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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英赶美但等闲”?

记得高中时,曾听过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讲座,这位学者谈及“大跃进”时,引用了自己当年写的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诗进行自我反省,提醒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狂热病。如今虽时隔20多年,却还能清晰记得,其中有“超英赶美但等闲”的句子。

光阴荏苒,如今仅就GDP总量排名而言,中国早已实现“超英”,并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距离“赶美”,貌似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实际上,这“一步”的距离并不近:按照GDP总值计算,2011年,也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次年,美国年GDP总量为15.533万亿美元,中国仅7.321万亿美元,不到美国一半。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通过计算认为,中国最早也要到2019或2020年,才能在GDP总量这项关键数据上真正实现“赶美”。

然而就在五一“小长假”前夕,中国居然“被赶美”了——确切地说,是被宣布今年内将实现“赶美”。一言甫出,举世皆惊。

作如此振聋发聩宣布的,是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该计划采用“购买力平价”(PPA)而非美元等实际货币,作为比较各国间经济总量的参数。按照编制者的理论,PPA较受汇率影响的真实货币,更能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

4月30日的ICP报告,给出的是2011年的结果,而此前一次公布ICP报告是2005年。按照这一参数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43%,2011年是87%,IMF认为2011-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4%,美国为7.6%,照此计算,到今年底中国“赶美”有望。

按照PPA计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非日本,而是印度:2005年其经济规模尚只有美国的19%,2011年则提升至37%。不仅如此俄罗斯、巴西、印尼、墨西哥都成为全球经济的TOP12,英国、日本则排名渐行渐远,发达国家中,德国排名略升,意大利则原封不动。

对于PPA计算法,许多专家不以为然,如世界经济论坛(WEF)经济学家蒂埃里.盖格就认为,草率地采取PPA比较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并借此给出排名并不准确,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其“不靠谱”程度——最新ICP报告中“被世界第三”的印度,国内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人口比例高达30%。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报》财经专栏作家罗伊科.塔塞更指出,他所认识的一位世行官员私下承认,PPA计算法的误差“可能高达正负15%”。

法国《新观察家报》副刊《八十九街》联合创始人之一帕斯卡尔.里舍和英国《金融时报》均认为,PPA标准计算出的“世界经济第一”水分的确很大,新兴国家理应更重视“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GDP或PPA的总量计算,HDI综合参考了卫生、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可更精确地衡量每个经济体内的民众生活质量。在HDI排名上,中国离“超英赶美”差距甚大:美国2012年HDI指数0.937,同比上升0.003,排名世界第三,英国0.875,同比上升0.001,排名世界第27,这项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报告中,列入第一组“极高组”的才算发达国家,该组排名最低的克罗地亚为0.805,列入该组、即可算发达经济体的共47个,其中亚洲仅日本(第10)、韩国(12)、香港(13)、新加坡(18)、文莱(30)五个,中国仅0.699,同比上升0.010,列世界第102位,位居第三组“中等”,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金融时报》社论认为,仅评估HDI指数也并不科学,还应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军事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排名显然比HDI靠前得多,但离“赶美”同样有很大差距。而里舍则认为,总量的堆砌——不论GDP或ICP——都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比如,倘所有非洲国家统一成一个经济体,其GDP总量也会相当可观,可谁能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就是富强的?一个国家在GDP总量上名列前茅是不够的,因为它还需面对各种社会问题,GDP总量的提升,未必意味着社会发展和公平问题迎刃而解。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被超英赶美”、或广泛地说“被发达”,会引发新兴国家不同的反应。

一些专家,如法国CEPII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基恩等认为,某些雄心勃勃的新兴国家,会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排名和所占全球经济比重增加,他们会迫不及待地认可、并敦促国际社会也认可这种计算结果和排名变化,并以此为由,要求自己在国际组织中更大的发言权,这可能可能导致改革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联合国呼声更加高涨。

但也有不少专家指出,“被发达”未必是中国所愿。《金融时报》甚至援引“知情人士”话称,中国可能不愿“被第一”,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影响ICP报告的结论,惟恐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更担心“被第一”后,就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额外国际责任,如国际安全、环保、援助等等。

不少论者指出,这种“怕第一”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其实是许多新兴国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的共同心态,如同样被ICP报告“超英”了的巴西,许多人就自嘲“还以为看见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排名”。事实上,同样不适应、不愿面对的,还有许多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一面因自己人均GDP排名在列支敦士登之类小国后不满,另一方面却以人均GDP排名靠后,贬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其实质,是眷恋手中持有、只能反映旧时代经济比重的IMF、世行等国际组织中发言权。当然,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实际上从1872年起就是世界经济第一了,但英国直到二战后才心甘情愿“脱袍让位”。

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被第一”?

首先必须认识到,“超英赶美”的确并非仅仅总量超越就算真正超越,PPA或GDP计算法本身存在许多失真因素和人为影响,且按GDP人均排名,中国仅列第99,较美国的第12相去甚远,尽管一些国际学者(如罗伊科.塔塞)认为,以“人均”贬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看似符合逻辑,实则“大错特错”,理由是中国发达地区人口仅4-5亿,基本分布在沿海,这片区域产生了中国财富总量的70%,和出口产品总量的80%,“即便平均,也该由财富实际创造者而非所有人来平均”。但即便此说有一定道理,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多达8-9亿国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或按塔塞本人的说法“未加入主要财富创造者行列”本身,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发展问题、隐患。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除了少数“唱衰论”顽固支持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一点,即中国经济规模“赶美”本身,并没有多少悬念,要说有,这个悬念不过是何时真正实现超越的问题,不仅中国,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轨迹上相继“超英”、将“旧世界”甩在身后,也是大势所趋,ICP报告中许多结论都大有商榷余地,但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自统计以来首次跌破50%大关本身,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无视这一趋势的客观存在,并不能就此推卸相应的国际义务、责任,相反,对新兴国家争取和自身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潜力相称的,对全球经济、金融重大话题话语权、表决权,是不利的。

正确的态度,应是一方面客观对待包括ICP报告在内,那些让本国“江湖地位陡升”的数字排列组合,清醒认识到,任何数据都有其局限性,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尚有许多落后点、盲点,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并非在总量数据上实现赶超,便真的成为“发达社会”,另一方面,也应正确对待国际间对自身观感的改变,正确对待外界以“富国”、“大国”标准,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毕竟,有些事的发生和改变,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你想回避、推脱,就能回避、推脱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按照ICP报告的说法,也很难支持世行和IMF“全球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世界已变得更加平等”之说: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经济总量所占全球比重仍近50%,而人口仅占全球人口17%;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仍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在ICP报告中,欧盟占全球财富总量18.6%,美国17.1%,中国14.9%,三者相加超过50%。如将欧盟视作单一经济体,全球拥有财富总量比例超过1%的经济体共16个(除欧盟、美国、中国外还有印度6.4%,日本4.8%,俄罗斯3.5%,巴西3.1%,印尼2.3%,墨西哥2.1%,韩国1.6%,加拿大1.6%,沙特1.5%,土耳其1.5%,伊朗1.4%,澳大利亚1.1%,台湾1.0%),上述16个经济体以外各国所占财富总量比例,则只有17%,这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不平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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