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
