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访叶老家村打工农民
农民工的百态人生以及对社会的期盼和诉求，警示我们要把亿万农民工生存现状、精神归属作为关注重点，在新一轮改革中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林嵬 王军伟 张舒宁 毛振华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3%，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35%，中间的数字缺口就是2亿多没能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为了真实记录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的生存状态、所想所盼，《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设计了一个样本调查，随机选取了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对部分打工者进行了跨越六个省市的寻访。
叶老家村是农业大省河南淮阳县四通镇的一个普通乡村，人口3000多，人均耕地1.3亩，全村劳动力1600人，外出打工的超过800人。20多年来，叶老家村打工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们西到新疆种地，东到山东打鱼，南到广东办厂，北到内蒙古当厨师。
近日，本刊记者在这个村蹲点调查，并沿着这个村打工者的足迹，深入广东、内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6省区市，行程万余里，与22位农民工促膝交谈，目睹他们艰辛打工生活的种种遭遇，倾听他们长久压抑的胸中积怨，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和梦想。
通过对他们经历的了解、内心的走入，本刊记者深深感受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一代农民工不能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和过客，而应被当作城镇化的主体来对待，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及早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
张君：拆迁拆掉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
张爱荣老太太今年78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女靠种4亩多地艰难谋生。提起大儿子张君，老人掩饰不住内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没花过他的钱。”
告别张老太太，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罗旗营村，在回迁楼工程前的一个路口见到了张君。红色的安全帽下一张圆圆的笑脸，明亮的眼睛中透着一股灵气，与老母亲“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来打工24年了，从建筑工人起头，奋斗成饭馆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运气差一点。”张君说。1989年，17岁的张君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虽然每月能挣150元，但更期望找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从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学徒，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在餐厅当了大厨，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着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挣点。”1998年，张君用打工积攒的4万多元，在昌平区开了一家饭馆。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为拆迁，小餐馆被迫关闭。
张君的第二家餐馆很快在朝阳区开张了。图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刚刚好起来却又面临拆迁。由于拆迁限期紧，餐馆装修投入大却没得补偿。接着，张君又搬到西直门开了第三家餐馆，不到一年又遭遇拆迁。4年3家餐馆被拆迁，心灰意冷的张君把餐馆家当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说起过去的遭遇张君很无奈。“我有两个在饭店一起当学徒的朋友跟我命运一样，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孙5次开餐馆5次遭遇拆迁，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门口推着三轮卖凉菜。”
张君说：“折迁改造后，北京的楼更高了，但一个小门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万元，开饭馆门槛也高了。拆迁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2003年之后，张君又在北京包过厨，还到秦皇岛卖过糖炒栗子，又到郑州卖过烤鸡，但都没挣到钱。
“我不是学习不好才出来打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业回报家乡，比如挣了钱给家里修条路。”说起自己的创业梦，张君虽有遗憾但雄心仍在。屡遭挫折的他仍然坚信：“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只要勤劳，就有财富。”
张立新：雪上加霜的丧子之痛
离开仅仅2年多，健康聪明的儿子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张立新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今年6月6日，张立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文超在医院快不行了，快来看看吧！”带着妻子和弟弟张新政，他们连夜坐火车赶往杭州。
