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底，受“八项规定”影响，国内演艺市场锐减20%，“去金色大厅”的风气算是来了一次急刹车。在一些国企连年会都取消了的2013年，还有多少人会去金色大厅呢？
“老文委”牵头的“七彩夕阳·走进金色大厅”活动，几乎是2013年底唯一一个见诸报端的赴“金厅”的中国演出活动。演出结束后，活动参加者还享受了一次“欧洲七国游”。 （大连“友谊之声”艺术团 供图）
关于租赁业务我可以这么说，过去十年中国乐团的造访更为频繁。但我认为，中国乐团的主要听众不可能是维也纳本地人。我们并非那些音乐会的主办方。但是一旦正式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我们会按要求发出邀请函。只要有空置的演出大厅，任何古典音乐（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典音乐，如中国传统音乐）演奏者都可以租赁场地。我们不会将场地租借给摇滚、流行音乐活动。
——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总经理 托马斯·安格延
国人在金色大厅到此一游无可非议。指责金厅没有任何意义。金色大厅不是国家机构，它靠租金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中国人愿意到此一游，交租金，照相留念，卡拉OK一把也没有关系。各有所得。但也仅限于自娱自乐。
——吴氏策划总经理 吴嘉童
张美华激动地走上台，四围墙壁金光闪闪，雕刻美轮美奂，她知道观众在鼓掌了，耳朵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尽管那些观众大多和她们一样，也是来表演的老年团。像她过去四个月里排练的那样，张美华开口唱了起来。“我这一生值了。”她心想。
那是2013年11月15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维也纳金色大厅咋成中国人“卡拉OK厅”》后，不到两个月。
作为大连青泥洼桥“友谊之声”艺术团副团长，张美华不知道“卡拉OK”的说法，更不知道自那后，“从金色大厅载誉归来”的中国民间艺术团体数量骤减——“友谊之声”几乎是惟一在媒体上亮相的。在2013年的前九个月里，这个数字是一百三十多个。
事实上和“友谊之声”同台演出的，还有十多个国内的民间艺术团体，以及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侨艺术团。他们受中国老年学会老年文化委员会（以下简称“老文委”）之邀，参加“七彩夕阳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合唱比赛。
自2010年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团体通过民营“文化交流公司”一窝蜂挤入“金色大厅”，惹得文化部门几次紧急叫停，都无济于事。2013年，主流媒体先后发难，上“金色大厅”成了人人喊打的事。
这个建筑叫“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
“有不少人叫它金色大厅，我们不介意。”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总经理托马斯·安格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个俗称“金色大厅”的建筑，德文名叫“Wiener Musikverein”，直译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它既是建筑的名字，也是一个协会的名字。
1863年，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划出地皮，造了协会大楼。楼里有六个大厅。其中最著名的叫“音乐大厅”，由于其金色的装饰风格，也俗称“金色大厅”，容纳座位1800个。其他五个厅分别是：勃拉姆斯厅、木厅、玻璃厅、金属厅和石厅。
金色大厅每年演出800场左右，通常来说，演出排期要提前三年进行。安格延现在考虑的是2016年和2017年的档期布置。
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九个月的演出季里，演出场次最多的是维也纳交响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分别是39场和34场。柏林爱乐乐团、德雷斯顿国立交响乐团等世界顶级乐团也常受邀演出。此外也有不少独奏会，波里尼、考夫曼、阿格里奇、穆特这些大师都来过，李云迪也将在2014年登场。
