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段时间以来，从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到河南安阳公交车杀人案，一些“冷血杀手”把报复社会的厌世心态撒向了与自己毫无干系的陌生路人。
有学者指出，这些都反映出“社会越轨”的现象：个别群体由于生存压力或个人经历，导致社会情绪失控，做出了偏离或违反现存社会规范的行为。
那么，什么是“社会越轨”?为何会频频出现，该如何消除?
新京报专访知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1 定义 “社会越轨”更多是“负面评价”
在社会学概念里，“社会越轨”本是一个中性词。从狭义角度看待“社会越轨”，今天主要是指社会上的违法违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负面评价”的行为。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的“社会越轨”事件较多，什么是“社会越轨”?
李强：“社会越轨”是一个舶来的社会学词汇。简单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制度规范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一般按照制度规范去做事就被认为是按照轨道去走，反之，违反制度规范，就成了“社会越轨”。
新京报：这个“制度规范”主要指什么?
李强：一般来说，制度规范分为好多层次，有法律层面的，比如宪法法律和各部门的法规等;有习俗道德层面的，比如节日盛典、婚丧嫁娶的民风传统等。既有正式规范，也有非正式规范，有些带有非常严格的约束性，也有一些只是倡议性的。总之，任何社会都有相应的规范来作为公众的行为准则。
新京报：为什么目前看到的“社会越轨”事件都是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李强：在社会学概念里，“社会越轨”本是一个中性词。因为越轨的含义很广泛，比如说发明创造就不是按常规出牌，如果都墨守成规反而难以做出发明创造。再比如说制度创新，当年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当时小岗村的行为就是越轨的。
从狭义角度看待“社会越轨”，今天主要是指社会上的违法违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负面评价”的行为。像最近一些高级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像山西孩童被挖双眼之类的恶性事件，这种行为是严重违法乱纪，或者说严重越轨行为。
新京报：具体来说，都有哪些行为算是“社会越轨”?
李强：除了刚才说的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践踏法治文明的现象，更多的是那些大量的一般性违法违规行为。
比如说在大街上到处贴的“办证、刻章、卖发票”的广告，这绝对是违法行为，但是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场所，这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这种违法行为不像杀人放火那样直接残害生命，但它对社会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再比如舆论所说的“中国式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一群人蜂拥过马路，这虽然不是犯罪，却置交通规章于不顾。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那一个社会如何维持秩序呢?
所以说，大到影响恶劣的违法事件，小到闯红灯、乱扔垃圾，都是一种社会违法违规行为，都是“社会越轨”。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的“社会越轨”都有哪些特点?
李强：目前整个社会上违法违规的现象是比较严查的。那些已经完成社会现代化转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均GDP达到几万美元的国家，由于法治比较健全，它们的社会越轨行为就少得多。
我国当前“社会越轨”现象的突出特点是越轨行为泛化和社会溃败细胞化。
越轨行为泛化，是说一个社会很多人都不按照社会规范去做，违规行为普遍化。我们最近做的一个问卷调查，发现虽然惩治腐败力度在加大，但是在基层办事还经常要花钱。在问卷中，我们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到基层办事得靠送钱送礼”，结果57.1%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
社会溃败细胞化，是说社会越轨行为已经腐蚀到社会机体的细胞里。比如说打拐，为什么拐卖儿童现象一直这么猖獗?其实问题就在基层。很多儿童都被卖到农村去。一个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孩子，周围的村民会不知道吗?肯定知道。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却没有人去揭发呢?因为在村民眼里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又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大厂家以外，千百万小农都是食品的生产者。那么他们守规矩吗?前段时间爆出某地农民在生姜中撒入剧毒的农药，这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可是他们不管，依然在使用，全村的人都在这样做。如果不是媒体曝光，恐怕这样的事件会也很难被当地政府治理。
2 原因 成本低使“越轨”成常态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违法的成本比较低，在从众心理作用下，越轨开始泛化。
新京报：大范围出现“社会越轨”事件，是从什么事件开始的?
