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影响着公众的利益、大众的生活，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群众的支持，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现实中，一些政策的调整和出台，却经常受到质疑、遭遇阻力。
其实，很多引来“反弹”的政策，本身不一定有问题。但政策的出台、实施、执行与反馈是一个全链条，任何一环都可能影响到其公共性。这当中，既有公开与沟通的问题，也有“时、度、效”的问题;既有利益群体协调的问题，也有舆论误解误判的问题。信息时代、转型社会，公共政策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从决策者、参与者、监督者和社会公众等多个侧面，探讨如何增强“公共性”，让公共政策能够“行稳致远”。
——编 者
与公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群体“沟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目的性、有引导力、有对象感、有效果意识的“公开”
“网约车合法了!”7月底，随着出租车改革方案与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围绕出租车改革这一“改革硬骨头”的众多争议和猜测基本尘埃落定。与此前很多人担心的火爆场面不同，全球第一个国家层面的网约车监管法规亮相可谓波澜不惊。
我们总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深水区，顾名思义，“水很深”。一个问题背后，会有过去种种情况的累积，会有现实种种利益的交叠，也会有未来种种路径的考量，就如同出租车改革，既需要革除传统出租汽车管理的历史积弊，又需要规范网络约车发展，还要平衡好乘客、驾驶员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格局之复杂令人头痛。深水区因而也绝非一眼能看到底，很多事情如果不认真对待，不仅可能“难以说清”，而且可能“一说就错”。如何实现信息公开的及时与充分，如何做到各方沟通的有序与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把关键的“过程信息”压在箱底，只摆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并非好的选择。近年来，从多地抵制PX项目，到垃圾焚烧站引发“邻避效应”，再到围绕“禁摩限电”的争论、菜市场动迁激起的舆情，面对公众的疑问、诉求与焦虑，一些职能部门澄清的声音往往显得既微弱又迟缓。在该说话的时候失声、该对话的时候回避，只会错失增进互动、凝聚共识的良机，久而久之，难免让人“习惯性质疑”。
应该说，“公开”一词，已成共识。从新世纪初开始，这一概念就慢慢植入了中国的政治运行中。2003年的非典，无论对公众还是政府，都是一次大范围“启蒙”。10余年过去，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政府信息网站到政务微博、微信，公开的理念、方式都在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权益的敏感、对公开的要求、对信息的把握，也今非昔比。公开的步伐与公开的诉求在赛跑，如果“群众都过河了，你还在摸石头”，难免就赶不上趟，不仅尴尬，而且被动。
不可否认，相比以往，现在的信息来源更加芜杂，信息质量也是泥沙俱下。也正因此，人们更需要权威而不装腔作势、专业而又通俗易懂的“官方回应”。这类信息一旦供给不足，就会产生“信息逆差”，让那些片面、偏激，甚至是虚假、错误的信息占据了舆论市场。这启示我们，仅仅是“公开”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与公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群体“沟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目的性、有引导力、有对象感、有效果意识的“公开”。
诚如中央领导强调的，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话，是可以原谅的。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静默失语，不主动做工作，不敢担当，造成更严重的舆论误导，那才是不可原谅的。的确，要相信公众的理解力，也要相信社会的承受力，更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善意。如果政策出台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公众的信任、支持甚至是奉献，也需要建立在合理补偿与耐心疏导的基础上。机动车限牌、房产限购，曾在多个城市以“民间传闻—官方辟谣—政策突袭”的套路上演，如果谣言总成“遥远的预言”，再怎么用尽心思，也难免弄巧成拙。
围绕出租车改革，从前年7月开始，交通运输部就着手调研，不仅分赴全国21个不同类型城市深入了解情况，而且研究了美、日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出租车法律法规和政策，召开了数十次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座谈会、论证会和咨询会。去年10月，管理部门又就改革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搜集到了10个方面6000多条意见和建议，并吸纳进正式版本，为“有争议”变成“挺满意”奠定了扎实基础。摒弃“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注重“我说你评”“你问我答”的双向沟通，把公众视为平等的对话对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强公众安全感与获得感的最基本途径。
公开也好、交流也罢，说到底是对公众的“预期管理”。有研究者坦言，“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是一种心理期许，先决条件是透明、公正与公开”。转变思路，放下身段，以“政府不发言，舆论就发炎”的自警自省，做好政策发布前的说明、遭到质疑后的解释，才有可能在不断改善的政民互动中，找到获取公众信任的最佳“打开方式”。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0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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