“金色大厅非常专业，他们的音乐会世界一流。我们之间惟一的区别是，我们做芭蕾和歌剧，他们做音乐会。”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多米尼克·梅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在普通维也纳人眼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地位要略高于“金色大厅”。
“金色大厅就是一个好的音乐场地。”现任中国驻德国文化参赞陈平，就任参赞前是中国文化部西欧处处长，对世界各大演出场所了如指掌，1986年他第一次到奥地利，对维也纳歌剧院久仰大名，但“金色大厅”还很少有中国人听说，“好的团队都去过，并不说明去的团队都好”。
国家歌剧院毗邻金色大厅。1950年代，卡拉扬担任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当年最顶尖的歌者如多明戈，都曾在舞台上一展歌喉。
每年2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要组织奥地利最盛大的舞会，奥地利国家元首、名流齐聚一堂，包括帕里斯·希尔顿、施华洛世奇继承人菲奥娜·施华洛世奇……包厢售价1.7万欧元起。为什么选2月？梅耶笑道：“怕跟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抢啊。”
1939年12月31日，“金色大厅”举办了第一届新年音乐会。此后，新年音乐会每年在跨年夜举行。只有1945年因二战取消。
“金色大厅”和维也纳歌剧院跟欧洲大部分剧院一样，每年9月到次年6月的演出季由剧院官方排档、邀请乐团，艺术水准有保证，门票通过官方渠道出售。非演出季时，剧院员工放假，但“停业不关门”，租赁场地，或进行剧院维修。此时售票“由承租方承担”。
“我们一般7、8月进行建筑维护和租赁。”安格延说，“演出季内，演出计划确定好后，如果有空置大厅，也会考虑租赁。”
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对外租赁的时间，一年仅有15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官办剧院，每年有50万欧政府资助。
“金色大厅”并非国有，也不是市属。“我们必须通过私人渠道获得资金，否则怎么维持这座大楼？”安格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厅”和大部分剧院一样，要自负盈亏。
至于租给谁，安格延有个原则：“任何古典音乐（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典音乐，如中国传统音乐）演奏都可租赁场地。我们不会将场地租借给摇滚、流行音乐活动。”
国家歌剧院的规矩大抵相同。“不过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我们2014年的非演出季就有一个爵士音乐节。”梅耶说。
1998：到维也纳过大年
“金色大厅”在中国人尽皆知是1998年。
那一年，“金色大厅”非演出季的舞台上迎来了第一批中国人。这场“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的幕后推手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
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的董事长吴泽洲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名老师，1980年代去了德国，1991年开始做带欧洲团进中国的“文化生意”。积攒了些人脉，吴泽洲和儿子吴嘉童开始琢磨带中国团“走出去”。
据吴嘉童回忆，1997年夏天，他找到安格延，那时很少有中国团体到维也纳演出，安格延表示十分高兴能迎接中国的民族乐团。他给吴嘉童开的租金是14万奥地利先令，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9万人民币。
吴氏父子把主办“春节民族音乐会”称作“虎年计划”。他们联系了中央民族乐团，通过时任维也纳文化参赞白阳出面联系维也纳市政府。这是中国最大的民乐团第一次去奥地利演出，维也纳市政府承诺负担场地租赁费、所有记者及随团人员住宿接待费。宣传费由英美烟草公司赞助，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费则由奥地利伊林电气公司赞助。
此外，吴氏父子的合作伙伴中国旅行社还带去了个大旅游团，大约有450人。白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欧洲旅行，奥地利想打开中国旅游市场。”