当不到16周岁的儿子张文超决意外出打工时，父亲张立新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经老乡介绍，张文超来杭州市一家4S店搞汽车维修。在杭州一家医院里，他们见到了正在抢救中的儿子张文超。据工友介绍，文超是冒着高温躺在汽车底盘下修车时晕倒的，被发现时没啥知觉，像个植物人。几天后，张文超去世。
“抢救总共花了9.5万元，4S店只垫付了4.5万元，医院说不补齐欠款就不让拉走尸体。可我们都是农民，上哪弄5万元？医院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家属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可以抵偿医疗费。没有办法，我哥只能签了协议，卖掉儿子器官还债。”张新政哭着说。
孩子不明不白死了，总得有个说法。可“讨说法”路上碰到的都是冰冷面孔。在死亡原因上，双方存在巨大争议。4S店坚称文超是突发疾病；可张立新认为儿子身体很好，并无大病史，可能是意外死亡。医院的死亡原因分析也措辞模糊：“考虑可能是自身原因”。
在赔偿数额上。“我们提出赔偿69万，但4S店只出35万，后来又压到20万。可当我们打算同意时，谈判的范经理又称做不了主，由律师负责谈判，再次将赔偿数额压到6.7万元。”张新政说。
7月中旬，本刊记者费尽曲折在杭州一个工地的毛坯房里见到了张立新夫妇，此时这对夫妇精神恍惚。张新政说，在处理后事的一个多月中，我们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信访局，拱墅区劳动局，4S店所在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有的部门做个记录就没了回声，有的部门过问了。4S店的老板话说得很好，愿意和我们谈，但就是拖着我们。老板看出来我们经济上撑不多久，想拖时间少赔钱。”
由于拖不起，想尽早拿到赔偿款回家，张立新两口只好天天缠着4S店的代理律师，律师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后来律师报了警，张立新夫妇还被带进派出所。因为身体虚弱，张立新的妻子曾3次晕倒在杭州街头，内心绝望，她曾去跳西湖，幸而被好心的群众救下。
张怀忠：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四亩地
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今后归属在何处，是本刊记者采访这些农民工的突出感受。无论是事业有成的成功者，还是饱尝艰辛苦苦挣扎的打工仔，都对未来表现出不确定性和迷茫感。
经过13年打拼，今年31岁的张怀忠已是广东东莞一家小型电子厂厂主，年产值超千万元。但问起未来打算，他依然一脸迷茫：“我的想法就是跟着市场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早退休。但退到哪里，不知道。我虽然已在郑州买了房子，但不一定去郑州，买房主要是让血汗钱保值。”
张怀忠说：“我家里有4亩多地，单靠种地生活困难，但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4亩地。”张怀忠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我们最怕不平等竞争，中国的大企业太大了，小企业活路窄。2008年办厂以来，我没从银行贷到一分钱，想办个信用卡，因为是外地人都办不了。”
20多位打工者中有6人算是“成功者”，拥有在中等甚至大城市买房的能力，其中4人买了汽车。但“打工有成”的他们内心世界却漂泊不定。2009年，张怀忠的哥哥在天津一个工地摔伤去世，留下嫂子带个三个未成年的侄子；父亲也因抑郁得了癌症。虽然创业有成，但老家仍让他撕心裂肺地牵挂。张怀忠说：“过春节时就想回家，一千多公里，路上再堵也回去。开20多个小时，只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总值增加超百倍，城市面积扩大近8倍，但城镇化率只增加不到2倍，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没能真正融入城镇。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缺乏归属感的现状令人忧虑。
农民工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纪大一些的渴望落叶归根，但多年的城市洗礼又使他们不能适应落后的乡村生活。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巨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如果不能顺势而为采取得力措施，打消他们城市“过客”心理，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安居乐业问题，新型城镇化的红利将无法释放。
张瑞平：考上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张家乐：妈，我是乐，您和爸在那边注意饮食，别太累着自己，我在家里很听话，别担心我，今天(抓)的爬蚱(蝉)又卖了二十几块，高兴不？
——妈妈：我和你爸老是觉得对不住你姐弟俩，给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我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想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
——张瑞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我们姐弟俩共同送给您的诗。
——妈妈：瑞、乐，我下班刚回来看到了你的信息，心里很感动。其实这首诗应该送给你奶奶。
一见到本刊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张运生的妻子谢慧敏，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给记者看，“孩子给我发的短信，我全都留着。”谢慧敏说，我们老在外地打工别提有多思念了。
对于长期离别之痛，叶老家的村民们拙于表达，他们把思念当成了习惯，或许只能通过遗忘才能减轻伤痛。当本刊记者走进叶老家村时，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
