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日报记者 胡明慧 通讯员 尚庆迎 魏朝星
上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在铜山区农工办主任科员邵忠诚看来，这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会是未来引导农业发展的“新势力”。
“国家鼓励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实在铜山有不少对应的样板，比如说，大彭镇的水产养殖合作社，比如说石楼村的股田制，再比如说，棠张镇的胜芳家庭农场……这几年，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确实起到了带领农民致富的作用。”邵忠诚说。
怎么干能致富？且看铜山区的率先实践。
从营销协会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改变的不仅是名称
据粗略统计，目前铜山全区约有4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经历了两次改名，而这两次改名也大体勾勒出了农产品合作社一路发展、完善的清晰脉胳。
2003年前后，在像黄集运城这样的蔬菜生产区，一些农民自发组织了一个叫“农产品营销协会”的民间组织。这样的协会里，除了会员，一般有五六个经纪人，负责跑销售。由于有了经纪人，农民卖菜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久而久之，问题也一步步凸显——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协会里的经纪人无序竞争，甚至相互压价，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2008年，为了改变无序竞争的状况，“农产品营销协会”变身“农产品合作理事会”。理事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并按区域或者蔬菜品种划分经纪人的“责任区”。这样一来，相互压价的事儿没有了，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却又出现了。
能力强的经纪人，把自己责任区的农产品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而一些能力弱，责任心又不强的经纪人，不仅没法带领村民致富，而且一个错误的决策就能让辛苦一年的农民一夜回到“解放前”。
改革原本就是一个“出现问题—调整—再出现问题—再调整”的不断优化的过程。针对新问题，2014年，农产品合作理事会再度升级版本，新版本的名称叫“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要到乡镇备案，而且还要在工商部门注册。合作社内的重大决策全部需经社员表决通过，出现重大失误，法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再硬性“划片”、村民自主自愿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法人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系列举措，让新改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身循环完成了对痼疾的“排毒治病”——运转不善的自动消亡，经营红火的逐渐壮大。
大彭镇的松林水产养殖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茁壮成长”的生动事例。2009年刚成立时，社员只有本村的5户村民。如今，合作社社员不仅覆盖大彭镇渔业养殖户，而且辐射汉王、刘集、拾屯等周边乡镇，社员总人数达149户。
加入合作社的社员统一从厂方采购饲料，比从中间商手里拿货每吨可节省三四百元；防治疫病的药物从制药厂购入，每箱可节省50-100元。合作社还通过申请专项扶持资金购买了专业的鲜活水产品运输车辆，由专人负责统一运输及销售，切实增加了合作社内养殖户的收入。
从靠地吃饭到股田制，扩大的不仅是规模
所谓股田制，简而言之就是用土地入股集体经济组织。铜山区股田制改革始于2013年，这一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探索适应农村实际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江苏是全国的试点省，铜山棠张的跃进村、郑集的石楼村、柳新的马楼村是江苏省的试点村。
“股田制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中利用土地，打破了户界，彻底改变了一家一户零散种植模式，提高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跃进村村委会主任马杰说，通过“集散成块”，跃进村节约土地约200亩，通过全面机械化操作，节省劳动力2300人。节省的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还可以获得收益。而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种植也降低了劳动成本，每亩可节约农资投入250元。
秦吉明是郑集镇石楼村田庄组敢于“吃螃蟹”的第一批入股农户，他跟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原先一家人都绑在这一亩多地上，去掉种子、农药这些钱，一年到头也赚不到2000块。”
“去年夏秋两季我这一亩多地兑付了1900多元，再加上家属平常再打个零工，收入比原来不知道强多少。”有“股田制”托底，石楼村更多的村民和秦吉明一样选择了放开手脚闯天地。“股田制”在石楼村推行将近四年，村里的创业能手越来越多，养猪、养鸭、做生意……一个个干得风生水起。
“股田制不仅可以扩大土地规模，节约成本，最主要的是还有利于新技术的大规模利用。农资补贴、水利补贴的资金也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效应。”铜山区农工办副主任杨茂龙说。
这一点，在石楼村委会会计杜斌的账本上有更直观的表现：2016年村里的2000亩“股田”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改善了品种和质量，提高了单产，每亩平均增产10%—15%；而且耕地农业机械运营成本减少一半，作业时间也比原来减少3-5天；机械化减少了劳动力成本，节省劳动力1600人；农资团购，省去流通环节，可节省成本10%—20%；夏季小麦亩产纯收益120元，纯收益率28％，秋季水稻亩产纯收益152元，纯收益率25％。
“现在，铜山区试点股田制的乡镇已由3个增加到了10个，农民的增收效果日益凸显，他们入股股田制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从‘要我改革’到‘我要改革’，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杨茂龙说。
从个人耕作到家庭农场，富的不只是一个个小家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当年3月，敢为人先的铜山区，首批4个家庭农场取得了个体工商登记营业执照。
“首批获证的4个家庭农场分别是柳新镇的春庭农场、昌信家庭农场，三堡镇的海湖家庭农场以及大彭镇的誉苍家庭农场。”杨茂龙说，经过4年的培育发展，如今铜山区的家庭农场数量已达800多个，且仍处上升态势，“今年一季度，新增的家庭农场数量就达几十家之多”。
家庭农场为啥在铜山起步早、发展快，还备受农民的欢迎？“你想想看呀，以前个人承包土地，顶多十亩八亩。成立家庭农场后，伴随土地的流转，承包的土地少则百亩，多则三百亩，生产规模上去了，增收的效果自然展现出来了。”杨茂龙说。
种植类、养殖类、水产类、种养结合类是铜山家庭农场的4种主要形态。“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智能’家庭农场主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创建一批示范家庭农场和绿色家庭农场。”杨茂龙说，这也被写进了今年铜山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方案。
几天前，“转场”农业、初履新职的杨茂龙抽空去几家家庭农场转了一圈儿后，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感触：“……几天的见闻，让我确信眼下的农村正在酝酿一场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
而这场在他看来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无疑正带领广大农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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