据吴嘉童回忆，奥地利航空公司总经理甚至主动找到中国国航说：“我是最爱中国的外国人，奥地利航空将赞助一半机票，你们国航呢？”于是，国航担负了另一半机票。
“国家没给一分钱。”吴嘉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用“民办官助”四个字来概括1998年的虎年春节民乐会。当时所有演出团体出去，都要文化部审批，民营企业做主办方还没有过先例，最后，文化部领导点头支持。
1997年10月16日，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俞松林和吴泽洲召集了十几个专家和记者开了一场座谈会，商讨去“金色大厅”演出的细节。1998年1月26日，中央民乐团出发前，文化部领导到机场送行，随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40人记者团。
时任《中国文化报》记者赵忱是随行记者团一员，她看到中国人占据了整个维也纳美泉宫酒店：“1998年1月27日晨，美泉宫的自助早餐大厅里，里里外外都是中国人，‘到维也纳过大年’的口号变成现实。”
那是奥地利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中国民乐，非常好奇。演出前，吴氏父子邀请了有“歌剧泰斗”之称的马塞尔·普拉维向现场观众介绍中国民乐乐器，他对比了欧洲观众熟知的乐器，效果很好。此后，88岁的普拉维还持续多次为中国民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做开场介绍，直至去世。
演出确实成功，《人民日报》等媒体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民乐走向金色大厅”成为一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口号，“金色大厅”这四个字，也因为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音乐殿堂”。
从维也纳“凯旋”后，中国民乐团在国内做了“金色回响”汇报巡回演出，一场演出费达20万人民币。此前，团员们连工资都发不齐。
“这很可能是民乐第一次靠门票挣钱。”陈平也参加了1998年那场著名的音乐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客观来说，金色大厅的演出，对这个团的发展有了好处。但几年之后这种效果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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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新年音乐会和春节民乐会
1999年，尝到甜头的吴氏父子决定将版图再扩张，“兔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从维也纳金色大厅一路开到了柏林爱乐大厅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厅。
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主任的赵安负责了那场民乐会的转播。提到此事，吴嘉童就忿忿不平：“我们承担了所有录播费用。没想到赵安把金色大厅的演出转播冠名，背着主办方和演出单位卖给了浙江某企业，但该企业数百万的赞助经费没有一分钱花在乐团以及巡演上！”
2000年，吴氏父子断绝了和央视的合作。
央视随后和吴氏父子抢起了“金色大厅”生意。从此，“金厅”在春节期间有了两场中国民乐演出。“赵安认为这是个赚钱渠道，他通过广电部，邀请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再次登台金色大厅。”吴嘉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和吴氏父子的商演不同，赵安的春节音乐会委托奥地利大使馆协助，请使馆大量赠票给当地政要和“友好人士”。时间隔得太短，演出类型相似，维也纳人不再觉得新鲜，此时开始，买票者寥寥，开始送票。
时任中国驻奥文化参赞孙书柱也叫苦：维也纳的音乐市场是完善的，买票听音乐是体面的事，让大使馆送票，就丢脸了。
吴氏父子的利益受到了沉重打击。“本来可以买票的听众，拿着使馆送票，不会再来买我们的春节民族音乐会了。”吴嘉童登门找当时的驻奥大使卢永华吃饭，请求不要以使馆名义送票。卢永华答道：我也不能只支持你吴氏策划一家呀。
