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全职女性 摄影 刘浚
30岁之前，全职太太从来没有出现在万丹的人生选项里。但30岁生日那天，她决定辞职，换个活法。
结婚三年，万丹和先生聚少离多。她做咨询，出差是家常便饭，先生在投行工作，出差加班也是常态。工作日两人要是能一起吃顿晚饭简直可以开香槟。有一次万丹在内蒙古差，电话里跟先生说我们已经42天没见面了。先生告诉她，其实她从东莞回来去内蒙之前那晚见过。那天他加班到凌晨两点到家，亲了她一口就在沙发睡了，睡到11点、拎上没拆箱的行李直接赶赴下一趟差的万丹，压根儿没见到早高峰前就开车回公司的先生。两人就这么错过了。
那年，一个巨大的项目在万丹生日前两天正好结束，她计算了一下，认为自己起码能拥有一周比较轻松的时光。想到和先生已经很久没有过舒适的日常生活了——属于年轻夫妇的那种亲密而有乐趣相处，万丹要求他们必须过一个像样的生日加周末：烛光晚餐，温泉酒店，去顺义骑一次马，最不济也要一起打场羽毛球，再看一部电影。
生日那天，先生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一早就在公司楼下等万丹。结果晚上6点半他在星巴克吃了个面包，9点去了趟茶餐厅，12点愤怒地找朋友吃了顿夜宵，万丹还是没有下班。从天而降的大老板以及“突然制造出来的一堆活儿”让整个team的人忙到凌晨两点半。凌晨1点加班加得想吐的万丹跑到洗手间给男人打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酒店我已经取消了”就挂了。
“我们婚姻状态必须得调整。”万丹和先生达成了共识。这两个都曾留学北美的人拿出一张纸，各自写下对对方和婚姻的期待，试着像电影里那样条理清晰地解决问题。他们发现，更温柔的伴侣、更多的陪伴、更温馨的家，是两张纸上共同的答案，而更多的财富则不在最紧迫的需求之列。
“必须有一个人为家庭付出更多。”先生的收入约是万丹的两倍，要改变的只能是她。最初她想过换一个轻松的职业，比如去国企，甚至考个公务员，但两人又觉得为了几千块钱的薪水让万丹每天在通勤上疲惫地折腾两小时挺不值得。“不如你做全职太太吧。”先生兴奋地说，并俗套地来了一句：“我养你。”
一个月后万丹脱离职场苦海。作为从小到大在任何阶段都表现优秀的好学生，她立即投入到全职太太这个新的学习中去了。
“学做一名妻子”
其实，万丹的婚前婚后状态变化并不大，他们恋爱时就住在一起，婚后则是急速加剧的忙碌，寻常家庭最头疼的家务麻烦或者家庭关系的纠纷，对他们而言几乎不存在，两人的唯一渴望只在于增加相处时间。
而现在，万丹才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刚刚开始学做一名妻子。每天晚上她会为先生准备好第二天搭配西装的衬衫和领带，早餐的花样轮流变换：鲜榨果汁配蛋糕、牛奶搭面包煎蛋、白粥紫薯油条。她可以煲任何一种汤，烤任意一种糕点，花大半个下午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成了平常事，然后等待加班被无限延长的老公回家。
万丹一直没有让父母知道她辞职的事情，她能设想他们的震怒。“他们会觉得我们投资了这么多让你受那么好的教育，你居然不珍惜地去做了个家庭主妇。”公婆也不知道，“大概是先生怕他们觉得儿子压力太大，担心太多”。她过去的朋友、曾经要好的同事都还在职场忙碌着，她并不想和他们分享如今新身份带给她的感受。大众对全职太太的刻板印象是闲得慌、购物、刷老公的卡、一天里花半天做美容。“你去跟人吐槽说你也很累、很迷茫，人家会觉得你得了便宜还卖乖。”
全职后万丹参加了一次之前常年缺席的本科同学聚会，她并非班上唯一一个全职太太，这令她略感踏实。同宿舍的八个女生如今有三个全职在家，一个嫁到德国后就完全没有了工作的打算，另一个是生孩子后辞职的。去年，一项题为《多少职业女性想当“全职太太”》的调查问卷，吸引了超过20000名女性参与，超过1/3的被调查女性有过或长或短的“全职太太”经历。万丹宿舍八位同学中有三个做全职太太的比例，也同这个调查结果多少有点吻合。
