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5日文章】题:评《最高纲领派: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作者该报前执行主编、《华尔街日报》前执行主编鲍伟杰)
1970年2月18日那天,理查德 尼克松发表了一次谦卑的演说,谦卑得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不像他的风格。这位当时还是第一任的总统告诉已厌倦战争的国会说:“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全部自由国家构想所有的计划,制定所有的方案,执行所有的决议,承担所有的防御工作。”他接着还说,美国只能充当“天平上的一个砝码而非全部”。
这仅是尼克松为了实现势力均衡而在外交政策上过谦的短暂一瞬。随后,他就对北越发起了大轰炸,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局面,提出了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并开展了一些非常激进但单方面的经济政策实验。
这种以退为进的态度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并不容易。尼克松曾说过:“事情做了一半和全部做完,花的功夫是一样的。”他担心美国面临着作为大国彻底完蛋的危险,并倾其所能壮大美国实力。然而尼克松对美国在全球充当的角色摇摆不定的态度,正体现了他在位期间的主旋律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永恒的矛盾———有时心怀主导世界的欲望,但当代价升高后果严重时又有退缩的冲动。
对外政策呈现反复
在这本既吸引人又趣闻多多的新书《最高纲领派: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中,斯蒂芬 谢斯塔诺维奇把这个矛盾作为重新审视二战后美国历史的框架,寻找那些他认为可以提示我们了解当前形势的反复出现的事实和教训。想将美国的影响力烙刻在世界上的总统们———那些“最高纲领派”———常常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因袭前任紧缩开支负担的那些总统们通常会因为规避军事上的冒险、减少开支并重新将国家建设重心转移到国内事务而在国内坐享政治上的好处。
尼克松———至少在第一个任期时———就是这样一位总统。最近的总统奥巴马也是。他在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长期国家建设”和“大范围的军事存在”不再是美国的政策之后还不到一年,他便成功连任了。奥巴马还让人想起另一个大人物,谢斯塔诺维奇称之为紧缩开支政策的总统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在位期间,努力缩减国际军事义务,恢复国际和国内计划之间的平衡。
除了对历任总统进行简单的二分,谢斯塔诺维奇还深入思考了美国外交政策上反复出现的模式,并且证明了美国人曾就如何才能———甚至要不要———“做大事”(奥巴马语)达成广泛共识的说法是虚假的。真实的情况远不是这样。至少自从二战后以来,预算的制约、政策的失误以及短期机会主义往往胜过长期战略计划的现实,一直困扰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两类总统交替出现
作为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和美国的前外交官,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谢斯塔诺维奇告诉我们,决策者的野心和作为野心背后推手的舆论周期是不可避免且一再重复的。他对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描述最精彩,抓住了总统和他们的高级顾问之间在努力解决美国角色问题上的内讧。也许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林登 约翰逊是个难对付的“最高纲领派”,同样尼克松也不可能成为削减开支的总统。
谢斯塔诺维奇从二战末期这段历史开始了他的研究。1945年末,时任国务卿的迪安 艾奇逊将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总结为短小精悍的三点:“一、让美国大兵回家。二、别做圣诞老人(别管闲事)。三、别任人摆布。”艾奇逊的上司哈里 杜鲁门总统认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逐步减少军事活动可以让他获益;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他便增加了在核武器和常规部队上的支出,并且开始向国外驻派军队直至最终在36个国家建立了450个军事基地。
危机逐渐消失,花费却增加了。作为二战诺曼底登陆的策划者,艾森豪威尔无时无刻不想着控制军费开支,并以一种更加合作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他实现了强劲的国内经济增长,淡化了美国军事介入世界的倾向。但在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接近尾声时,关于美国是否已落后于苏联和是否需要扩大在世界的影响的讨论主导了下一任总统的竞选活动。
下任总统更加进取?
即使是现在,举国正争论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局自2001年9 11恐怖袭击以来大肆搜集电话和数据记录的做法时,这一周期又一次显现了。在另一篇文章中,谢斯塔诺维奇引用了曾在比尔 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中情局局长的乔治 特尼特的话。特尼特可能知道网络监视增强的事。特尼特曾开玩笑说,在首都,每一个行动“都会招致不相称且截然不同的过激反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谢斯塔诺维奇此书想揭示的主要教训。终有一天,美国要么永久厌倦“最高纲领派”,要么负担不起“最高纲领派”。但很可能下一位总统所要面对的挑战是要求进一步动用美国的力量。
这本书接近结尾时,谢斯塔诺维奇引用了前国务卿希拉里 罗德姆 克林顿的话,与尼克松1970年说过的话产生了共鸣。她说,美国“围绕共同目标与迥异的国家和迥异的人民”展开合作的习惯植根于国家的血液中。但她又加了一句“最高纲领派”的辞藻:“我们的确认为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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