随着电视转播以及媒体的夸张描述，“金色大厅”在国内越炒越神。“金色大厅”总经理安格延也记得2000年是个转折点，“此后越来越多中国团队来到了维也纳”。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国人搞不清，“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和中国人办的春节民乐会的区别。前者在每年元旦，一票难求；后者在2月前后，是档期冷淡易于租赁的时间——外国人不过春节，刚好给中国人用。
“送票越来越频繁，主要是录像拿回国放。播出有广告，卖不卖票无所谓。”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孙书柱也印证了这一点：“不送票就坐不满，坐不满镜头就不好看，就不能称得上巨大成功。”2002年，来到“金色大厅”的中国团队突然扩增到六个，其中有四个是民乐团。
白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么多‘春节中国民乐会’，互相加价，互相贬低。吴嘉童组织了班子宣传、做广告。他卖票，也有相当部分赠票。”
大使馆的维也纳朋友们开始被一股脑儿的中国民乐团砸懵了。孙书柱有个朋友，原本习惯每年买票看“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到后来，完全搞不清到底哪个才是正宗的。
实际上，欧洲人对中国民乐乐器并不是很能接受。当年普拉维向台下奥地利听众讲解时，也提出有些民乐乐器声音很尖，比如中国打击乐器，并不符合欧洲人的欣赏习惯。
吴氏父子彻底赚不到什么好处了。2002年，他们邀请香港中乐团演出，票房收入远远不比往年。坚持几年后，他们再也没法撑下去，自此告别“金色大厅”。“那时，凡是中国人在金厅演出的，都叫中国新年音乐会。”吴嘉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0：紧急通知！不准去
吴氏父子黯然退出时，越来越多中国团蜂拥而至，满载着“巨大成功”的喜悦，“唱响/奏响金色大厅”。
“团体都以为，去完金色大厅就能镀金。其实根本不是。”陈平说。
奥地利华人圈渐渐出现一个说法：“金色大厅”的中国演出，先是奥地利人看，然后是华人华侨看，现在是演出团体自己看自己。
“我认为中国乐团的主要听众不可能是维也纳本地人。”安格延向南方周末记者印证了这个“笑谈”。
文艺团体出国演出，需要国家文化部审批。文化部批准前，需要维也纳市政府出邀请函。
维也纳市长助理玛格丽特·葛利斯勒，是个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维也纳人，中文名郭思乐。1984年，郭思乐在山东大学学语言和汉学，2001年起担任每年一度在央视播出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新年音乐会主持人。
此外，郭思乐对华人在“金色大厅”办演出最大的贡献就是签名。所有的邀请函都是她来发出：维也纳市长欢迎你来演出。
“奥地利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家，邀请是不用负责任的，‘欢迎你’这谁都可以说。”白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人觉得，政府的邀请就不得了，但奥地利根本不是这回事儿。”
南方周末记者从2013年10月就开始联系郭思乐的访问，对方一直以“生病”、“休假”等各种理由拒绝，截至发稿日为止，都没有接受访问。
随着越来越多的演出团体去维也纳，使馆收到不少投诉，他们希望“中国国家文化部能管管”。2010年，文化部下发《制止国内演出团体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出场所“镀金”风的紧急通知》，大体内容是：不赞成各省市用政府资金支持团体进入金色大厅演出。
“紧急通知”效力有限：不用政府资金，使用企业赞助，你批不批？团体自掏腰包，你批不批？——对有钱了的中国人来说，十几二十万元的金色大厅场租费，都是小钱。
在陈平看来，被中国人神化了的还有悉尼歌剧院和卡内基音乐厅：“这两个地方跟金色大厅差不多性质。好多团误以为进了这些地方，自己的音乐就上了一个档次，这是完全扯淡的，特别是民乐。”
2013：一人两万，明码标价
2010年后，一线城市专业团体对“金色大厅”已经腻味了，前往演出的主力，变成了二三线城市专业团体、业余老年团和小学初中生团。
这时金色大厅场租已变成2.3万欧元，加之各种劳务费、技术费、器材费，租一次总共花费约4万欧。但相比国内一些剧院，并未高出太多。“金色大厅”成了桩明码标价的生意。