叩开叶老家村张运生的家门时，他13岁的大女儿张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圆桌上预习功课，10岁的儿子张家乐在家里午休。大铁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张瑞平说，她想通过这句话勉励自己，考上好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亲情的欠账是叶老家村打工者内心最痛的痛点。即便如此，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日子过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难的打工者，都在刻意克制着这种对于亲人的思念。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遗忘的角落。随着新一代农民工走进城市，随着现代文明对农民工群体的熏陶，农民工们的精神追求日益丰富多彩，他们的情感迸发日益浓烈。农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迁徙的自由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大政策拆墙破壁，公共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城镇化建设破解这一时代难题。□
“我就这么大的本事，都用尽了”
一辆机动三轮车急刹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面前，叶刚岭从车上跳下来，此时已是下午1点半。他解释说：“昨天村干部打过电话了，只是在通州卖菜回来晚了。”
北京朝阳区东坝乡后街，44岁的叶刚岭在这里租房卖菜8年了。本刊记者带他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个菜，可他很少动筷子。“我有胃病，多吃一点胃就难受。”他说。
叶刚岭为我们描述了他和妻子谢琴的一天：凌晨2点起床，走50多公里到新发地市场批菜，然后再走30多公里赶通州早市，一般到中午12点能卖一大半菜，回家吃点饭睡上一个多小时，再去周边小区把菜卖完。吃完晚饭已到晚上九点，一天最多能睡6个小时。
“我这病是萎缩性胃炎，痛起来人乱跳，5年内发展到啥地步也不知道。”叶刚岭说。记者好心劝他：“买个保暖杯，早起带杯热水，暖暖胃。”叶刚岭低头没吭声。
从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经过，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出租房，叶刚岭租的房子就在小巷尽头。屋里一团漆黑，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一张大床占据大半个屋子。床上妻子谢琴和二儿子叶永帅在睡觉。叶刚岭是先把妻子送回家“补觉”，然后才去见我们的。
叶刚岭前妻因病去世，留下一双儿女，现在的妻子在北京卖菜时认识的河南老乡，又带来一双儿女，一辆卖菜车上承载着沉甸甸的6口之家。
“大女儿、大儿子都来北京打工，现在二儿子初中没上完也来了，由于只有15岁，找不到工作先在家呆着。”叶刚岭租了两间小房，一间留给女儿，一间他们三口住。大儿子自己在外住，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叶老家村，留给了70多岁的父母照看。
2005年刚来北京时，叶刚岭只带了200多块钱，100块钱租房，100多块钱当卖菜的本钱。“那时在街上卖菜，市场管理人员经常来抓。后来外地人与管理人员发生激烈冲突，现在基本上不抓了，俺也算有条生路了。”
当本刊记者问起未来打算时，叶刚岭一脸茫然地说：“两个儿子娶亲是最大压力，但我就这么大的本事，都用尽了。过到啥时是啥时，啥时干不动了，还得回去。”□
“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20多位打工者中，除了在北京从事互联网服务和在广东中山生产销售灯具的两位村民外，其他人共同的感受是超时劳作，身心疲惫。
今年28岁的张记海在山东荣成当渔工，一年收入5万元。这份不薄收入，他并不十分满意。“出海一次两个月，在船上24小时随时待命，只要有鱼群马上就得上岗。有时网烂了要补网，几天不能合眼。国家规定风超过八级，不准出海，但风越大老板越逼着出海，因为风大鱼多。”
最让张记海愤怒的是老板经常扣他们的钱：“有次出海老板扣了我三分之一的工钱，理由只有一个，船长说我干得不好。去年一年，算下来该给没给的大约万把块。”
本刊记者采访到的打工者，只有两位交纳社会保险，其他有些人想买买不到，有些根本不知道有相关政策。农民工们反映，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基层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他的另外一个老乡叶维红曾在天津当建筑工。2011年下班回宿舍路上，严重超载的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受重伤全身瘫痪，智力只相当于几岁孩子。公司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后便不再继续付钱，叶家在天津找到律师协调赔偿事宜，至今没有下文。这场变故，让这个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近十多年来，叶老家村有4人在打工中因事故等原因死去，还有一些像叶维红这样的伤残人，既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和沉重负担，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跟丈夫张运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的谢慧敏的困惑耐人寻味：我们不生气人家多有钱，而是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日子仍然过得很难？采访中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质疑：“老板开100多万的好车，为啥给工人发工资多一块钱都计较？”
农民工看似朴素的语言折射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们对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给国家在新一轮改革中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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