机关工作更紧密地结合，成为纪委考核地方党风廉政状况的重要依据，我们就必须保证样本量在各个县区、各个市州都具有代表性。
2008年我们第一次进行调查时，样本量只有1万多个，这是因为当时只考虑到样本量在各个市州具有代表性。当我们后来把样本具有代表性的范围，扩展到县区这一级后，样本量就必须要有两万多个。这并不是拍脑袋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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