“80%以上到金色大厅演出的活动，都是中国合唱协会做的。”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合唱协会隶属文化部社团办公室，检索2013年民间团体奔赴“金色大厅”新闻，大半和中国合唱协会有关：1月，“盛世华章·2013维也纳金色大厅迎新春合唱音乐会”；5月，“2013年中国合唱团体欧洲展演”；7月到8月，“中国音乐文化节”……
“中国合唱协会从来都是支持单位，从来不是主办方。”中国合唱协会秘书长智颖文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一般是国外的音乐协会找到我们，请我们帮他们联系国内有出国演出需求的合唱团。我们也为这些中国合唱团提供艺术、技术指导，但从来都是义务、公益性质的。”
这些中国合唱协会支持的活动，事实上都由商业机构操持——尽管有时活动信息也会被发布在协会官网。在这些活动的邀请函上，除了合唱协会，常见的支持机构还有：中国驻奥大使馆、联合国维也纳总部……
“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些活动。”现任中国驻奥文化参赞李克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活动邀请函一般都会明码标价。前文提到的“中国合唱协会、中国驻奥大使馆”协办的“盛世华章”活动，报价是2.29万人民币/人，并且像促销一样注明“满20人减1人”。2012年“唱响五洲·金色大厅元宵夜”，标价2.39万人民币/人，“含国际往返机票、8天7晚、星级酒店食宿……”。这样的行程，在国内旅行社报价里，一般不超过1.2万元，“豪华团”也不过1.5万元。
张美华和她的大连“友谊之声”艺术团收到邀请函是在2013年7月。邀请函上的行程是欧洲7国13日，“1.89万元/人（不含签证费900元，境外小费800元）”，共计2.06万元。
费用太高，张美华犹豫，可“金色大厅”四个大字又像一种召唤——作为声乐爱好者，“金色大厅”一直是张美华的心中圣地。
张美华从没接触过“老文委”，不放心，亲自跑北京“摸底”。去前她从街道办一路打招呼到区民政局、文化局乃至大连市文化局，生怕出岔子。
80人的“友谊之声”，最后27人报名去了维也纳，费用自付，青泥洼桥街道办为奖励她们，每人赠送了200元慰问金。
“国家强调节俭，街道办也没多少钱，我们主要看重精神鼓励。”“友谊之声”女高音部部长王静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我们来说，报名旅游团，费用可能更高，玩得还可能不好，也满足不了我们上金色大厅的愿望。”
欧洲七国13日游，在旅行团报价最多不到1.6万元/人，而“老文委”组织的演出团费用为2.06万元/人。除开每场4万欧的场租，按保守数字——组织400人前去演出，这中间至少存在150万人民币的差价。
接到“北京召唤”的还有无锡新区太湖花园第二社区的老年笛子团。他们的邀请来自“迈斯特国际”。
“太二社区”党委书记桑梅有着无锡人特有的精明，算得一手好账。不惊动街道不惊动区政府，拉来了商业资助10万，加上平时的社区基金，一共调来了17万人民币。
迈斯特报价单人2.5万人民币，17个老阿姨老阿公们每人拿出1.5万，桑梅给每个人贴补了1万，凑够了钱数就着手排练上金色大厅。为此，笛子团马团长对桑梅千恩万谢。
老人们非常努力，叫来了专业训练老师每天排练4小时。有个团员的老伴儿住院了，从医院到排练厅，老人两地跑。
大连的“友谊之声”则从报名那天起，就按照金色大厅和“老文委”对演出“民族性”的要求，特意挑了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和意大利民歌《美丽的村庄》，根据27个人和声的特点，重排成女声合唱。原本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的排练时间，也在那四个月间加长了一倍。
2013：金厅行年底急刹车
无锡社区的笛子团为“金色大厅”演出订制了新的演出服：大红色烫金，很喜气。大连“友谊之声”27个团员则穿着此前参加东三省合唱比赛时置备的紫色大衣，拎着颜色统一的箱子，戴着一样的头饰，到了维也纳。半路上，被这阵势惊呆了的外国友人问：“你们是哪家航空公司的？”
在“金色大厅”一共活动半天，下午彩排，晚上演出。同行十几个团的几百号人充当观众，座席就坐了七七八八，也有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场下场面总是乱糟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家在台上放声歌唱另一家就得起身离座去后台准备了。
“金色大厅没电视上看起来那么大，也没那么亮，顶上的灯都是关着的。”无锡社区笛子团的马团长说。他们在台上吹了首《无锡景》，典型的江南小曲。北京来的摄影老年团帮着给他们偷偷摸摸录像——“金色大厅不让拍照呢”。