李强：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越轨”事件还是很少见的。就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起大诈骗案来说，当时外贸部一名叫王倬的科员，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今天来看，情节很简单，他的便条上写着：“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咐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这个案例说明，在当时，人们普遍都很单纯，不会想那么多，还是遵守制度规范的，不然不会这么简单的骗术就被能得逞。如果放在今天，马上就识破了，因为当下的类似骗局较多。
新京报：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
李强：应该说，比较明显的标志，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规则的极大变动造成了社会的失范。一个社会的行为准则一般很少发生大变化，任何一个社会要稳定，首先要保持其行为准则的稳定。
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体制都改变了，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等，如此巨大的体制变迁容易造成规范缺失，在社会学理论上叫做“社会失范”。
新京报：有哪些原因造成“社会越轨”频发?
李强：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随着很多新事物和新问题的产生，人们需要很多新规则。
比如说互联网，从产生到现在，在整个社会中普及也没用多少年。它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规则。所以，经常会看到网上一些语言表达就很不文明，出现不少诸如谩骂、人身攻击的现象，很多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这不能算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确实是违反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明准则。
新京报：为什么不算违法但是违规的现象得不到禁止?
李强：一方面原因是违法的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原因是利益驱动。当然这个利益是比较多元化的。有些人是为了当官，有些人是为了赚钱。总之，利益确实成为导致社会普遍出现越轨行为的一个内在驱动力。
新京报：为什么管理者也试图治理，但是，越轨还是很普遍?
李强：因为现在的社会越轨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出现层级化，不仅仅出现在大众层面，更出现在一些官僚层级。由于从众心理的因素，违反规范现象普遍，人们都司空见惯了，社会越轨泛化了。就像过马路，如果别人都纷纷往前挤，你一个人站在那儿会很尴尬，说不定最后也会跟着过去。并不是每一个等绿灯的人都想违规，但如果一个社会绝大部分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你也会跟着从众。
社会越轨泛化的可怕性在于，遵守规则的人反而会吃亏。于是，“越轨”成常态，“守法”成例外，轻微违规成了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
3 解决 需用制度来完善“法治文明”
不管是哪个层级的人，只要违法乱纪，就要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有效解决，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法治文明。
新京报：修复因“社会越轨”带来的影响，应该比较困难?
李强：决定一个社会行为规范，有几个层面的因素，最高层面是由信仰、理念和信念等构成的基本信仰信念体系，其次是基础性的制度规范，包括完善的司法体系，再次是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监督体系。需要这几个层面共同发力，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效果都不会太明显。
新京报：现在社会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信仰基础受到侵蚀。
李强：在旧时代，即便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但是民众有一套自己的信念基础。所以，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是要构建起它的信仰体系。如果，信仰信念非常薄弱，建立起来很困难，动摇信仰却很容易，动摇了再想巩固就更为困难。
信仰，说到底就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规则的敬畏。
新京报：所以说信仰也需要制度规范来保障?
李强：对，现实中就需要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对于“社会越轨”事件，以法律为判断尺度，及时治理，捍卫规范，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要保证公正。
一方面，需要有法可依，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法治文明，另一方面，需要有法必依，不管是哪个层级的人，只要违法乱纪，就要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有效解决，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法治文明。
当然，现在的问题也在于一些司法漏洞，让一些民众对法律缺乏信心，认为无法保障公正，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只有让民众相信法律的公正和作用，大家才会更加尊重法律。从这半年的一些“社会越轨”事件就可以看到，一些人也是因为无法通过制度规范来表达诉求，捍卫权益，出现了违法行为。
新京报：你还提到要开放社会监督?
李强：现在媒体、网络正逐渐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但网络监督的一个局限是很难辨明真伪，包括存在网上造谣。一个社会的监督应当是多元的，网络监督是一种新的形式，现在中纪委也在利用网站的力量进行监督。
我认为更应该加大公共传媒的监督作用，“表哥”杨达才的落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公共传媒监督中，要更加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提到的拐卖儿童事件，假如每一个公民都能发挥作用，社会越轨事件就会少得多。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微博)
实习生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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