在这个调查中，为何选择做“全职太太”，有22.09%的女性表示“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21.32%的人为了“生育小孩”，15.10%的人出于 “工作压力大”。不过，和万丹同龄的职场女性里，出于第二个原因，也即“为了孩子”而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情况最为普遍。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白领收入的增长还赶不上一个全日制保姆的人工，5000元的月开销对于大部分工薪乃至中产家庭都不算轻松，万丹的室友——她之前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就是在计算过收支比后决定全职的。当然，让老人来帮忙带孩子也是一个选项，但那会带来更多麻烦：生活方式的隔阂，教育理念的差异，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你明白的。”室友说，万丹点了点头。
“没想到居然是我俩当了家庭主妇。”说来有趣，万丹和这位室友当年并不算亲密，或许正因为她们是寝室里最上进要强的两个女生。她们如今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意味。“和别人介绍自己是全职太太，不熟的人会羡慕，说你嫁得好，熟的同学大多会惊讶，会惋惜。而你的日子过得到底是好是坏，除了老公没人在意，说不定其实他也不在意。”
失落与焦虑的折磨
全职一年后，万丹的焦虑感达到了顶峰。作为一名高知女性，她当然知道不能以黄脸婆之姿度日——每天的最大事情变成梳妆打扮等老公下班。万丹报过花艺班，考过咖啡师执照，两天做一次瑜伽，还养了一只狗，每天两趟的遛狗要花去她两个小时。但她还是觉得孤独，有时她宁愿走路20分钟去一个菜场而非小区旁边的超市买菜，因为可以讨价还价，跟人说话。这种孤独和她在加拿大留学时冰天雪地里一个人写论文的孤独不同，“那时你年轻，有梦想。那时你不会想到你32岁的时候在给一个男人洗衣做饭。”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苦涩的表情，而这决不是她辞职时期待过的样子。
“以前疯狂出差的时候，感觉一年年都过得很快。现在闲下来，简直觉得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万丹明白，是因为没有盼头——曾经多一天假期、多一场懒觉、一个项目的结束都让她满足，而今她不知道盼望什么。先生加薪了，他们换了一次车，他们在婚前就商量好不要孩子，需要操心的事没有增加。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先生休了一次年假，他们一起去了趟马尔代夫，但他都懒得给她拍照，只想睡觉。对于她花样翻新的菜式他也不再那么频繁地夸奖了。万丹觉得，自己“为婚姻所做的所有牺牲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
万丹的室友觉得，既然不是谁都能当职场女强人，全职太太也并非哪个女人都能胜任。“而我们都天生不是这块材料。”她对万丹说。她准备等把儿子送进幼儿园就开始找工作，宁愿辛苦也不想继续闲着，但万丹没有她这么笃定。虽然在人生之前的30年，万丹也这么相信：感觉到自己重要、被需要以及一份丰厚收入的肯定是她活着有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全职两年的生活——虽然也包括了种种不甘，令她意识到或许她也并非生来如此。她已经爱上了用松弛的节奏过日子，井井有条地料理一个家，但一个全职太太的意义仅在于此吗?
在超市，在健身房，在咖啡店，万丹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和自己一样，带着孩子或独自一人，在本应埋头于写字楼的工作时段在外流连。能看出有的人自在，有的人沮丧，有的人和她一样——焦虑。
她试图把全职太太理解为另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有高潮也有低潮，有瓶颈期也有突破。”但她的突破在哪里?难道只能是生一个孩子?万丹看了两遍 《绝望主妇》，那群住在美景镇紫藤街的主妇们不管碰到多少麻烦，“起码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是坦然自若的。”是只有她一个人感到茫然吗?还是因为在中国——整个社会环境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全职太太这个群体?