演出结束后的余热未消。无锡来的老人们又被安排去海顿故乡、一个名叫格罗斯霍夫兰的小镇交流、联欢。穿着红衣服，吃着牛排，“都是小镇招待的”，喝红酒，搂着小镇上的老人们一起跳舞。然后去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下面吹笛子，“吹得外国人都来看了”。
大连“友谊之声”也差不多，第七天在瑞士小镇的街道上，有团员忽然小声唱起歌来，其他人被感染，也像平时排练一样加入进来，于是27个穿着紫色大衣的“阿姨”，就这么在瑞士街头拉风地走动、歌唱。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了法国凡尔赛宫门口。老外们显然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式快闪”，不少人“嚓嚓”拍照。
和张美华的心情一样，金色大厅的回忆是马团长“一辈子的财富”，是“拿钱换也换不来的”。
这是一场双方看起来都心满意足的买卖。“友谊之声”回国，列车驶入大连火车站那刻，还没等“27朵金花”下车，区领导、街道办领导、《大连日报》的记者就把大把的鲜花捧了上来。张美华开始连轴转地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大连法制报》……大连电视台新闻频道还对张美华做了大半天跟拍。
无锡笛子团回国后，《江南晚报》、无锡市宣传部网站都做了报道，对桑梅来说，算是记一功。她觉得迈斯特国际“根本赚不到钱”，“别人欧洲五国游都要拿那么多钱呢”。
迈斯特国际董事长王健声称自己做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从未谋取过暴利。王健在1990年代就开始做国内外音乐演出交流活动，他的妻子是一名小提琴演奏者。
偶然的机缘，王健认识了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艺术总监杰拉尔德·维尔特，做了一系列活动，把维也纳演出团带到国内，把中国团带出去，大部分针对非专业社区团、群众团。
王健觉得自己跟那些“只在金色大厅做一场就回去”的机构不同，“迈斯特的活动，团队在奥地利当地一般要住4-5夜。奥地利人喜欢我们，觉得既然你们来到奥地利，就要更多了解奥地利，而不是为了名利，为了金色大厅，为了业绩，做完一天就走。剩余全是10天8国游……”
“精英的、专业的文化活动当然要做，但老百姓的、民间的文化交流也要做。”王健觉得委屈，但他也同时承认，在自己的“群众文化活动”里，旅游是一个基础。“到欧洲来，肯定要牵扯到吃住行，就像我带队去北京，也要去故宫(微博)长城看看不是？”
在2010年文化部紧急通知出台前，《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官办媒体已经开始发文批判“镀金”现象。文章把金色大厅说得一钱不值，小标题称“给钱就能演”。但这没什么作用。
2013年国庆期间，北京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音乐厅举办音乐会，文化参赞李克辛观看以后十分感慨：“这才是真正有水平的演出。”他对媒体称：2013年从1月份到9月份来到金厅的国内文化团体已经有130多个。
这句话再次引发媒体界对金色大厅、地方团队的批判。
在王健看来，金色大厅的确从1990年代一步步被炒起来，但现在大家“抹黑”金色大厅，也太矫枉过正了。
“中国人愿意到此一游，交租金，照相留念，卡拉OK一把也没关系。各有所得。但也仅限于自娱自乐。”吴嘉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不觉得金色大厅出租场地，中国再租下场地演出，这有什么不可以。
15年过去了，吴氏父子还在做中欧之间的演出策划和公关活动。跟着吴氏走出去的中国团大部分是民乐和传统戏曲类。跟着吴氏走进来的欧洲团大多是管弦乐团交响乐团。2014年，他们拉上了浙江民乐团，仍在欧洲巡回老字号——“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在奥地利演出的场地，包括维也纳音乐厅、林茨布鲁克纳音乐厅，就是没有金色大厅。
中国合唱协会从没受过媒体批评的影响。“我们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角度出发，群众有去金色大厅一展歌喉的需求，我们支持有什么错呢？”中国合唱协会秘书长智颖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3年底，受“八项规定”影响，国内演艺市场锐减20%，“去金色大厅”的风气算是来了一次急刹车。在一些国企连年会都取消了的2013年，还有多少人会去金色大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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