“我妈那一辈人，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从小被灌输的都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很少有女人会主动放弃在社会里的立足点。到了我这代，整个教育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做一名好主妇。就算你读书、职场都是一把好手，回到家里该如何自处，如何将主妇生涯经营得有声有色，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个艰难学习的过程。”
新浪潮
万丹加过一个“80后全职主妇”群，也参加过线下活动。十几个年轻的全职主妇挑了一个工作日一起吃了顿海底捞，下午去后海坐了两个小时，赶在晚高峰到来前作鸟兽散，各自赶回家给老公做晚饭。
寻找同类，寻找回声，交流共同的困惑和麻烦，寻找解决之道。对于和社会联系相对较弱的全职太太而言，这样的需求自然更为强烈。但万丹也只参加过一次，她感觉她的困扰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和她们不大同。”
在眼下的中国，尤其是北京这样所谓的国际化都市，全职太太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逐渐走向平民化。陶太——一名全职太太，在她给FT中文网写的专栏中总结这些平民全职太太的特征：工薪阶层，家境小康，有一到两个低龄小孩，全家每年至少安排一次长途旅游，每周去一次大型超市，偶尔花大价钱买有机肉菜。其他额外花费包括：情人节扎堆看场电影、定期饕餮、到颐和园之类京郊胜地发个呆，享受一把慈禧太后的夏日心情。
“如果能被这些标签定义倒好了。”“80后全职主妇”群的群主之一，Fiona说。这个群有两百多位成员，活跃度高的有五六十人，Fiona和很多人都很熟。这个群已有五年历史，成立时，Fiona刚刚辞职。
不同于万丹——曾经的“女强人”放下身段回归家庭，28岁的小河在14年前就知道，她生来是要当全职太太的，这在1990年代末的北京是“非常古怪和不能言说的想法”。那个时候，外企刚刚大面积进入中国，大部分女生都渴望成为“白领丽人”，全职太太的概念多半和“二奶”挂钩。
从高中开始就明确了全职太太这个职业是自己最向往的人生后，相比那些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的迷茫年轻人，小河整个大学期间都明确地为这个人生规划而努力：“不停地看各种书，学一切有意思的东西，尽可能开阔眼界，也努力学习做家事。”她很幸运，一毕业就遇到了一个相爱、并愿意成全她居家梦想的先生。
小河的先生创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两个人都不强势，性格温和，都是佛教徒，相识至今8年，从未发生过一次争吵，“这点我非常得意”，小河笑着说。他们是那种从一开始就郑重地将对方视为绝对伴侣的人，结婚后先生将家中全部资产都放在了小河名下，以保障小河作为全职太太的权益。
这对亲密伴侣的压力全部来自外部。结婚登记表上需要填工作单位，小河写下“全职太太”四个字，被工作人员一个白眼改成了无业。对她最大的伤害来自父母。大学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去英国读一年制的硕士学位，但小河认定了既然自己已遇到心爱的人，又一心想全职在家，就无须为了一个文凭而平添分隔两地的风险。她的拒绝让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她冷言冷语。直到今天，小河父母对外介绍女儿时依然说她已婚在读书，不愿承认她是全职太太。
“他们不能理解，但我知道他们在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小河笑着说。
幸运的，后悔的
小河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主妇。居家生活让她本就温柔的性子变得更慢，如今她有充分的耐心和包容，去面对别人对她身份的贬低和傲慢。“贬低是用同情的心态讨论这些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变成家庭妇女的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能依靠老公;傲慢是用攻击的语气来评价全职太太是脱离社会和不上进的人。汇总到一点：全职太太的未来注定会很悲摧，自己没有能力赚钱，失去吸引力，老公找小三，扫地出门，等等。”
小河发现持有这样论点的人，多半是年轻上进的女孩和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年轻女孩在大城市打拼，确实需要更多激情动力。职业女性有自己成功后的自信和满足，言辞苛刻也常见。”但她的价值观毫不动摇。“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年轻拼搏的女孩子，也不缺成功自信的女强人，但我的家庭缺少一个好太太、好妈妈。我自问天生没有兴趣赚钱、那就做好自己，照顾家庭，尽到本分。”
在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大环境里，能成为一名满足的全职太太在小河看来必须具备两点：一是自己真心喜欢，愿意当全职太太，而不是总想着自己在为丈夫、为家庭牺牲奉献;而先生也必须百分百支持，并能提供充足的经济来源。一句话——一个想当全职太太的女人遇到一个想找一个全职太太的男人，两个幸运儿的相遇。
而更多的女性成为全职太太——就像万丹那样，多多少少是屈就和被动。Fiona也是。她热衷于这个群的事务和她自己的故事有关。大家都说，她是“全职”界的前辈，又热心，很多太太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倾诉。Fiona之前是一家国企的HR，漂亮、强势、老公宠爱。结婚一年后，老公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工作，她想也没想就辞职跟去了。父母跟她说，你去了或者工作或者读书，绝对不能呆着，她没放在心上。到了美国，发现左邻右舍都是全职太太，更是觉得无所谓了。这些邻居“全职太太”们，在社区里有各种组织，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她们可以为家庭减税，有社保有医保。
不同于万丹和小河——做全职太太这件事，在Fiona的婚姻里，一直都不是一个双方的决定，而是“稀里糊涂、顺水推舟，就这么过来了”。初到美国时两人经济压力挺大，Fiona能感觉丈夫内心希望她工作，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但他没明说，我看了看能做的工作，不是帮人看孩子也就是去超市当收银员了，面子放不下，就这么算了。”
虽然是全职太太，Fiona觉得自己过得很辛苦。头三年老公换过五次工作，她的记忆就是不停地搬家搬家，她后来甚至练出了一天打包完全部家当的本事。第四年，他们的日子终于稍稍稳定，她想去念个硕士，却意外地发现怀孕了。
“父母对我很不满，国内的闺蜜也警告我，说我这几年除了搬家一事无成。”Fiona说。其实她对自己也有些失望，虽然对事业并无野心，但她天性好强，尤其在和丈夫的关系中，多年来习惯了女王角色，到了美国后却深感自己的地位一降再降。丈夫曾在没有和她商量的情况下买了一辆二手宝马，她大发雷霆时他却理直气壮地表示“钱都是我赚的”，这令她愤怒委屈而又无话可说。她终于下定决心，挺着大肚子去大学上课。
“当全职太太是我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在Skype彼端，Fiona对记者说。“当你明显感到他从对你仰望、爱慕和尊重到对你不屑一顾时，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崩溃。男性的势利在于他们既想有一个田螺姑娘帮他们收拾好一个家，又希望你能出去赚钱，有个风光的社会地位，很有面子。”当她拿这番观点向丈夫声讨时，他反唇相讥：“女人不一样吗?既想不花力气地在家呆着，又要老公把她当做功臣供起来。”
“他不承认我的家务是劳动，是完全不比他轻松的劳动。”Fiona说，“可悲的是，在出问题前，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如果我知道他这么想，我不会和他来美国，甚至不会和他结婚。”在网上，她给过很多不安的太太出过主意，但轮到自己时她同样迷茫。“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念完书，然后找工作，找不到就回国，带上儿子。”
“半职太太”
当一名全职太太?只有你递交辞职报告的那一刻是畅快淋漓的。在生活——在之后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里，有的是各种面目模糊的情绪夹杂在一起向你涌来，你或者反抗，或者被它们吞噬。
叮当曾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她留在母校厦大做就业指导。她乐于社交，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大学待遇好、假期长，喜欢旅游的她去了很多地方。
2009年，叮当遇到现在的先生。爱情让他们闪婚，并很快有了儿子。叮当决定辞职，她的决定来自于两个考虑：一是她愿意把人生中的一段交付家庭生活，二是她扪心自问，这份工作是大家都说好，还是自己真心喜欢。她的答案是前者。
但她很快陷入了惶恐。十多年的职场生涯给了她成就感，收入、快乐、满足。突然陷入家务的她一下子难以适应离开了全部这些后的空白。
“时间不难打发。有一个孩子，你有做不完的事。”问题在于精神上，她感觉不到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做早饭，不是换尿布，而是有意思的，有创造性的，做一件什么东西。西蒙·波伏娃说：“妇女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大程度地缩小与男性的差距，也只有工作才能让她们真正地自由。”这句话过时了吗?那么她还说：“我需要一个奋斗的目标，要克服的困难和要完成的著作。我活着不是来享受豪华的生活的。”
叮当最喜欢的事是旅行，以及把旅行的感受与人分享。2012年过完年，她行动了，她谈妥了出版社，开始写她的书《直到世界尽头》。儿子1岁半，她没有请保姆，坚持自己带。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做饭，做家务，一直忙到晚上9点，把儿子哄睡后，叮当才迎来一天中属于她自己的时间。查资料，翻日记，写文章，时常要到凌晨两三点——一本书的诞生和一个孩子的诞生一样艰辛。
写书的收益——和叮当以前的收入比，和对整个家庭财政的贡献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但叮当觉得这件事对她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她也笑称自己家庭妇女、全职太太，但她充实、紧凑到根本不及陷入对身份的迷惑，陷入虚无。
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她们已铁定心思不想再忍受朝九晚九、疲于通勤、疏于家庭的生活，但让她们放弃独立，全然依附于丈夫的经济来源，她们又始终心有不甘，如同叮当这样——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称她们为“半职太太”。
阎红——笔名小巫，曾经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担任过美国两所大学的管理职位、做过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新闻官，在生第一个孩子时便辞了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光鲜的头衔，居家已经十多年。她写了十本关于儿童教育的畅销书，推行母乳喂养和华德福教育。她从来没有纠结过自己的身份，“我先生介绍我时会说我是儿童教育专家，我的孩子会和别的小朋友说我妈妈是写书的——这有什么关系?即便他们说我妈是做菜的，她做的菜天下第一好吃，我也很开心。”
除了理解和接受度，认为相比美国、德国之类的发达国家，中国为全职太太提供的土壤更稀薄的一个原因还在于社会空间的扁平和社会事务的欠活跃。但叮当和小巫她们都证明了这并非不可更改的：在厅堂、厨房、保险箱和幼儿园之外，你还有一个世界。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那里都能找到空间。
记者 王宏宇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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